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 ： 现在农村还有年轻女性自杀？
孝感某村的王大叔今年60多岁，以前在家种地，偶尔在附近打零工。这三四年要带孙子，他就没有外出打工了。2018年大年初几，小儿媳妇跳水自杀后，他和老伴主要负责带小儿子的两个小孩。
一
王大叔有三个儿子。大儿子1979年生，买了个货车在本地搞运输。由于本地不缺货车，一年收入只有五六万。在三儿媳妇出事之前，王大叔给大儿子带小孩，大儿媳妇在外打工（现在则在家带小孩）。二儿子1981年生，在本地给别人开车，一个月的工资在3000元左右。二儿媳妇在一家幼儿园上班，一个月1000多元的收入。二儿子家有一个女儿，十多岁了，原先由老人带着，现在也由二儿媳妇自己管。王大叔的小儿子这年28岁，小儿媳妇26岁，有两个儿子，大的六岁，小的两岁半。
三个儿子在婚后都分了家。分家时只有两间瓦房和一间平台，三个儿子商量，瓦房给大儿子和二儿子，平台给三儿子。前两个儿子由于结婚比较早，婚姻花费都不大。小儿子结婚时花了上十万块钱，其中五万元是彩礼，女方没有将彩礼返回，其余是办酒席所花。王大叔的小儿媳妇是黄陂人，跟小儿子是在网络上认识的，结婚之后生了两个小孩，一直在家带小孩，没有外出打工过。老两口对小儿媳妇好，村里人都知道。
小儿媳妇个性强，经常跟小儿子吵架。吵架主要是经济原因。小儿媳妇没有上班，但是一家四口的花费却很大，尤其是大孙子上幼儿园之后，花费剧增。这年小孙子也上幼儿园了，两个小孩的学费和开销一年就要七八千。这对于一个只有一个劳动力赚钱，却有四个人消耗的家庭来说，压力着实很大。雪上加霜的是，小儿子虽然在附近建筑工地上干活，做模型，按说属于手艺活，工资不低，但是因为这几年行情不好，经常工程做到一半就停了，拿不到工钱。再找下一家又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做到中间工程又因故停了，于是小儿子这几年都没有赚到钱。王大叔说他儿子运气不好，称在建筑工地打工需要运气，运气好就赚得到钱。因此，一家四口这几年的开支都是向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借的，欠下十几万元外债。小儿媳妇是个性要强的人，作为青年女性平时穿着打扮、涂粉化妆都需要开销。结婚五六年，小儿媳妇似乎看不到小家庭改善的希望，外债却越来越多。为经济问题，两口子频繁吵架。
2017年上半年小两口吵得非常厉害，两人为此离婚一次。离婚后两个小孩留在男方家里，由王大叔老两口看着，儿媳妇则回了娘家，在武汉打了三四个月的工。下半年的时候，小儿媳打电话给小儿子，说想小孩了，想回来。小两口又说上话了，谈到复婚的问题。女方的父亲打电话给王大叔，要王大叔去接小儿媳妇，算是给小儿媳妇一个台阶下。本来还提了赔点钱的事情，但是王大叔没钱，女方那边考虑到两个人的担子就算了。复婚后小儿媳妇也没在家待着，而是外出打工两个月。王大叔说，之所以会再闹出事来，是因为打工把小儿媳妇的心给搞野了。
到腊月底临近过年的时候，小两口又吵得很厉害，估计是为过年的事情。小儿子这一年过年都没有钱，连给小儿媳妇买衣服的钱也是从信用卡上支取的。腊月二十几，两口子一直没有出门。小儿媳妇在家憋气不出门，小儿子就陪着她，怕她想不开。到正月初一左右，两人已商量好等年过后民政局上班了就离婚。
正月初四那天，两人吵得很厉害，可能与这天小儿媳妇想回娘家，娘家父亲不允许有关系。王大叔看到小儿媳妇好像不正常的样子，只能说儿子。那天下着小雨，小儿媳妇将床单、被子都丢到门外，小儿子拦着，丢了就捡回来。刚好王大叔从门口路过看到了，他把丢了的被子床单抱回去，还说了小两口一下。到了晚上，王大叔给孙子洗澡后，小儿子就将孙子抱回去睡觉了。等小儿子把孙子的衣服裤子脱了准备睡觉时，小儿媳妇又把没有穿衣服的小孙子丢到屋外。小儿子只好去叫王大叔过来。王大叔过来要抱起小孙子，小儿媳妇不让抱，发生了一点争执，王大叔才把小孙子抱走。晚上八点左右，小儿媳妇往屋外走，小儿子紧跟着。小儿子说，你回去，紧闹干什么。小儿媳妇往塘里跳，小儿子没拉住，也跳进去找人，但由于塘里有莲藕，约莫找了20分钟才将人找到。拉上来给小儿媳妇做了人工呼吸，也没有抢救过来。王大叔说小儿媳妇跳水自杀与老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点可以到小组其他人家去问。
