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王佳俊访革命烈士李白故居 硕人
一九四〇年秋,经党组织批准,李白和裘慧英结为正式夫妇
按裘慧英的回忆,恢复的当年居室原貌
王佳俊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饰演李侠 郭新洋 摄
李白来到上海时放发报机的皮箱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发报机
王佳俊在介绍李白当年穿过的夹克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王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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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 人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正在美琪大戏院驻演,李侠(原型为烈士李白)坚定地端坐于发报机前,当他敲出最后的红色电波时,黑色幕布上滚烫的字熠熠生辉,那是来自英雄的道别,亦如同一束光打破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位于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的李白烈士故居里,一台和李白生前所用过的相似度极高的发报机就摆放在三楼,那个不足3平方米的小厨房的一角。纵然在舞台上和英雄李白隔空交汇了250余次,每一轮演出开启前,李侠的饰演者王佳俊都会不由自主地来到这里,看一眼那台由收音机巧妙改装、不露一丝痕迹的老发报机。当他的目光抚过锈迹斑斑的零件,当他举起手,自然地定格在发报的手势时,耳边仿佛又响起“滴、滴滴、滴滴滴……”的发报声,而窗外慢慢暗下来的城市夜空,亦盘旋着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
电台重于生命
李白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英雄,或许并没有太多人知道,在成为隐蔽战线工作者之前,他也是一位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士。
1910年5月,李白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张家坊一个贫困家庭,父亲原先靠着替纸棚贩运纸张补贴家用,后因军阀敲诈而破产,被迫以务农为生。李白自小在文公祠小学就读,后来受《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和启发,他幼小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迫于生计,13岁的李白离开学校,进“乾源裕”染坊当学徒,他每天要踩在几百斤重的砑光石上磨布,但一个月的劳动所得也只够他理一次发。
1925年,李白参加了农民协会和儿童团组织,并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也就是在这一年,15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白故居里,至今还保留着李白在张家坊区儿童团使用过的梭标、钩镰枪。1987年开馆时,张家坊当地有关部门还特地送来了那块砑光石。1927年,李白参加了秋收起义,并于1930年响应号召,参加了工农红军。次年6月,组织调他到红军总部参加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1934年12月李白跟随红军队伍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途,担任无线电队政委,并提出了“电台重于生命”的战斗口号。
要发报先制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受党中央指派,李白化名李霞,从延安来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
“建立秘密电台”,这简单的六字任务背后却是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尝试和实验。在那个物资贫乏、技术落后的年代,几乎是孤军奋战的李白,时常为易坏的发报机犯难。那时,每当发报机故障,他就不得不请同是地下党的无线电专家涂作潮来修理。涂作潮来得勤了,邻居难免会“关心”:“你家又来客人了?”警觉的李白觉得这不是办法,决心学习发报机制作修理技术。
发报收报属于报务专业,而制作维修属于机务范畴,虽有交集却是两个领域。李白和涂作潮,一个学、一个教,两人教学相长,还动手组装了全新的发报机。由于不能堂而皇之地去购买发报机或相关零件,李白就利用每次出门的机会,在各个五金小店或旧货店里收集零件。他把人家不要的破旧收音机壳子拆了,卸下其中电子管等零部件,重新组装搭建,再套上原来的收音机壳子,一台外壳似收音机的发报机便完成了。
