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源流与发展

目录之学，在我国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撰成《七略》，奠定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基础。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又相继出现多种撰著和著名的目录学家。但随着西方目录学的引进，中国传统目录学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地位，而代之以书目情报服务、书目控制论或文献控制论[1]……。如今人们在探讨现代文化环境下的中国古籍整理工作时，不得不再次将理性和思辨的目光转向中国古典目录学，因为中国古典目录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丰硕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研究体系的博大精深和期间涌现出的杰出目录学家们的惊人成就不得不让后来者折服，今天它仍然是我们宝贵的思想财富。

1989年，有人将中国目录学传统概括为强调学术价值、重视教育作用、注意理论研究、忽略情报职能4个方面，但这更像是在概括古典目录学的特点，而不是在表述一般意义上的目录学传统。对中国目录学传统的语焉不详或详而不类，使我们认为对它有进行重新探讨的必要[2]。

一、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

目录学的历史相当悠久，汉魏六朝时期关于目录的编撰和目录的研究就形成了一门学问，当时称之为“流略”之学。唐宋时期，随着书目工作实践的发展，开始了比较系统的目录学理论研究，《隋书.经籍志序》、《古今书录序》和《通志校雠略》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目录学理论著作，反映了唐宋目录学的理论水平。“目录之学”一词在北宋文献中的出现，说明这门学科已为当时的学者们所重视，并在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影响。清代是我国目录学发展的强盛时期，书目类型日益增多，体例更加完善，目录学作为读书的门径和治学的工具受到整个学术界的重视，形成了以考辨真伪、是正文字为主要内容的校雠目录学派；以鉴别旧刊、别择真膺为主的版本目录学派和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重在探讨书目义例的目录学派[3]。

1、中国古典目录学的起源。我国古代把目录学、版本学和校雠学（校勘学）三者融为一体的学问开创于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整理群书，广泛搜集各种本子，把同一种书的不同的本子进行校雠，缮写出比较完备的本子，同时撰写叙录（相当于提要），然后编纂出群书的分类目录，以揭示学术源流，并供查考之用。刘氏父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古典目录学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后人或以广义的“校雠学”来概括刘氏父子所开创的学问，也就是说，把目录、版本、校雠三者统统塞进“校雠学”的大口袋中。于是，校雠学几乎成了古典目录学的代名词。目录在我国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曾经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称谓。如“录”，刘向的《别录》；“略”，刘歆的《七略》；“艺文志”，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经籍志”，魏征等编的《隋书.经籍志》；“志”，王俭的《七志》；“簿”，荀勖的《晋中经簿》；“书目”，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书录”，如《古今书录》；“解题”，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考”，《文献通考.经籍考》；“记”，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提要”，纪晓岚等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关于目录的名称几乎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但其实质都是指目录。

2、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萌芽时期。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起源于图书的产生。因而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是从远古到秦朝的这一段时期，以刘向刘歆编撰《别录》和《七略》为界。很显然，古典目录学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物。发展时期——西汉至宋朝时期。目录学正式产生于汉代。这时儒家文献的经典地位已经确立，学术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加上文献由官守至民间再由官方收集的演进，使文献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由此而正式编纂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目录——《别录》和分类目录——《七略》。《别录》、《七略》以及据此删简而成的《汉书·艺文志》等目录不仅仅是在整理文献，而且也是在由整理文献而整理学术。这一主题形成了古典目录学的努力方向，而古典目录学也就随着这些目录范式的出现而产生。鼎盛时期——元明清时期。宋朝以来目录之学才第一次出现，到了清朝，随着当时学术的兴盛，又经一批著名学者如金榜、王鸣盛、姚振宗、朱一新等人的大力倡导，使目录学一度成了“显学”。尽管中国古典时期的目录学著作甚丰，但能够称得上目录学理论研究著作的还只有宋朝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和清章学诚的《校雠通义》。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成为总结我国古代目录学优良传统的精华，后世学者们有关目录学的著述，均受到他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后人称中国古典目录学经宋代史学家郑樵和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等人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目录学理论体系，使古典目录学研究呈现繁荣局面。

失去“显学”地位的退守时期。近、现代社会，随着中国文化的变迁，新的图书文献快速增长，传统的古籍文献已由泱泱大国沦为了沧海一粟，以古典文献为依托、注重文献整理的古典目录学不得不因固守一角的古籍而退守，由于文献环境的改变，古典目录学失去了那种“显学”的风光。从自身因素看，则是其反映的思想意识的落后，特别是目录学研究的重藏轻用、重分类轻编目，重揭示馆藏，轻图书利用的结果，最关键的是古典目录学在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时缺乏创新精神，使其最终在西方目录学思想和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及洋为中用思想的冲击下，退居守势。但分别承载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部分书籍的差异如此巨大，因此在对中国古籍文献分类编目具有指导意义的学说领域里，西方目录学要完全代替中国古典目录学是不可能的，至今古典目录学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固守在这一领域里并占据着重要位置。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理应与现代文化整合，纳入中国文化新的整体架构之中，随之产生新的中国目录学体系，但这需要长时间的磨合。

二、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主要贡献

1、大量目录学著作的出版，为近现代的目录学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西汉哀帝时期，刘歆继承其父刘向遗志，利用天禄阁的政府藏书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该书依书的内容性质，将书分为六略三十八种，著录603家，共13219卷。《七略》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创之功，它在校勘整理文化古籍的基础上创立了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等方法。它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实际上是一部古代文化史。此书虽然早已亡佚，但其基本内容却在《汉书·艺文志》中被保存下来。

