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与变：网络诗词两大潮流平议
复与变：网络诗词两大潮流平议
（以胡马和李子为中心）
檀作文
谈谈网络诗词，是研究院蔡院长给我的命题作文。具体谈什么，蔡院长没限定。“复与变：网络诗词两大潮流平议”，是我自己加的限定。蔡院长让我谈网络诗词，大概因为我是学院派中第一个关注网络诗词的，关注时间较长，并投身于网络诗词建设，算是网络诗词圈内人。但其实这两年，我的兴趣发生转移，于网络诗词已是渐行渐远。我关注和参与网络诗词，大约始于2001年，止于2010年。2010年中华诗词（BVI）研究院第一届屈原奖颁奖大会，舒晋瑜君曾建议我以“网络诗词十年”为题做一个专题演讲。虽然，网络诗词并非始于2001年，更非终结于2010年，但我个人的关注和参与，集中在这十年。我要谈的，是我一己十年来参与和关注网络诗词之所见所得。以胡马和李子两家诗为例，是因为我对这两位相对熟悉。管中窥豹，所见一斑。挂一漏万，必不可免。尚祈读者诸君见谅。
一、网络给诗词带来的契机及网络诗词概述
1.互联网改变了诗词的发表和交流方式
网络诗词的兴起，是诗词界的大事。网络对诗词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发表方式及交流方式的改变。传统中国，即时性的诗词交流，基本依赖结社雅集这类活动。这种形式的活动，往往是地缘性的（建立在同乡关系基础上）、业缘性的（建立在同僚关系基础上），或者学缘性的（建立在师生、同学关系基础上），必然是小圈子的。一百多年前，杂志报刊的兴起，打破了这种小圈子的局限性。南社的繁荣，除了时代风气之外，媒体革命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华诗词学会，其发展壮大以及一尊地位的取得，也正是因为其在诗词发表及交流方面，具有不得取代的地位。中华诗词学会是全国性和半官方的，这类诗词组织，前所未有。在当时条件下，它将全国诗词同好最大限度地团结了起来。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中华诗词》刊物，为诗词同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表作品的园地。一个当代旧体诗人，没有中华诗词学会及《中华诗词》刊物的支持，是很难成名的。
但互联网技术，改变了这一局面。互联网大大降低了诗词的发表成本，为诗词交流大开方便之门，打破了《中华诗词》刊物及中华诗词学会在诗词作品发表及诗词交流方面的垄断局面。
互联网技术大大降低了诗词的发表成本。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媒体革命，是有了网络电子公告系统（BBS系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与其他人进行即时性的互动交流。对于诗人来说，只要拥有一台电脑和一条网线，便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无疑是一场革命。纸媒时代，诗词发表和评论成本太高。诗人若想发表自己的作品，需要给相关杂志投稿。能否发表，取决于编辑先生的喜好。诗词作品发表周期过长，并且很不容易发表。互联网技术彻底改变了这一现象。互联网时代，诗人不再仰人鼻息，任凭编辑摆布。只要有发表意愿，诗人可以随时随地发表自己的作品。
互联网技术更是为诗词交流大开方便之门。BBS系统的最大优势是互动性，而且这个互动还是即时的。使用BBS系统，诗人可以几乎零成本地发表作品，还可以很容易地获得读者的反馈。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跟帖的形式，对某一作品进行即时回复。由于BBS系统的使用者处于一种准匿名状态，互联网时代的评论或许不如纸媒时代深思熟虑，但往往更加灵活生动，也更少伪饰。这对诗人来说无疑是个福音。因为诗词在当代文坛处于边缘化地位，诗词作品很难进入阅读消费市场，诗词创作差点儿因为失去受众而遭受灭顶之灾。任何一个作者，他都需要读者。没有读者的共鸣，诗词创作会迅速走向衰竭。互联网技术，为诗人和读者之间带来了零距离、即时性的互动。读者的共鸣，是对诗人最好的激励。互联网使得读者和诗人之间的共鸣和互动瞬间达到井喷状态。
BBS系统在公众性方面也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网媒的潜在受众多到无法估量，是发行量再大的纸媒都不能比的。一个诗人的作品，刊载在《中华诗词》杂志上，最多只能被几万个读者看到；如果发布在BBS系统上，则有可能被数百万读者看到。作者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尽可能多的读者读到。
2.互联网方便了诗词圈子的形成，并使这一圈子规模得以最大化
