情感史的兴盛及其特征
在2015年山东济南举行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情感史被列为大会的四大主题之一，标志着这一新兴的研究流派已经成为国际史坛最热门的潮流之一。自是时至今，虽然只有短短五年的时间，但情感史的研究方兴未艾，论著层出不穷，大有席卷整个史坛之势。这一蓬勃发展的趋势似乎印证了美国情感史先驱芭芭拉·罗森宛恩在2010年所作出的预测：“情感史的问题和方法将属于整个历史学。”德国情感史研究新秀罗伯·巴迪斯在其2018年的新著《情感史》一书的起始，也对该流派在今天的兴盛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在过去的十年中，情感史的论著出版和研究中心的成立，其增长数字是极其惊人的。”情感史研究的吸引力在哪里？它在理论和方法上具备什么特征？情感史与历史学的未来走向是什么样的关系？笔者不揣浅陋，想在此对上述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以求证于方家读者。
当代史学的发展大致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没有一个流派能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一个新兴史学流派的勃兴，往往需要兼顾其他相关流派的研究志趣，同时又要与历史学关注的主体对象相连。情感史的兴起和发展明显具备上述特征。就前者而言，情感史与其他新兴的学派，如妇女史、性别史、家庭史、身体史、医疗史以及之前流行的新文化史和社会史都有密切的关联。而以情感史研究与历史研究主体对象的关系而言，或许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写》一书。此书作者是以提倡新文化史而闻名遐迩的美国当代著名史家林·亨特。她在2014年写作此书时指出，历史学的未来走向将就“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展开进一步的探究。这一观察，似乎卑之无甚高论，因为自古以来历史书写便以人的活动为对象，而人的活动之开展，又必然以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舞台。其实不然。亨特认为，历史学的未来将是“自我领域与社会领域会相得益彰，同时向外扩张”。其言下之意是，自20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在扩张社会领域的方面，即从社会结构来分析人之活动如何受其制约和影响，已经获得了相当显著的进步，而现在则需要考虑如何深入扩张自我领域。朝着这一方向，情感史作出了深入全面的探索并取得耳目一新的贡献，这也正是当今情感史日益兴盛并表现出巨大吸引力的原因。
自古以来的历史书写，的确以人为主体，只是最近才有不同的尝试（如动物史等）。若借用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形容男性史研究的话来说，那就是人虽然在历史著述中“随处可见”，其实却往往“视而不见”。此处的“视而不见”，指的是一般的史家虽然注重描述人的活动，但对人的自身亦即亨特所谓的“自我”，没有进行深入的探求。更具体一点说，人从事或者创造一些活动，背后由什么因素推动？是出于理性的考量还是情感的驱动？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心理史在这一方面曾有所探究。心理史虽然注重人的心理活动及其成因，但对后者缺乏更为深入的考察。而情感史的研究则指出，人的自我由大脑和身体两方面构成，即与心理和生理都相关。这两方面不是分离独立的，而是密切相连的。举例而言，我们看待史家治史，以往注重评价他（她）发表的著作即注重其研究的结果，而非其从事研究的起因和过程。即使我们研究、解释其从事研究的缘由，也往往只简单指出其对学术的兴趣和热诚或者学术界的外部要求和压力等。但问题在于，如果学者从事研究出自其兴趣和热诚，那么这一因素是如何形成的呢？在从事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他（她）又经历了怎样的情绪起伏波动？这些都是情感史关注的内容。
情感史关注的内容与当今史学界和整个学术界的新动向有着密切的互动，而这也是情感史研究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思潮，基于一个二元论的形而上学前提，譬如主观与客观、人类与自然、心灵与事物、大脑与身体、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区别与对立，而战后的学术思潮便以逐渐突破这一思维传统为主要发展趋势。福柯对疯狂的研究，尝试挑战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理所当然的界限，由此启发了身体史、医疗史的研究。情感史的开展既与性别史、身体史、医疗史相关，同时又作出了不同的贡献。如上所述，情感史注重身体和大脑两个方面，因为情感的生成和波动牵涉二者。比如一个人脸红，可能是由于羞涩，也可能是由于紧张或愤怒。情感是身体反应的一种表现，但这种表现同时又与大脑活动相连，二者之间无法区别，互为因果。同样，一个人微笑——嘴角两端上翘——这一动作，也具有多重含义。微笑可以表达一种愉悦的心情，但又无法一概而论，因为尴尬、心里不安甚至不悦时，也会微笑对待，当然这里的“笑”是否还称为“微笑”，便有待别论了。事实上，情感表达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情感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上述两个例子既能说明情感史研究的理论基点，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其兴盛的原因。因为如果要研究人的脸红或微笑，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情感史研究的兴起，本身就是跨学科交流的结果。比如神经医学的研究进展，便部分地刺激了情感史的研究，神经医学家会主要考察脸红和微笑与脑部活动之间的关系。受其影响，一些科学家希望能通过考察人的面部表情来精确测出人的心理活动（如测谎器的制作和使用），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则往往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人的身体活动表征，虽然有先天的一面，但更多是习得的经验，至少是双方（如生理学、神经学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互动的产物。这个认识既挑战了近代以来的二元论思维，也成为当代情感史研究者的一个共识。
情感史研究近年能获得长足进步，与上述这一共识的建立有关。就情感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来说，首先，如果承认身体活动同时具有生理和社会的属性，那么学者可以就此提出许多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如两者之间何者更为重要？是否相互影响？是否因人而异？是具备人类的共性还是各个文化之间会产生明显差异？其次，通过身体动作所表现的情感，与外部环境抑或人所处的社会形成怎样的关系？比如一个人愤怒，是否可以随意发泄还是需要受到社会公德的制约，表达的时候是否有性别的差异？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从而展现出情感的历史性？再次，情感与语言之间也形成了多重的关系：一个人情感的波动是否由于语言引起？波动之后是否选择使用某种词语来表达？这些语言表述是否有文化之间的差异？对情感的研究，通常需要使用语言文字记述的材料，因此如何（重新）阅读、理解史料，发现、解读相关情感的内容，也就十分必要。最后，情感史研究又常常需要走出文字材料的束缚，因为人的情感起伏，也会由于看到一座建筑物、一处风景及一个特别的场景而起，此时语言文字不但无力表达，甚至显得多余。
总之，近年来情感史的兴盛，综合了当代史学发展的特征，在理论上与学术界的发展走向相吻合，在方法上则充分展现了跨学科的学术趋向，不但与诸社会科学交流互动，亦常常借助甚至修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情感史的兴盛展现了当代历史学的发展前景，而其新颖多元的研究手段，也对培养和训练未来的历史从业者提出了崭新的要求。
（作者：王晴佳，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