过后，小儿媳妇娘家来了五六十人，至少30多人住宾馆。娘家那边要求做尸检，但是小儿媳妇身上一点伤都没有，后来谈妥没有做。但那边又要求买墓地，花了三万多元。包括安葬费在内一共花了十几万元，把王大叔存下来的三四万元也都花光了，小儿子过年时花的信用卡的卡债还是大儿子还的。
现在王大叔老两口就与小儿子一家三个人合在一起住了，小儿子依然在本地务工。之所以没有外出务工，王大叔的解释是，有两个小孩在家，有些事情老两口做不了主，比如上医院、上学之类的。
二
这个案例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经济状况得不到改善带来夫妻矛盾，而经济状况之所以重要，背后又与当地村庄激烈的社会性竞争有关系。当地父代对子代的支持不是硬性的，王大叔能够给子代结婚花上十万元属于非常合格的父亲。婚后不再为子代输入资源也是当地的共识。所以，家庭参与村庄竞争的主要责任和压力落在了年轻人头上，而竞争的主要标的物是“赚了多少钱”，能够显示赚钱多少的就是买商品房和小汽车，抑或是吃酒席、打大牌。王大叔的小儿子这几年不但没有攒钱买房买车，还欠了十几万的外债，在竞争中自然就处于弱势地位。这对于个性要强的年轻儿媳妇来说打击非常之大，王大叔的小儿媳妇看不到希望。
二、在年轻女性看不到家庭发展希望的情况下，当下的年轻女性的选择更多的是离婚，而不是自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离婚还不流行，甚至是丢脸的事情，对丈夫和家庭绝望的女性因而多选择自杀，或者通过自杀来威胁丈夫和公婆听从自己的。现如今离婚成为农村正常现象，农民对它的看法不再有过多的价值判断，这对妇女来说不啻于一种解放。农村妇女在夫妻感情破裂，对丈夫不满意、对家庭发展无希望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离婚找更好的对象再嫁。王大叔的小儿媳妇在对丈夫绝望之后就选择了离婚。只不过小儿媳妇一是想念自己的两个儿子，二是对丈夫还有感情，因而没有立马找人再嫁。在当前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离婚对年轻妇女的利好要多些，而离婚后的男子再婚就比较难。
三、农村年轻夫妻矛盾在年节的时候爆发较为激烈，与年节期间花费比较大、人际交往比较密集、相互比较与竞争较为激烈有关系。孝昌农村有两个节日比较隆重，一般外出务工人员都得回家，一个是春节，一个是清明节，该自杀个案就发生在春节期间。一方面，各个家庭的花费都集中在春节，包括购置年货、给小孩发红包、给老人生活费、打牌费用、走人情费用、购置衣物和家庭用品等，这些看的是你口袋里有多少钱。另一方面，村庄各色人等都密集回村，开车、穿着、打牌等都是看得见的，当人家开着好车、穿金戴银回来，到牌桌上一掷千金，而你却囊中羞涩，你是什么心态，别人又是怎么看你。再一方面，此时亲朋好友相聚最密集，相互吹嘘和比较最密集，各种信息交汇也是最密集的，而孝昌当地又是亲朋之间都能够在台面上比较的地方，这个时候对于落后者来说凸显的是自己的渺小和无能。王大叔的小儿子和小儿媳妇就是处在这种氛围之中的落后者，自然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小儿媳妇将这种压力转化为对丈夫无能的抱怨，并对家庭前景越来越感到渺茫，由此导致对丈夫的绝望。
四、小儿媳妇娘家拒绝了她回娘家的请求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小儿媳妇只要待在孝昌这个竞争非常表面化的氛围里，就会感受到剧烈的压力。她一刻都不想再承受这种压力，因而即便离民政局上班只有三天时间，她也不能再等了，想赶紧逃离这个压力无比的环境。但是这个时候，唯一的去处娘家也对她关闭了大门，她“逃”无可“逃”，便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三
农村女性对比较与竞争最敏感，但是她们参与村庄的比较与竞争又依赖于丈夫，包括丈夫的智慧、能力和勤恳等。一旦丈夫的这些禀赋不能使家庭在竞争中胜出，女性就会将之怪罪于丈夫，进而与丈夫发生冲突。若看不到改变的希望，女性就可能抛夫弃子另觅能者。现在大部分年轻女性选择的是这个路径，只有少数像王大叔小儿媳妇那样，选择自杀。
该案例中的自杀在农村已属个例，但是其背后的逻辑在包括孝昌在内的许多地方仍然存在，只不过不再以“自杀”为结果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