在当代文学体系中，诗词不同于小说，基本不具备进入阅读消费市场的可能性。诗词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读者群其实就是一个潜在的作者群。当代诗词的创作者和阅读者，具备高度同质性。当代诗词的读者，基本是票友，随时都有可能下海。当代诗词的受众，作者群和读者群，高度重叠：读者群是一个放大的作者群，作者群是一个浓缩的读者群。当代诗词作品的阅读，更多地是在诗词同好之间进行。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圈子。诗词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圈子。一个人在与世隔绝下的状态下，他的创作是很难坚持的。如果有声气相求的朋友在一起交流切磋，诗词创作往往能持续很久。在前网络时代，诗词爱好者若不加入中华诗词学会，便很难获得交流切磋的机会。互联网彻底改变了这一状态。互联网意味着地球村，将分散在各地的单个诗词爱好者聚拢到了一起。前网络时代，由于地域悬隔，诗词爱好者往往是个体孤立存在，难以形成群体。互联网时代则完全不同。单个的诗人在互联网上发表作品，很容易被其他的单个诗人读到，并且发生碰撞。单个诗人好比散落在宇宙各个角落的星星，互联网技术轻而易举地将每一颗孤立存在的星星勾连到了一起，于是顷刻间形成了星座、星云和星系。互联网技术为诗词爱好者寻找同好提供了无上便利，改变了诗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使得诗人不再以个体方式散落存在，而是以群体形式呈现。互联网形式，一下子让人觉得当代诗词圈是个巨大群体。
网媒在公众性和互动性方便取得的井喷式突破，为网络诗词带来了神奇的生命力。发表便利，回馈及时，大大刺激了网络诗人的创作力。网络诗词拥有无与伦比的人气。互联网技术使得网络诗词一夜之间以群体形象闪亮登场。
3.互联网改变了当代诗人群的年龄组成，并导致诗学风格的变化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技术，首先为人群中的青年层所接受和使用。这就决定了网络诗人群，其实是青年诗人群。网络诗人群，是与依赖《中华诗词》等半官方纸媒成名的老年诗人群相对立的，是新一代的年轻诗人群；在年龄层上，以70后为轴心，包括60后、80后。十年前，网络诗人群，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中国诗坛时，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相对于中华诗词学会老年诗人群，网络诗词青年诗人群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古代文学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修养相对较高，在进行旧体诗词创作的时候，有一种自觉意识。这一自觉意识，体现为进行各种有益的尝试，力图上接传统，或与西方对接。这就导致了网络诗词与“中华诗词”在美学追求上的差异性。由于各级诗词学会会员，有不少老干部，所创作的诗词作品，又往往艺术水平不高，因此被戏称为“老干体”。网络诗人群，在诗学追求方面，尽管存在着内部分歧，但在排斥“老干体”方面，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4.网络诗词的界定
对网络诗词绍介至此，可以完整抛出我对网络诗词的界定了。
网络诗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诗词，指的是发布在网络上的诗词。但这个界定太空泛了，和我们（诗词圈和研究界）所谈论的网络诗词，并不一致。狭义的网络诗词，是指活跃于互联网上、不依赖于中华诗词学会体系的当代青年诗人群所创作的诗词。
纸媒时代，杂志编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作品发表有生杀予夺的大全。这就使得诗词作品的发表成为一种特权。在网络诗词形成气候之前，诗词杂志无一例外地掌握在诗词学会体系手中。而各级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员，又以老干部为主。这带来了内容空泛、艺术水平低下的“老干体诗词”的盛行。网络诗词则以开放性和多元化的姿态出现，有利于不同流派和风格的的自发形成，也为当代诗词创作带来新的观念。这就使得“网络诗词”成为文学史研究视野的一个诗学概念。“网络诗词”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网络这一媒介形式，而是一个诗学现象，一种诗歌观念，一个诗歌群体。
在网络诗词兴起之前，一个当代旧体诗人的成名，离不开中华诗词学会及《中华诗词》刊物。网络诗词最大的功绩，是打破了“中华诗词”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此前基本上是老干体一统天下，自从网络诗词出现以后，创作的主体基本以年轻人为主；且出现新的整体性美学风貌。
作为诗学批评概念的“网络诗词”，具备三大属性：（1）作品发表于网媒而非《中华诗词》刊物；（2）创作主体是以70后为轴心的青年诗人群；（3）美学风格上排斥“老干体”。在当代诗词史上具有断代意义。
5.网络诗词的若干标志性事件
