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苑的历史

　　南苑历史，可以上溯到辽代的“延芳淀”。延芳淀是位于今通州南部的一个大湖，方圆数百里，芦苇丛生，水面广阔，禽鸟众多。金代迁都燕京后， 海陵王常率近侍“猎于南郊”，至金章宗又在城南兴建一座名为建春宫的行宫， 以供帝王巡观渔猎。

　　元明时期，南苑地区开启了皇家苑囿的历史。元朝定鼎大都后，长于骑射的蒙古族依然难以忘却本民族的传统习俗，把农闲之季到郊外游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元史·兵志》记载：“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当时的南苑地区水草丰沛，荒无人烟， 于是元朝在此地大规模营建苑囿，时称“下马飞放泊”，又名南海子。其内， 水面广阔、水草丰美，堆筑晾鹰台，建有幄殿，为元大都城南著名的皇家苑囿。南苑于是成为蒙古统治者延续游牧民族传统习俗并兼以训练武备的重要场所。

　　“飞放泊”的发展，成为南苑土地开发的重要历史。为了保证大都周围的苑囿内有足够的飞禽走兽供皇帝射猎，元朝设置了范围广阔的禁猎区。《日下旧闻考》引《鸿雪录》：“大都八百里以内，东至滦州，南至河间，西至中山， 北至宣德府，捕兔有禁。以天鹅、鴜老、仙鹤、鸦鹘私卖者，即以其家妇子给捕获之人。有于禁地围猎为奴婢首出者，断奴婢为良民。收住兔鹘向就近官司送纳，喂以新羊肉，无则杀鸡喂之。自正月初一日至七月二十日禁打捕， 著之令甲”。②以严刑峻法禁止八百里之内的人们捕获野兔、买卖飞禽。《元典章》里面有很多关于捕猎的规定，比如：“正月为头，至七月二十八日，除毒禽猛兽外，但是禽兽胎孕卵之类，不得捕打，亦不得捕打猪鹿麞兔”， 还有“休卖海青鹰鹘”“禁捕鴜老鹅鹘”“禁打捕秃鹫”等，这些都有利于保持动物的正常繁育与动物种群的相对平衡。

　　明代以来，南苑地区不仅是皇家狩猎休闲的重要区域，这里也成为人口迁移及皇家物资供应的重要区域。明代以来南苑地区土地开垦的历史，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构成。

　　明初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后，即着手整理修缮京南上林苑，一方面是效仿历代王朝，将麋鹿圈养于皇家园林中，以作为无上皇权的象征，同时也有寓武备于游猎之意。明代帝王时率群臣游猎其中，尤其是面临外敌威胁之时，驾幸更为频繁。明初成祖常以北征为念，定都北京后，几乎每年都在南海子合围校猎、训练兵马。

　　永乐十二年（1414 年），成祖下令对南苑进行扩充，四周筑起土墙，开辟北大红门、南大红门、东红门、西红门等。此后经宣德、正统、天顺年间持续修缮，形成面积广阔的皇家禁苑。明代南苑建筑、花木，不及其他各苑精美，但泉沼密布，草木丰茂，自然条件优越。又置有专司园林的海户，围造二十四园，繁育獐、鹿、雉、兔等动物，同时种植菜蔬瓜果，以供内廷。明宣宗时期，对南海子附近又进行了修治。

　　正统八年（1443 年），因南苑受到耕占威胁，英宗在奉天门宣谕都察院诸臣，称“南海子先朝所治，以时游观，以节劳佚。中有树艺，国用资焉， 往时禁例严甚。比来守者多擅耕种其中，且私鬻所有，复纵人刍牧，尔其即榜谕之，戒以毋故常是，蹈违者重罪无赦”。令下，拆毁靠近墙垣的民居与占居园内的坟墓，拔掉了大量的农作物，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皇家苑囿的自然状态。在此前后，又陆续修理南苑内外各处桥梁。

　　“土木之变”后的英宗、武宗、穆宗，也常率文武百官出猎城南。其中仅英宗“驾幸南海子”，见于《明英宗实录》记载者前后即有十余次。尤其是天顺三年（1459 年），内阁学士李贤、彭时、吕原等人扈驾校猎，还获赐獐、鹿、雉、兔，以示激励。

　　“南苑秋风”（又称南囿秋风）为明代“燕京十景”之一。每至八月，西风徐来，南苑秋水长天，万里晴云之下树碧果红，鹿走雉鸣，鸢飞鱼跃， 别有一番野趣。大学士李东阳有《南苑秋风》一诗颂称：

　　别苑临城辇路开，天风昨夜起宫槐。秋随万马嘶空至，晓送千旌拂地来。落雁远惊云外浦，飞鹰欲下水边台。宸游睿藻年年事，况有长杨侍从才。

　　明代南苑地区经过扩建之后，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管理体系及建制。《养吉斋丛录》中对于南苑地区营建工程记载甚详，包括官署衙门之兴建、皇家庙宇以及行宫的建设等。为了祭祀之需，在南海子内修建了关帝庙、灵通庙、镇国观音寺等皇家庙宇。