旧时发报机普遍功率为15瓦,李白和邻居们合住一栋小楼,每当他发送电报时,楼下人家的电灯就会因电压不稳而跳动。为此,李白和涂作潮又着手改进发报机,加入特制电子管,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将发报机功率降为7.5瓦,避免因电灯跳动而暴露。就这样,每晚深夜至凌晨时分,大高个的李白就窝在小小厨房的一角,用自制发报机传送出无数重要的情报。
在李白烈士故居三楼的小厨房里,李白用过的四脚方凳、小板凳都还摆放在原来的位置,场景还原,王佳俊艰难地弓着腰试图猫进阁楼改造的小房间的一角,他感慨:“李白也是1.78米的大高个,难以想象,他每天是怎么窝在这么小的地方,冒着生命危险,夜复一夜地艰苦发报的。”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在李白烈士故居的底楼,一方可触屏的地图上清晰地标识了李白在上海的足迹。为护卫电台安全,也为隐藏身份,李白前后换过六个居所,而这六个居所无一不是在闹市区,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然而,战斗在敌人眼皮子底下需要坚韧的内心和强大的抗压力。自舞剧创排之初就几度造访李白烈士故居的王佳俊,每次来这里,总爱在三楼客厅的窗前站一站。名誉馆长吴德胜曾告诉他,透过斑驳的梧桐树叶,不足200米的地方就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战斗在敌人心脏,共产党人无所畏惧。
熟门熟路地点击触屏,王佳俊这样介绍:“李白来到上海最初落脚点便是贝勒路,也就是现在的黄陂南路448号,同样是三楼一间十平方米的小阁楼。他潜伏一段时间后,在第二年春天就建立了到上海后的第一个地下电台。从此,上海与延安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但却坚固的'空中桥梁’。”
在触屏旁放着一只旧皮箱,那是陪伴李白数次转移的革命伙伴。每一次,他都是用这只皮箱装着发报机搬家的。每次搬家,李白也会改换身份,为学发报机修理、安装技术,他也曾在地下党开办的福声无线电公司,以账房先生的身份工作和学习。为了配合李白工作,党组织派来裘慧英来协助他。他们以假夫妻的身份住进了长乐路蒲石村18号底楼。一开始,裘慧英对用假夫妻身份进行秘密工作很不习惯,经过李白的耐心开导,她认识到了电台工作的重要性。除了担任警戒任务,她还主动关心李白的生活。
长期工作和生活、共同的革命理想让爱情悄然发生,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正式夫妻。在故居二楼,有多张略显模糊的黑白照片,那是李白夫妻结婚后的合影。照片里,一双俪人笑容恬淡,难以想象,这看似岁月静好的相片背后,主人公经历着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被捕三次初心不改
李白牺牲前,曾三次被捕。
1942年的夏天,一阵尖锐的鸣笛打破了平静,日本宪兵和伪军包围了建国西路福禄村10号,疯狂的敌人不由分说将李白夫妇双双抓走,关进了四川路桥北的日本宪兵本部。在那里,敌人对他们严刑拷打,两人死守秘密,李白一口咬定他们是在为商人输送情报,最后被救出。
出狱后,李白原本可以被安排去解放区更安全的地方工作,却被他拒绝了。留在上海的李白和裘慧英,开了一家糖果店。特务在对面租了一间房,拿望远镜日夜窥探。斗争经验丰富的李白,没有让对方抓到其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实据。情势转危,李白夫妇被转移至浙江场口,在那里再次被捕,后经过交涉脱险。但这依旧没能阻挡李白战斗的步伐,他蛰伏数月,重又回到上海,继续利用电台为党中央传送重要情报。
1945年底,李白和裘慧英搬进了黄渡路107弄15号,就是现在李白烈士故居这幢房子的三楼,二楼当时住的是潘子康、何复基夫妇,是党组织特意安排来掩护李白的电台工作。
刚搬进这幢房子不久,李白夫妇就有了儿子。陈列室里,有孩子满月时照的合家照,那是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建馆时,裘慧英特地送来的。时隔多年,她对这一片地区每条马路仍记忆犹新,她记得,山阴路千爱里4号是情报转接站:“我们时常抱着儿子,把情报藏在儿子的帽子、鞋帮或尿布里,去接送情报。”
1948年12月30日凌晨两点多钟,李白正在紧张地发报。敌人采取了分区停电的方法测出了这个秘密电台,他第三次被捕。不幸的是,这一次,李白没能回来。敌人对他进行了连续30小时的严刑逼供,他尝遍36种酷刑却始终未吐露一句,他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着党的秘密,守护着为人们带来黎明曙光的重要情报。
时至今日,步入李白烈士故居要经过一条长长的弄堂,弄堂的入口在不起眼的黄渡路上。那是一条不起眼的小马路,从繁华的四川北路拐进来,身后是公园里旋转木马上孩子们的欢笑声,而眼前是李白生前最后工作、生活及被捕的地方。
所有的岁月静好,都只因有人负重前行,今天的幸福之路,也是无数先烈用血肉铸就的理想之路。王佳俊说:“我们会永远记得,在黎明前最黑的夜,永不消逝的电波传送着生的希望。电波不逝,信念永存!”
皮箱
皮箱是李白来上海时用来装发报机的。他在上海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12年,电台的地点更换了6处,每次电台转移时,发报机都装在这只皮箱里。
新民晚报2021.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