2001年至2010年，是网络诗词的黄金十年。网络诗人群起初是在各大BBS论坛粗放式活动，继而在天涯社区诗词比兴栏目大聚义，再而因诗学风格分歧而形成诗三百、故乡古风、菊斋等专门性诗词论坛。诗词论坛的背后，往往有线下诗社活动，以江浙一带的留社最为著名。网络诗词往往也自发结集出版，非正式出版物，以诗社和流派为核心的，有甘棠诗社的《甘棠初集》、留社的《留社丛刊》、实验体诗人群的《临歧十二友》；正式出版物，有《春冰集》（入选诗人，以留社为主）。有两个现象，可以成为网络诗词空前繁荣的标志：一是形成了风格鲜明的诗词流派；二是出现重量级的代表性诗人。网络诗词阵营，有两大流派引人注目，且影响甚大。一是以留社为首的复古派，二是以故乡古风论坛为阵地的实验体。网络诗词的重量级代表性诗人，也基本出自这两大流派。2008年，中华诗词（BVI）研究院首届青年诗词峰会，共推选了十二名优秀青年诗人：除王震宇、张青云两位之外，其他十位——碰壁、嘘堂、胡僧、蒓客、伯昏子、军持、天台、矫庵、贺兰雪、西丝，贺兰雪，都曾活跃于网络诗词，是各大诗词论坛的缔造者或主心骨。入选首届青年诗词峰会的诸君，以及中华诗词（BVI）研究院的研究员胡马、梨子李子栗子，大概是知名度最高的网络诗人了，他们在诗词创作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2008年的首届青年诗词峰会，从某种意义上是对网络诗词的一次大总结。2010年第二届青年诗词峰会暨首届屈原奖，即采取网络论坛投稿的方式，亦可以作青年诗词峰会即网络诗词峰会之解读。2008年首届青年诗词峰会，及2010年第二届青年诗词峰会暨首届屈原奖，都与中华诗词学会没有丝毫关系，亦可以看出网络诗词志在另立门户。此后以嘘堂为首，又举办了首届建安文学奖活动，亦与中华诗词毫不相干。网络诗词的空间繁荣，亦引起研究界的关注。苏无名以数年之力，成《网络诗坛点将录》一书，颇录网络诗坛掌故，且对有代表性的网络诗人的创作风格有精到之评价。本人则曾主编有《网络诗词年选》（2001-2003），另有数篇关于网络诗词的专题论文，《李子体刍议》一文曾引起多方关注。海外的田晓菲教授，国内的马大勇关于李子体和网络诗词，皆有专题论文发表。
二、 向言志传统回归，是网络诗词一大趋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渐热。进入本世纪，国学热已然成为时代潮流。网络诗词既然在此时代背景之下，回归传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甚至体现出一股强大的复古思潮。
1.反对中华诗词学会倡导的“声韵改革”
网络诗词对传统的回归，首先体现为对中华新韵的排斥。中华诗词学会为便于诗词普及和推广，推行了一套以普通话语音为标准的《中华新韵》。《中华新韵》不分一东二冬，废除入声字，与传统诗韵大相径庭。不满于《中华新韵》的当代旧体诗人颇为不少，但第一个以群体姿态批判《中华新韵》的是网络诗人群。2008年，甘棠诗社的伯昏子、胡马起草了《关于传承历史文化、反对“声韵改革”的联合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并在网络论坛广泛征集签名，得到广泛关注，引起巨大反响。《宣言》指出：“目前中华诗词学会所倡导的以完全取消入声和大规模缩减韵部为主要标志的《中华新韵（十四韵）》，其导向和最终结果将是取消《平水韵》而改用现行普通话写作诗词”，存在 “损害传统诗词的文化品质”，“将割裂和消解历史文化”等诸种弊端。
宣言指出： “传统诗词是国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所遵循的音韵系统是历史形成的一种惯例。适用于近体诗的《平水韵》肇源于隋末《切韵》，迄今千余载，可谓世界上沿用时间最长的书面文学的标准语音体系。它为我国的诗歌宝库带来了星光璀璨的诗人群体和无数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如果不了解这一语音体系，就不可能真切地领略中国传统诗词的音韵之美、风骨之胜。”“ 古人创造的大量词汇、典故、成语等，平仄和谐，具有特定的音声之美。这些词语的应用，要求遵循行文作诗的特定规律。这些特定的效果和特定的规律背后，潜伏着我们母语独特的语言学原理，它深嵌在中国文化的骨髓之中，对我们的思维习惯和审美观念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而所谓「声韵改革」将会使很多词汇原本和谐的声律发生紊乱。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声律出现紊乱，必然扭曲诗词作者的思维方式，损害传统诗词内在的文化品质。”
《宣言》还指出：“凡是优秀的旧体诗人，都具有较高的古典文化修养，写作诗词时的遣词下字，具有一种独特的'古典诗词思维习惯’，他们不能接受这种思维习惯受到干涉和扭曲，自然而然地会抵制所谓的'新声韵’。因此，虽然中华诗词学会倡导'声韵改革’多年，但用'新声韵’创作的佳作几近于零。几乎所有当代优秀的旧体诗人，都不用'新声韵’写作。”“改革开放后受教育的年轻一代，总体文化水平高于上一代人，因而对'声韵改革’的抵制甚至更强烈。几乎所有的网络诗词论坛，都是《平水韵》的一统天下。”“失去了优秀诗人的支持，特别是优秀青年诗人的支持，'声韵改革’失败的命运已不可避免。”“中华诗词学会以离退休老干部为主体，他们的'声韵改革’的实质，就是简化声韵，降低诗词这种文学体裁的固有标准，来迁就部分文化不高的老干部和其它不合格的诗词写作者。这种短视的'改革’，把媚俗附势当作与时俱进，以消解文化传统为代价，并严重误导诗词初学者和一般爱好者。”“实践证明，中华诗词学会的'声韵改革’能导致劣诗泛滥、伪诗横行，目前充斥报刊杂志的'老干体’就是明证。”
