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能理解卡列尼娜出轨，但无法接受爱人背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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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一位学者去世了，同事师友们都在发文缅怀，我却编辑不出什么文字，最终还是沉默下去了。
无意间知道了这位老师某些与我无关的私德之亏，竟成了我个人跨不过去的坎儿，怎么样也无法说出悼词。
逝者已成历史，但这样一种具体的境遇，逼得我承认：我根本没有想象中宽容，而且，我在课堂上讲的基于文学产生的理解、宽宥、迂回，其实私下里根本做不到。
想到顾随老先生，一辈子浸淫在中国古典诗学的研究中，最后却说中国古诗是没有思想性的，这种否定，不仅仅是对研究对象的意义否定，更是一种返身的疑虑：从前的相信与热爱，到底算什么？
《安娜·卡列尼娜》剧照
所以，问题还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相对轻易地原谅和理解小说中人的行动，但是无法将其贯彻到现实中的行为之上？这似乎与我们对文学的期待、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的意义等诸多问题的理解，在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这个问题又可以进一步延伸为：小说的虚构性是否就意味着它从根本上无法承受任何真实的问题？小说所谓的批判、反思、质询、感召，很大程度上都发生在观念及语言层面，与行动无涉？小说一方面确实是最贴近于个体的心灵的体验，另一方面为何又最乏力于具体的生活的经验？最后，小说与生活是否运行着两套根本平行的逻辑？
把上面这些问题换成更为通俗的表达就是：
为什么你能容忍拉斯科尼科夫杀人，但不能容忍楼下打麻将的老头老太太，觉得他们无比庸俗？为什么你能理解甚至欣赏卡列尼娜的出轨，但无法接受男朋友背叛你爱上别人？为什么你会称颂莫尔索的格格不入，但却会对同学同事某些略显怪异的行为非议不已……
其实，这个问题最早困扰的不是我，而是纳博科夫，我发现他也在“小说在多大程度上是现实的”上犯了难。
在讲读《包法利夫人》时，他解释为什么夏尔一直没有发现，每天躺在他身边的老婆半夜都会溜出去和情人幽会——再迟钝的人都会发现吧——但他劝读者们，不要把生活的逻辑和小说的逻辑混在一起；而在讲《堂吉诃德》时，他似乎忘了自己的这番告诫，按照堂吉诃德走过的地方，按图索骥做出了一张以真实地点为依托的地图。
这学期一直在上短篇小说精读，也尝试着用课堂与讲稿的形式，将近些年思考的诸多问题进行总结。
比如，讲文学与恶的关系，我选用的是奥康纳的名篇《好人难寻》，试图呈现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小说中的那名“不合时宜的人”之所以屠杀了老太太全家，那是因为他对旧有道德体系的伪善做出了一种不破不立的打击，文学之恶是一种对于旧道德、旧制度的必要质询。
我们当然只能在语言和隐喻的意义上来赞美这位杀人凶手，因为如果在现实中，一个人提着刀来屠杀了你全家，理由是你们全家就是那些陈旧伪善的道德说教的化身，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但是，我们实际上只会聊前半部分，并不会真的把《好人难寻》置换到现实处境里来，似乎，潜意识里就觉得文学表现的世界与我们的身处的世界不同，一切都只需要在“概念”里进行讨论。正因为概念讨论是容易的，不需要像现实生活中那样付出真正的责任、面临真正的痛苦，所以，一些华丽的、优美的大型词汇就自然涌现了出来——我们可以从《好人难寻》中的“不合时宜”一直聊到尼采、从旧道德的建构一直聊到麦金泰尔、从故意作恶一直聊到康拉德与罗伯特·阿尔特，一切都在漂亮的语言中滑过去了。
《堂吉诃德》剧照
这一周，又从博尔赫斯的《南方》讲到文学中现实与虚构的关系，上述那种理所当然的“概念中的讨论”忽然行不通了。