　　清军入关后，尤其是在顺治朝和康熙朝前期，由于京西的“三山五园” 还没有形成，因此利用明代宫苑成为清廷的主要措施，于是在明代南海子的基础上将其作为皇家御苑重新修葺，命名“南苑”。顺治帝亲政后几乎每年都前往南苑。顺治十一年（1654 年）后，因紫禁城内乾清宫等主要宫殿正值重建，顺治帝曾长期居住于南苑。据统计，顺治帝有三分之一时间在此度过， 有时甚至长达一年，仅顺治十三年（1656 年）这一年间，皇帝就去了五次， 很多政务都在此地办理，堪称当时紫禁城外另一个政治中心。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来南苑举行围猎阅武的活动多达 132 次，其中四年（1665 年）到六十一年（1722 年）57 年间，他专程到南苑举行的围猎活动高达 90 次，在驾崩的前三周，他还到南苑进行了最后一次围猎。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几乎没有外出巡幸活动，驻跸南苑次数也寥寥可数。只有在雍正七年（1729 年）五月，雍正皇帝第一次驻跸南苑，并阅车骑营兵。这也是实录记载中，雍正皇帝唯一的一次驻跸南苑。

　　乾隆皇帝对南苑的情感最为深厚，他对此地进行了多次疏浚整修，把南苑的建设工程推向了巅峰。经过乾隆一朝的修缮与建设，南苑形成了以四座行宫为主的御园格局。乾隆六十年（1795 年），已届八十五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又来南苑狩猎。以后继位的皇帝去的次数都无法与其相比，如嘉庆皇帝曾9 次来南苑围猎，道光皇帝来此围猎有 12 次。再以后的咸丰、同治、光绪皇帝，大清帝国日趋衰落，国事日艰，到南苑宸游甚少，但仍有来南苑举行围猎活动的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光绪帝巡幸南苑，曾在新宫、旧宫、团河宫驻跸，这是清代帝王在南苑的最后一次活动。

　　南苑是清初园林理政的重要御园，清代政治文化特色以及礼制运作的需要是促成南苑在清代成为御园理政场所的重要因素。首先，南苑水草丰美， 能够满足清统治者讲武习勤、骑射围猎的政治军事需要。其次，南苑地势开阔，适于举行年节烟火观灯等活动，以联络外藩使臣及各部落王公。再次， 南苑清静幽雅，适合休养避喧。顺治九年（1652 年）、十三年（1656 年）， 顺治皇帝曾避痘南苑。康熙帝亦多次携孝庄太后、皇太后在南苑休养。最后， 南苑的地理位置适于作为清朝皇帝巡幸出行以及拜谒东西陵的往返落脚点。尤其在乾隆朝，乾隆帝拜谒东陵之后，往往经南苑再拜谒西陵。

　　在多尔衮摄政期间，摄政王多尔衮就多次前往南苑“祭纛”。康熙朝国家统一战争频繁，康熙帝也非常重视武备，因此在南苑的行围活动频繁。据实录记载，康熙帝在位 60 年时间里先后 67 次在南苑行围。行围的时间一般在春秋两季，除个别年份一年一次以外，大多数是一年数次，尤其是在战事频繁之际，如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准噶尔，抗击沙俄侵略军前后，一年之中甚至多达五六次行围；每次行围期间驻跸南苑的时间短则五六天，长则半月余。乾隆帝在南苑的行围活动共计 21 次，大多是在皇太后在世的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之前，乾隆帝每次前往南苑时，基本上都奉皇太后一同前往。一般来讲，乾隆帝在南苑行围，尤其是秋季时节，往往是六七天之内连续行围，地点分别在旧衙门行宫、南红门行宫和新衙门行宫附近。

　　与日常通过围猎以演练骑射的“行围”不同，“大阅”是对八旗兵战斗力的全面检阅，按照礼制，每三年举行一次。无论是行围，还是八旗兵大阅，其目的首先是为了保持八旗“国语骑射”的传统，增强武备，提高八旗的军事战斗力。然而自乾隆朝始，八旗战斗力日趋衰落，赖以生存的骑射能力愈发荒疏。

南苑兵营

　　清代南苑最重要的功能，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园囿的最主要特色，是作为统治者讲武习勤、围猎骑射的作用，正所谓“春搜冬狩，以时讲武，恭遇大阅， 则肃陈兵旅于此”。其中，行围是指春秋时节的围猎活动；校阅或大阅则是对八旗军队的军事演习。无论是行围，还是八旗兵大阅，其目的首先是为了保持八旗“国语骑射”的传统，增强武备，提高八旗的军事战斗力。其次， 南苑还是教育皇子勤习骑射的场地。然而，自乾隆朝始，六旗战斗力日趋衰落， 赖以生存的骑射能力愈发荒疏。

　　南苑作为皇家园林的兴衰沉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清代国家命运的写照。晚清时期，国家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上面临着如何变法图强的巨大压力，经济上存在着人口激增与民生问题的突出矛盾，军事上的内忧外患加剧了政治经济的双重紧张。风雨飘摇的国运迫使朝廷无法维护“例禁开田”的“祖宗之制”，土地广阔的南苑最终从禁而不止的私垦变为官方主导的放垦，彻底改变了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