《宣言》指出中华诗词学会倡导的“声韵改革”与“老干体”流行相表里，实际上是矮化诗词的艺术标准和文化内涵，并自觉将诗词纳入传统文化范畴来讨论。网络诗人群虽然借助了网络这一新媒体，但在诗韵上却以平水韵为标榜，这是对中华诗词学会“声韵改革”的排斥，亦是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回归。
2.对言志、风雅传统的回归
网络诗人《关于传承历史文化、反对“声韵改革”的联合宣言》，反对的是中华诗词学会倡导的“声韵改革”，重点则落在传承历史文化。诗词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言志和风雅。网络诗词对“老干体”的排斥，主要原因即在“老干体”违背了中国诗词的言志和风雅传统。不单一般的“老干体”被网络诗人所排斥，即便是当代诗词中的一些名家，也因违背言志、风雅传统，而被网络诗人批评。网络诗人嘘堂痛批启功体滑稽、不入流（首都师范大学“当代语境下的旧体诗词”研讨会，2002）。胡马则从诗词审美角度对聂绀弩诗进行批评，指出“绀弩体如麻辣烫，入口尚佳，但无馀味，是其短处。” “《北荒》诸草，托体稍卑，而语多俚俗。乃今人谓为奇巧处，即其穿凿处。”（《缀石轩诗话》）。本人则撰有《聂绀弩体及其背后的诗学理论问题》一文，以聂绀弩体及相关评论为中心，透视当代诗词理论建设。指出：（1）半个世纪以来的诗词理论建设，基本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笼罩之下，大抵以内容通俗、语言浅近为诗学衡量标准；（2）“五四”新文化运动理论背景之下的旧诗劣与新诗、不应写入文学史的判断根深蒂固；（3）聂绀弩体，局限了旧体诗的表达功；（4）聂绀弩体的创作与评论，都是远离中国诗学传统的；（5）重建中国诗学评论传统，须对聂绀弩体进行彻底清算。另外指出聂绀弩体“悖离了中国诗学'言志’与'缘情’的两大根本传统。一味追求新和俗，也悖离了中国诗学古雅庄重、深婉典正的美学传统。中国诗学提倡的'拙、重、大’，格调、神韵等传统，统统被抛弃。”“聂绀弩体，是另一种形式的老干体。对聂绀弩体清算得越彻底，传统诗学的复兴才越有希望。”
网络诗人痛斥“老干体”，清算启功体、聂绀弩体，动机皆出于对言志、风雅等诗歌传统的回归。“老干体”的特点是内容空泛、直白浅俗。针对“老干体”艺术风貌的直白浅俗，网络诗词有明显走深婉典雅一路的，以留社诗人群为代表。此派诗人用词力避浅俗，尤重用典。针对“老干体”的内容空泛，网络诗人格外强调言志。网络诗词言志派的代表人物有胡马、胡僧、伯昏子、军持等。
2001年，网络诗词出现了两组大型绝句（七绝）言志组诗：一是胡马的《世纪之挽》五十首，二是胡僧的《随想随作》五十五篇。我是因为读到这两组组诗，才开始关注网络诗词的，习惯上将这两组诗当作21世纪网络诗词的开山之作。
胡马《世纪之挽》自序里说：“世纪之挽作于2001年我二十五岁的时候。艾略特说人在二十五岁以前都是诗人，这以后还能写诗那得要有历史感才成。我很有信心去做一个毕生的诗人，因为我的灵魂当中从来就没有欠缺过历史感。我的本意，是要写三百馀首，以达到龚自珍《己亥杂诗》的规模……”，
胡马在创作这组诗时，明摆着是以龚自珍《己亥杂诗》为榜样。序中又提到“历史感”。“历史感”是胡马诗论的关键词。于胡马而言，有历史感的，才是好诗。缺乏历史感的，即使不是伪诗，至少与伟大无缘。按照我的理解，胡马说的“历史感”，就是传统的“言志”和政治关怀。
胡马是网络诗词中最重身份的一个。他常说“写诗要有身份”，其实是要求诗言志，承担历史感。胡马也是网络诗词中最标榜政治哲学的一个。于西哲而言，胡马私淑于尼采，崇拜强力意志，提倡精英政治。胡马在很多场合，发表过批评民粹主义和诗词大众化的言论。而他的诗歌创作，亦是为他的政治哲学张本。这就决定了胡马是一个纯粹的言志诗人。我曾说胡马是“诗言志”在当代诗词中最好的体现，便是从这个意义上评价的。
胡马在其所著《缀石轩诗话》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言论：“吾国诗歌传统重自然而轻人文。山水玄言以降，性灵之作代盛其伦。惟性灵诗之本质为乐府而非诗歌。吾国诗歌自屈子而终极审美风格粲然大备，乃厥后反停滞不前者，性灵传统难辞其咎。中间虽有少陵、昌黎、山谷、后山诸贤图振风骚之末绪，而势力单薄，终莫能挽此颓唐。有清诗坛稍见骨力，及定庵以其不世出之才龙见于野，风气始为一开。迨鸦片战争惜败，性灵诗方走向终结。自然退隐，人文则必于焉凸现。试取道咸以来大家诸集细细摩味，故知予言之不谬也。予极言之则谓：天人合一者，诗歌现代化之大贼也。第方今学界巨擘，当不乐闻予此语。”