古典时代的文学，常常有各种办法将自己包装得很具有“现实感”，比如伪装成历史的叙事、大量逼真视觉效果的器物呈现以及对那些让读者感到“共情”的经验的捕捉，但是，这些“现实技术”在现代小说里统统遭遇了瓦解，简而言之，现代小说们有点“破罐破摔”——干脆不装了，假的就是假的，而且，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告诉读者，越是那些逼近于现实之“真实”的东西，越是人造的假货；至于“共情”，则更是一种极为幼稚的感受小说真实性的手段：我们总是一厢情愿觉得，只要小说写的经历与我的一样，就是真实动人的，偏偏忘了，我们都是有局限性的个体，基于经验相似引发的“共情”并不具有普遍性，也从无从谈起“真实性”，因为，对于那些缺乏同一种经验的人来说，他们的阅读体会就是：“写得好假啊！”
所以，开篇的问题横在了我的课程和阅读中：如果相信“文学源于生活”、“阅读文学是为了生活”、“文学是最贴近真实的存在”，那么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无法在生活中运用得自文学的道理；但如果坚持文学就是虚构的，没有半丝现实性，那么它所声称（或者我们坚信它具有的）对现实的批评性、质疑性、革命性、讽刺性的力量，又如何能从概念变成真的行动？大概率，纪德也产生过这些怀疑，所以，他才会觉得，写作是晦暗的，因为与生活相比，它是可以删除的。
《南方》剧照
课后和几位同学聊。我们尝试着对这种所读所思与所行之间的鸿沟做出种种解释。比如，认为在读者的潜意识里，其实已经接受了小说世界是“假的”这个预设，至少，它与我们不是一个维度，另外，在阅读的时候，我们会获知更多的信息，越多的信息就越会让一个人的判断越趋于宽容，可是在生活中，我们无法像读一本书那样去“读”一个人的所有信息，也无法像反复前后地看一本书那样去反复前后地理解一个人，现实生活的许多事件逼迫当事人做出当下的决断，所以大家总是根据残缺的信息做出武断的判断的，这样一来，就得承认，小说是有限的，它最多体现在几百页里，而人是无限的，哪怕在人盖棺定论时关于他的绝大多数信息于别人来说都是无法写出的，所以，小说永远是轻易的；另外，小说世界“他者化”的维度使得一切判断都在“语言”中完成，使一个人不必去面对做出真正的抉择的危险，也不必承担相应的风险——比如，读者说我就是欣赏抄写员巴特比那样的人，反正现实生活中不可能遇到这种凡事都拒绝我的人——也就是说，对于小说的理解与讨论，都变成了轻飘飘的，尽管它展现出很宏大壮烈的重量。
我还考虑到一个认识机制的问题。小说阅读行为本身是一种理性动作，我们目睹文字，就必须动用理性思考来处理文字的意义，经过这一步，它会很悖谬地发展出一种看似非理性的结果，比如读到忘情时，人的痛哭与大笑；但生活事件不同，生活事件是以直接的方式与我们狭路相逢的，处理事件的人无需经过处理文本时那个被动的“理性认知”过程，少了这一过程，原初的应激反应可能是恰恰是本能的、情绪化的，但它同样会悖谬地呈现出一种看似理性的结果，因为所有的行为结果都被镶嵌到了对应的现成社会意义中，比如面对一个人的死亡，我们最后是表示麻木还是哀悼。可以这么说，小说阅读与生活行为是两种相反的认知进程，前者是理性的非理性，后者是非理性的理性。这套相反的认知程序，也决定了小说中获得的种种认识，是无法真的放在生活里来处理对待问题的。当然，到这里，也就自然荡出了小说现实与否这套预设的说辞了。
还有一位同学说的一个观点，我很喜欢，他说最近在看欧丽娟的书，把《红楼梦》放到一个“母型”里来讨论，大观园类似于女性的子宫，少年男女们可以在母腹里任性胡来，而那之外，则是冷酷的男性世界。母腹的子宫为主角们提供了一种充满溺爱的场所。沿着这个说法，甚至可以说，文学在溺爱读者——我们可以在其中放任概念与情感，营造各种洋洋得意的批判与解构，超越与变革，完全忘记现实相对应处境的困顿。更进一步说，文学根本上变成了一种“于实无补”的逃避，哪怕是最严肃的、怀着最强烈现世关怀创作的作品，于读者来说，都很有可能成为不自觉的逃避与自我优化想象的工具。
《卡拉马佐夫兄弟》剧照
逃避没什么害羞的，但是由于文学的溺爱，读者往往会把不自觉的逃避演绎成一种逼真的生产行为，以至于梁启超会用特别天真且精英主义的话说：“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实际上，无论作家或者评论家，大都预设了一个信念，文学是能够改变点什么的，但有多少真实的行动是由文学的阅读制造的呢？它几乎变成了一种物自体的观念：只能信仰，不能细勘；自我优化的想象则更糟糕一点，它会让人变得“虚胖”，借由文学之虚构、概念之轻易、语言之不可靠，人会把自己设定得为更宽容、更深邃、更超越、更别具一格的存在，这些美妙的自我描述，催生了阅读的快感，也催生了自我认识的幻觉——而实际情况呢？不仅有差池，可能还是彻底相左的。
从事文学研究遇批评这些年，读的不算少，“知识增时只益疑”，忽然就对一向热衷且相信的东西有了些动摇，也许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