《汉书·艺文志》是东汉明帝时期由班固修撰。此书保留了《七略》中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删除辑略，把辑略中总序列于六略之前，大、小序列于六略及三十八种之后。各类著录的书籍基本上保留《七略》原貌，增加了《七略》完成后的刘向、杨雄、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所写成的著作。凡著录上的删移、补充，分类上的合并、改移、班固均在自注中的注明“出”、“省”、“入”若干家、若干篇，以示更改之处。《汉书·艺文志》开创了根据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术志的先例。此后大部分官修正史中均有艺文志或经籍志。

魏晋南北朝有许多重要的目录学家和目录学著作。《晋中书籍》是古代图书分类体系的一次变革，较好地反映了从汉至晋三百余年的学术发展状况，开创了四部分类法的道路。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唐朝魏征等撰。它继承四部分类体系，并在历史上第一次以经、史、子、集类目名称，概括各部所包括的书的内容性质。对后来公、私家目录学的修撰产生直接影响。唐代编撰的目录学重要著作还有《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

宋元时期有许多重要的目录著作。择其要者有《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校雠略》、《文献通考·经籍考》等。

明清时代私家藏书目录很多，并出现了许多专科目录、版本目录等。明代较著名的私家目录有高儒的《百川书志》20卷，晁瑮的《晁氏宝文堂书目》三卷，周弘祖的《古今书刻》二卷，明清之际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等。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目录的专书。书中提出从版式、行款、字体、刀刻和纸墨的颜色定雕印的年代，从祖本、子本、原版、修版来定版本的价值，很有见地。在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中，最值一提的是清代中叶由清廷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收入《四库全书》的古籍3461种，79309卷，以及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6793种、93550卷。基本上包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著作。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每部有大序，统分44类，类有小序，其中一些较复杂的类又分子目，即第三位类，共有子目67个。凡类目、子目中著录的图书在需要说明源流以及归入这一类的理由的地方，则另加按语，“以明变通之由”。

2、创造了七分法和四分法等图书分类体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法主要是七略和四部两大体系。“七略”是汉代刘歆所创而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辑略是提要汇集，实际为六大类。六艺略包括后世四分法里的经部、史部；诸子略即子部，兵书略和术数略可归为子部；诗赋略即后来的集部。方技略则主要包括医方医技，后世亦划归子部。

四部分类法是由西晋荀勖《晋中经簿》所创，它以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到东晋李充撰《晋元帝四部总目》易乙部为史部，易丙部为子部，四部按经、史、子、集排列。从此，这种分类法便成为官修书目的唯一分类方法。经部主要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谷梁传、公羊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十三经以及解经的书和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史部主要是纪传体正史及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野史，它如地理、目录、考古、诏令、奏仪等也列入史部；子部指古今诸子，包括《汉书·艺文志》的“十家”以及佛、道、兵书、数书、方技、阴阳、五行等；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论等。

除上述两种主要分类法之外，还有九分法、十二部分类法等，但都是大同小异，影响很小。上述分类法对我国后来编制新的图书分类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完善后续图书分类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国古典目录学研究的启示

1、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核心思想仍然是现在目录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尽管中国古典目录学存在着重藏轻用、重分类而轻编目，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轻检索利用，但是指导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核心思想的理论基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是在揭示图书的基础上引导治学、促进学术研究的开展，这一目的无疑是与我们现今研究的目录学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因为文献内容的揭示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文献，其根本目的就是为学术科研服务。

2、目录工作实践仍然是当代目录学发展的基础。我国的古典目录学是伴随着《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等几部著名的群书目录的撰著而兴起的，它有极丰富的目录工作实践，这也是我国古典目录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并且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源泉。当代的目录学自然也继承了刘向、刘歆、章学诚等我国古典目录学家的优秀传统和卓越的目录学研究成果而得以发展。在当前网络环境和数字化资源异军突起，网络信息资源编目和元数据研究正成为热点的情况下，当代的目录学研究必须始终以目录工作实践为基础，以其服务的领域和学科为对象，把目录学理论研究和目录工作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古典目录学之所以繁荣的重要文化环境。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不仅仅是创立了四分法、七分法等一系列开目录学研究先河的分类思想，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分类体系和分类方法的探究并不是某些人的专利，更不是权威人物所能说了算的，任何对目录之学有所研究的学者都在目录学研究领域作出了出色的成就，目录学著作和目录学家如群星灿烂，绚丽多姿，这也是目录之学宽容地提供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的结果，不迷信权威的大胆创新精神使得目录学的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4、必须加强同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与合作。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文献激增和不同类型和表现形式的文献数量增加是其根本原因，目录学实践力度加大是其动力，而历史学、文献学、版本学等在目录学实践中的贡献更是人所共知，一些著名的目录学家也都是著名的史学家。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离不开其它学科的学术成果和理论研究的支持，更离不开其它学科著名学者的参与。可见，学科的发展需要利用其它学科的互动和借助不同学科间的联系使得这个学科的发展有一个良好的氛围，现代的学科群建设正是吸取了学科互动和紧密联系、互相促进的精髓。现代目录学和情报学、图书分类、文献学、情报检索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割裂彼此的联系。因此，把当代目录学置身于整个知识分类体系中，加强同其他学科的联系与合作，是当代目录学研究和目录学工作者都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

注释：
[1]雷树德：《文献、地方文献、地方文献学论考》，《津图学刊》，1997年第3期。
[2]王心裁：《试论中国目录学传统》，《大学图书馆学报》，2000年第3期。
[3]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