胡马将“自然”与“人文”、“性灵”与“风骚”对立。中国诗歌史上，占巨大比重的山水田园诗、儿女艳情诗、闲适诗，都属于胡马所说的“自然”“性灵”一路。而胡马所说的“人文”，便是风骚（的言志传统。中国诗歌史上，只有屈子、少陵、昌黎、山谷、后山，以及定庵等少数几个人，进入了胡马的“人文”诗歌谱系。直面社会、敢于言志的晚清诗，在胡马的诗歌谱系里，无疑是超唐越宋、直继风骚的。
有这样的诗歌观作为基础，胡马的《世纪之挽》组诗，自然学习的是龚自珍《己亥杂诗》的言志传统，体现出光辉的人文精神。我们且看其三十四首“闻朱寂寞嘉名在，后死徒留未竟嗟。恸哭相逢应戴德，未教连坐只抄家。”三十五首“涕尽惟馀涌血殷，眷生徒为国多艰。临终哀愤谁怜恤，八宝山头冷雨潸。”这两首乃写王瑶先生事，何其沉痛。其二十九首“大一统兴国脉终，千年喑寂待才雄。殷勤却向苍天祝，不望狂飙望惠风。”此乃批判传统中国言论不自由。其二十七首“太平天子言德治，百兽率来凤亦至。儒臣草就颂圣歌，江山幻出金银气。”此乃批判传统中国粉饰太平，及御用文人之没有骨气。其十二首“一客慷慨说自由，一客喟然吁民主。渐觉清月冷侵人，沉沉惟有冯裔舞。”此乃自由、民主话题。其五十首“北人无过陆涵元，南人无过张三朴。说到氓愚心事横，啾啾夜雨乃天哭。”此亦见其精英意识，痛心于群氓的蒙昧。以上所列数篇，足证胡马《世纪之挽》旨在言志，其批判精神与定庵《己亥杂诗》一脉相承。
胡僧与胡马年龄相若，曾经走得很近。他们两人对晚清、近代诗的评价都颇高。胡僧曾和我说，他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关注和学习龚自珍、丘逢甲的诗，亦是受胡马的影响。胡僧是世纪之初网络诗词言志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胡僧《随想随作》五十五篇，和胡马的《世纪之挽》五十首一样，都是大型七绝言志组诗，是对龚自珍己亥杂诗的承继和发扬。胡僧写过一组《论诗绝句》（共二十二首），相当于绝句体的《缀石轩诗话》，不仅表述诗歌观，亦表述政治哲学。单看最后一首“今人尚昧新民理，诗界空存自主权。看到风花雪月散，丘公旧语更铿然。”便可见一斑。胡僧对诗界“自主权”异常看重，其实亦是要求诗言志。《随想随作》之十云：“十亿文心付劫火，流风遗韵亦枷锁。词场新定曼荼罗，今若有诗须有我。”强调“诗须有我”，便是要求作诗者有主人翁意识，先要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之二云：“新铸管城安可投，锋寒光烁似吴钩。写人写鬼都无忌，后世知余不逐流。”此篇亦有宣言性质，以“不逐流”自命，且透露出战斗锋芒之意识。之三十九云：“肝胆文章只自怜，逢人不敢说尊严。一蓑秋雨神州忆：弱势群中三十年。”此篇是说现实中之“我”，亦弱势群体之一员，缺少尊严。之一云：“雷火奔流三十年，诸天佛灭三十年。神州旷劫何曾解，我生又是三十年。”胡僧作《随想随作》诗时实不足三十岁，三十年盖取其成数。胡僧的人文关怀，表现在他将自我纳入社会群体之中，纳入人类历史之中。自我为弱势群体之一员，因此对个体的被侮辱及被损害感同身受；诗人又强调“自主”精神，位卑不敢忘忧国，因此又敢于担当，敢于言志，敢于批判和质疑。之三十六云：“曰杀曰杀云亦云，中间真相有誰分？八万万众呼万岁，妾敢视之为夫君？”此篇大约是对“文革”之反思，举世皆嗜杀，黑白莫能分，个体的尊严与人性的底线被无情践踏，奈天下苍生何！以上所列数篇，亦足证胡僧《随想随作》旨在言志，与定庵《己亥杂诗》一脉相承。
胡僧与胡马，同是世纪之初网络诗坛领袖。但胡僧比胡马性情温和，表现在言志诗方面，胡僧更多的是忧患意识，而胡马更多的是批判精神。相对于胡马私淑尼采而言，胡僧的思想更接近于卢梭、萨特。胡马迷恋于强力意志，胡僧立足于人本主义。胡马标榜精英，胡僧钟爱平等。胡僧不及胡马偏激，他的作品里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普世伦理的情怀。
胡马等人以言志为号召，向诗词传统回归，并不是一味复古。胡马、胡僧都是现代意识极强的旧体诗人，他们的诗词作品从来不缺少人文精神和普世关怀。他们不是在拟古，而是用诗词这一传统文体表达时代关怀。
三、实验体与当代诗词新变
强调言志，是网络诗词上接传统的一个趋向。网络诗词另一明显趋向，是实验。网络诗词存在一个名为“实验体”的诗人群，以嘘堂、李子、独孤食肉兽等人为代表。我未对“实验体”这一称呼做文化考古意义上的探源，不能明确指出谁第一个提出这一概念。但“实验体”诗人乐意并习惯以此自名，旁观者亦以此名之。胡适当年创作白话新诗，自名诗集为《尝试集》，有于传统之外另辟蹊径之意。“实验体”亦有探索诗词新路径之寓意。
1.新旧诗对接的可能性及实践
我们旧体诗词圈流行一个判断：当代新诗应向传统诗词学习。新诗圈也有一部分人持此观点。但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是否应当学习新诗，乃至于西方诗歌？要不要学？能不能学？如何学？保守一些的旧体诗人，可能会回避这一问题。但“实验体”诗人则正面回答这一问题：当代旧体诗词要学新诗，而且能学新诗。他们所做的正是这方面的尝试。据我所知，嘘堂曾与新诗人廖伟棠有过对话，无论这二位之间对话达成多少共识，对话自身显示实验体可以跨界，并且有与新诗对接的可能性。（嘘堂用过跨界一词，我和李子则时常谈旧诗与新诗对接的话题。）
人们的直觉，旧诗、新诗是毫不相干的两个门类。旧诗就是旧诗，新诗就是新诗。一首旧诗，不会被误认成新诗。一首新诗，更不可能混进旧诗。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且看这首诗：
天空流白海流蓝
血脉自循环
泥巴植物多欢笑
太阳是
某种遗传
果实互相寻觅
石头放弃交谈
火光走失在民间
姓氏像王冠
无关领土和情欲
有风把
肉体掀翻
大雁高瞻远瞩
人们一日三餐
读者可能要说，这是一首新诗。是的，当它分行排列的时候，它可以是，并且是一首新诗。但当我们把它换一个方式排列，效果会是如何呢？且看：
天空流白海流蓝。血脉自循环。泥巴植物多欢笑，太阳是某种遗传。果实互相寻觅，石头放弃交谈。
火光走失在民间。姓氏像王冠。无关领土和情欲，有风把肉体掀翻。大雁高瞻远瞩，人们一日三餐。
这是李子写的一首词，词牌是“风入松”，押韵、格律方面完全符合格律词规范。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亡魂撞响回车键，
枪眼如坑
字眼如坑
智者从来拒出生
街头走失新鞋子
灯火之城
人类之城
夜色收容黑眼睛
单行排列，是一首新诗，而且是顾城体的朦胧诗。但实际上，这也是李子的词，词牌是《采桑子》。押韵、格律方面完全符合格律词规范。只要不分行排列，而且注意它的韵脚和平仄，就会发现它是一首《采桑子》词：
亡魂撞响回车键，枪眼如坑。字眼如坑。智者从来拒出生。
街头走失新鞋子，灯火之城。人类之城。夜色收容黑眼睛。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夜斑斓
乌鸦偷走玻璃船
玻璃船
月光点火
海水深蓝
满天星斗摇头丸
鬼魂搬进新房间
新房间
花儿疼痛
日子围观
乍一看，这是一首有后现代色彩的新诗。但实际上这也是李子的一首词，词牌是《忆秦娥》。押韵、格律方面完全符合格律词规范。换一下排版方式，效果有很大不同：
夜斑斓。乌鸦偷走玻璃船。玻璃船。月光点火，海水深蓝。
满天星斗摇头丸。鬼魂搬进新房间。新房间。花儿疼痛，日子围观。
以上所举的三个例子，都是李子词。押韵、格律方面完全符合格律词规范。但如果分行来排，就是新诗。对于李子体而言，旧诗、新诗的界限变得模糊。对于嘘堂亦是如此。他们实际上是跨界诗人，他们在做新旧诗对接的工作。2003年，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推出了两本网络诗歌年选，一本是《网络诗词年选》，一本是《网络新诗年选》。李子的这三首词，入选《网络诗词年选》。但去掉词牌名，选进《网络新诗年选》也未尝不可。诗歌中心《网络诗词年选》是我执行主编的，排版方式上，起初我想用繁体竖排，但诗歌中心主任赵敏俐先生坚持简体单行横排，理由是让大家看一看，旧诗如果单行排的话，跟新诗的区别在哪里。李子的某些词，去掉词牌，忽略押韵和平仄这些声律形式，单行排版，就是新诗。
《采桑子》（亡魂撞响回车键）一篇，可以很明显看出对朦胧诗尤其是顾城的学习和模仿，但技巧十分成熟，不是简单地移植意象，而是在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上，整个地逼近新诗。“枪眼如坑”、“字眼如坑”、“灯火之城”、“人类之城”，“亡魂撞响回车键”，“街头走失新鞋子”，这些词语联在一起，建构了一个庞大的意象群。这些意象组合，饱含现代精神，浑然一体。所以，除了形式之外，它是一首新诗。
至于《忆秦娥》（夜斑斓）一篇，最初在新学院论坛贴出来的时候，有人问过他为什么写“花儿疼痛，日子围观”，李子说是受一首新诗启发，还具体引了青蛇出洞在榕树下的新诗《在高处的静》：“车轮辗过身体的一霎/我与许多花儿见面/那种音的美/我说不出来/我像婴儿一样微笑/你们怎么猜都可以。”
我举李子词为例，是想说明旧诗跟新诗，未必是截然分开的。一首诗，它可以既是旧诗，也是新诗。新旧诗对接，完全可能。李子的《采桑子》和《忆秦娥》，说它是旧体，只因为在格律和用韵上是旧的。至于意象和风格，则分明便是新诗。说到深层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更是如此。
2.实验体的新，是对传统的断裂
诗歌是语言艺术，所以诗有语码系统。但语言系统是由思维的系统决定的，所以，语码系统的背后，还有一个思码系统。对于诗歌来说，思码和语码之间有一个过渡带——象码，亦即诗是靠意象来呈现的。用语码、象码，思码这三码系统分析诗歌，往往很有效。用三码系统来衡量李子体，不难发现李子体是对传统诗词审美范式的颠覆。
李子体，最为旧体诗词同好关注的可能是白话入诗、口语入诗，和对现代生活的再现。但李子何以偏爱白话、口语入诗呢？原因在于他觉得程式化了传统诗词语言过于陈腐。传统派讲究无一字无来历，注重用典，李子则反其道而行之。李子提倡诗词创作要有泥土气息，离根近些，离生活近些，无论是思维还是语言，都须如此。
李子曾经写过 “山里人”组词，一共十篇。该系列以李子家乡赣南山民生活为原型，取材集中：《卜算子·采松油人》、《木兰花令·挖冬笋人》，慨叹民生艰难，《阮郎归·砍柴人二》砍柴人被大木砸死，魂魄无归。李子都只是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叙述，在叙述中略略透露出兄弟般的感情。此外的数篇便更是地道的民间生活白描了。《菩萨蛮·赴墟人》记山民赶集，《山妹子》二篇写喊山与对山歌，《临江仙·小山娃》讲竹敲辟鬼，《西江月·砍柴人一》述砍柴情状，皆如《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是民间生活静穆安详的一个剪影，和盛衰美刺、比兴寄托，皆是无关。这种类似白描的叙述，远离言志传统。
李子的“山里人”组词写山村生活，亦与“山林隐逸”、“田园情趣”绝不相涉。诗词传统里，这样的立意泛滥成灾。李子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同是泛写对山村生活的怀想，李子怀念的是“树林站满山岗，石头卧满河床”（《清平乐·山村之夜》），“隐约一坡青果讲方言”（《南歌子·山村之晨》），这是对王维、范成大以来的山林、田园审美范式的彻底解构。“山里人”系列之外，李子另有一篇《浣溪纱》写乡村生活，其中有一句“柴刀静放果园中”，也是好极了。这决不是传统的山林隐逸派所标举的诗情和禅意，而是对中国诗歌传统的颠覆，或曰突围。
李子体的语码系统，毋宁说更接近于新诗。不仅“枪眼”、“字眼”、“灯火之城”、“人类之城”、“回车键”、“街头”、“新鞋子”，“玻璃船”、“摇头丸”、“日子”、“花儿”、“疼痛”、“围观”，这些语汇，不属于旧诗传统。李子体的句子组织关系更是如此。美国学者高友工、梅祖麟写过一本《唐诗的魅力》，曾经分析唐诗的语言组织方式。唐诗的句式往往不符合散文文法，唐诗的语汇和意象往往是陈列和叠加式的。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譬如“秦时明月汉时关”，按现代文法来看，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而是“秦时明月”和“汉时关”这两个词组和意象，并列呈现。杜诗“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文法结构，亦与散文大异。即便是近代诗人苏曼殊的名句“春雨楼台尺八箫”亦是如此，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而是“春雨”、“楼台”、“尺八箫”这三个名词性词组的并列呈现。我们不难发现，李子体完全异于这种语言组织方式。李子完全是用现代散文句法来组织语言。无论是“枪眼如坑”、“字眼如坑”、“亡魂撞响回车键”、“街头走失新鞋子”、“花儿疼痛”、“日子围观”，还是“树林站满山岗”、“石头卧满河床”、“隐约一坡青果讲方言” 、“柴刀静放果园中”，不难发现，李子的句子太符合现代文法习惯了。我们可以说，李子就是用现代语汇和现代文法来写作。李子体的语言，近于新诗而远于旧诗。
李子也从来不以传统诗人自居。中国的传统诗人极重身份，自我定位是士大夫。李子的自我定位则是一个生活在当代的普通人。从创作主体性上来看，李子和强调言志传统的网络诗人之间，也有很大差别。网络诗词言志派代表人物胡马、伯昏子等人，强调中国诗人固有的士大夫情结，有完整的文化史观和文学史观。李子则没有。李子是传统诗词的“异乡客”。他虽然进来了，但他看到的是光怪陆离，他按照他看到的，进行复制和生产。李子和传统之间，是决然的断裂。所以李子嘲讽中国诗人固有的士大夫情结。李子觉得一个现代人总是写“家国之恨”或“山林隐逸”，是虚伪。李子拒绝这些他认为是虚伪的崇高和情怀。李子认为这种倾向的诗，“太伟大了”，是伪诗。如何去伪呢？要先“去伟大”。“去伟大”之后的诗，才是真正的创作；太讲传统情怀，则只是模拟。如此一来，在创作主体性上，李子完全是一个现代人，一个外在于中国传统的人，来写旧体诗歌。
创作主体决定诗歌的思码。思码变了，象码和语码，自然跟着变。从思维到意象，乃至于语汇及词语组织方式上，李子体与传统之间，都是决然的断裂，而不是承继。因此，我认为李子体是披着旧体形式外衣的新诗。
用新诗的方法来写旧体，将李子与传统的旧体诗人区别开来。对于传统诗词来说，李子体无疑是个新变，甚至是突变。李子词也好，嘘堂诗也好，实验体在本质上，是用新诗的思维写的旧体诗，或者说是用旧体形式写的新诗。
从语码、象码、思码这三码系统，而非仅仅从押韵、格律体系来衡量，或许更容易看清新诗与旧诗的区别。从语码、象码、思码三码系统来看，李子体及大多数实验体，实质是保留旧体格律形式的新诗。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子体和实验体，比所谓“诗界革命”更具备革命性。诗界革命其实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旧体诗革命。为什么呢？因为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黄遵宪，他的主要的做法还是在语码上进行改革，思码上基本上没有变，所以象码没有太多的改变。诗界革命对于旧体诗的革命是极不彻底的，远远比不上实验体。 因为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黄遵宪那一批人的内心还是中国式的体验方法和中国传统式的抒情方法。实验体则不一样。时代语境变了。历史传统，早已断裂。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变了。创作主体性的改变，才是最彻底的改变。
3.实验体的贡献及面临的问题
实验体在网络诗词圈影响甚大，李子体更为研究界所关注，甚至引起海外学者关注。什么人最关注李子体呢？是一些在大学里研究诗词的人。因为李子体新，一眼就可以看出不一样，有话可说。李子体也确实有很多闪光点。因为传统诗词在表达的手段上来说，是程式化的，就像中国古典建筑一样，可以拆开来重新搭建。李子体最大的贡献，是打破了这些范式。按李子的话说，当代人创作诗词，按传统的手法写，易虚难实，往往是做作出来的崇高和情调，不真实，不能表现真实的自我。李子体的实践，在再现现实生活和时代镜像方面，体现出明显的优胜性。譬如“驰驱地铁东西线，俯仰薪金上下班”一类的句子，被很多读者记住。传统派也表现平民生活，李子体的不同，在于表现的是现代生活。对现代生活的表现，也分类型：外在于现代生活的；内在于现代生活的。有一些守旧的诗人写新事物，只不过用猎奇的眼光来看而已（诗界革命即有此弊）。李子体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对现代生活的表现，是内在于现代生活自身的，他自己是生活的一部分。读李子诗，我们能感觉到这些诗，是一个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的现代人所写的。我觉得这是实验体在表现生活方面的特殊作用。实验体和传统诗词的区别，不在于它选择何种生活作为表现对象，而在于它怎样表现。诗，都是要表现生活的。不同在于如何表现，表现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设想：假使唐代的诗人，生活在现代，他们会怎样写诗？他们怎样呈现他们的生活？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作比较，才能凸显实验体的特殊性。有一些非实验体的诗人，比如孟依依，她有一些诗，写到电脑算命，写到玩具熊，也是表现现代生活。但我们不难发现实验体所表现的现代生活和孟依依们的不同。这个不同，借助一个哲学词汇来说，我觉得可能是“现代性”。多年前我和李子、嘘堂有过讨论，共识是传统诗词存在思辨性的缺失（其实，这是新诗对旧诗的批评）。这个思辨，不是指逻辑上的思辨，而是指内容，即思想的现代性。当代诗词的现代性，首先是创作主体的现代性。如果只是模拟几句“鸳鸯瓦冷”，不能再现和表现真实的现代生活，当然谈不上现代性。所以，李子、嘘堂等实验体诗人，在选择现代生活的母题时，会有意识选择具备现代人文关怀和普适精神的，同时过滤掉“山林隐逸”一类主题。实验体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由于这方面的实验体诗还不太多，而且这方面尝试的历史也很短，因此，就目前来看，旧体诗词在描写现代生活母题方面的局限性比较大。总的来说，旧体诗词这方面的表达偏于浅表化，往往只关注到一些光怪陆离的特别现象。能不能触到现代心灵的深处，能不能更深刻而全面地展现现代灵魂？实验体要走的路还很长。我的感觉是旧诗要完成这一任务，比较难。这和新诗、旧诗各自的传统有关。新诗是直接从西方来的，新诗本身和思辨性，和西方思想，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的种种思潮之间，有血脉相连的关系。旧诗的传统，与此毫无干系。因此，旧诗在表现这些内容时，略微显得生涩和力不从心。
究竟如何用旧诗来写现代生活，是实验体诗人共同面临的问题。我多次追问嘘堂、李子：你选择用旧诗的形式和语言来表现现代生活，是因为你本人更熟悉这一套表达方法呢，还是觉得用旧诗的形式和语言在表达上更具优胜性？你又如何来证明旧诗语言自身的优胜性呢？遗憾的是，他们并不能给出肯定性的答复。在现代性的表达上，实验体无法证明旧体诗词具备文体的优胜性，也不能证明文言比白话更具备优胜性。旧体诗词在现代性的表达上先天处于劣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旧体诗词范围内来看，实验体在再现现代生活、表现现代精神上，自然比传统派强。但一旦我们忽略其格律形式外衣，从语码、象码、思码体系，将其本质视为新诗，问题就出来了。即：这种披着旧体格律形式外衣的新诗，跟一般的新诗比，它在现代性方面能否胜出呢？
还有一个问题。实验体打破了传统诗词的审美范式。但传统诗词自身，究竟是一个封闭性的系统，还是开放性的系统呢？其封闭性和开放性，又都是在哪一层面？我们不难发现实验体的一个特点：在文体选择上，偏向性太强。诗界革命的主流文体是古风。实验体代表人物嘘堂、天台，主流文体是古风；李子和独孤食肉兽，主流文体是词。实验体诗人很少用律诗来写实验体。这是为什么呢？实验体诗人或许应该考虑一个问题：传统诗词的文体特性在哪里，目前的实验体有没有充分发挥传统诗词的文体特性？传统诗词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下来的经验，对我们当代诗词创作来说，即便是表现现代性，它的意义究竟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