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弟沙金峰童年轶事
沙金泰
老了，这个时间不属于革命，因为退休了而属于自己了。那么许多年的，甚至半个多世纪的影像也来摻和，不时地像电影片段在大脑中萦绕。
老了，一般大多数人记忆力都会减弱，甚至，眼前的事也记不住，有时钥匙挂在脖子上自己还在找钥匙。可有的人记得小时候玩闹游戏的事，甚至记忆犹新，回忆是说的有根有叶甚至还不止这些，美好的回忆是一种享受，或是让精神系统退化速度变得慢些，这么说回忆也是一件好事了。
我的大弟沙金峰，1943年3月13日生，他属羊的。绰号也是小名吧，叫二肥子，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出生时，一定是个大胖小子。因此，我的四舅给起的二肥子也是挺贴谱的，不过这个名只在四舅的心中这么叫，或是口头这么叫。因为我的四舅很喜欢他，也就是他们爷俩间的叫法。因为我是老大，可以享受祖母、父母亲多一点的爱，老二在人们眼中就会少一点爱，我的四舅给我的大弟起一个名字也是常情。
其实，父母亲的爱是一样的，五指连心吗，哪根手指都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其他的长辈都管我的大弟叫小二，没有什么绰号可叫。大弟比我小两岁，正确的说还差一个多月不到两岁。
1948年，大约是十月份中旬，我的父母和我大兄弟、祖母等五口一家；我三爷一家四口，还有我太爷。我们共计十人聚集在一起，随着出城的逃难人群，冒着稀疏的枪林弹雨，手里还推着用工厂的废旧轮子做的手推车，边走边爬地向哨卡方向走去，深一脚浅一脚踉踉跄跄的慌乱出走。说的准确些不是在走，而是往前拥挤冲出去，人们认为只有冲出去，才会有食物，也才会有生命。人们为了逃命不管死活往外冲，不管男女老少都自己顾自己，一眨眼的功夫身边的亲人不见了。我等一群人也找不着自己的亲人了，冲出去的人挤的很无奈，但是终于冲出去了，外围就是解放区明朗的天。
从围困长春时期起我才有大弟弟记忆印象，他小时侯才5岁多一点，就是现代上幼儿园大班的年龄，他却遭遇了兵荒马乱的年月。哪有幸福的童年，但有苍天天照应，玉米饼子蔬菜喂的很健壮，比我健壮多了。遇上全民大逃难对他似乎不算什么，但也不得不跟着大人逃难，就这么点的小孩也不能跟成年人比，走走就走不动了，甚至脚脖子都肿了，还痛的很厉害，但他没有哭，那个时期虽也不敢哭，有眼泪也慢慢地挂在在脸上。有时甚至因他太小，我奶奶还得抱着他走一阵。
我和我的大弟，从小生活在一起。冬季在一起做室内游戏，一起在火炉上烤玉米面饼，一年四季和家人在一起吃饭，和奶奶住在一铺炕上睡觉。因此，在我的四兄弟中，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多些，除非上学后，或者他和他的玩伴在一起玩时外，几乎是天天与我在一起。
做室外游戏时，他喜欢弹玻璃球或是扇啪叽，我不愿意玩这种输赢的游戏。所以我对他真是了如指掌了，自从考到吉林艺专附中读书后，15岁的他就一个人，以及后来工作后，住在外地单位的宿舍里这才分开。
其实，我们逃难没遇到什么太大的麻烦，大人小孩老少也没有人受到伤害，完整无缺的两家人都脱了危险。这还是我三爷的一张旧工作证所起的作用，因为我的三爷是一个年轻的教授。那时教授的工作是很少的，旧社会的教授大都流过洋，我三爷就是东洋留学生，不象现在教授满地走。当时八路军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三爷与我的父母受到了不凡的礼遇。团长和我的三爷、我的父母在一个饭桌上吃饭，并且品尝着在当时最丰盛的饭菜。吃完饭很快地用马车，将我三爷和我的父母亲送到亲戚家中。这一顿饭和亲切地招待，使我的三爷、父母亲进一步的了解了八路军，一些关于八路军的传言，一扫而光的烟消云散。
我们逃难失散的人见到亲人，立刻放下了心，一起享受相聚的欢乐。我的大弟也在逃难的过程中，和我的祖母、我三奶、奶奶、还有我的一个叔叔，一起来到我的乡下一个远方的亲戚家中，随着我们失散的几家人安然脱险了。
他小时候就遇到了多灾多难的童年，可是他没有被这灾难吞噬，他实属是一个幸运者。有许多婴幼儿或是童年的儿童，在那个时期就会遭到了灭顶之灾，或是被夺去生命，或是遭遇到了不测而受到了伤害。可我的大弟，除了脚脖子肿了以外，他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伤害。
我们家在出城的第三天，长春就和平解放了，那些守城的国民党军，在稀疏的枪声中宣布起义，这座城很好的保存了下来，只是一些百姓因围城受到了些损失，有些人甚至因缺乏粮食而饿死，或在出哨卡时倒下，这比攻城的炮火震天、浓烟滚滚，枪林弹雨好多了，减少了双方士兵和大众的伤亡。这一举动受到了大众的欢迎。
我们俩家见到了长春解放后，就收拾收拾携带的东西准备返程了，辗转几处找了间房住下。我们又恢复了和平环境，该干啥的干啥去了。
我这时正直入学的年龄，按着我这个年龄正该上学，就在家附近到东三马路小学报名上学去了。临近到旧历过年时，我突然患了肺结核。起初我们也不知是肺结核，就是我有些低烧、胸痛，我父亲领我到日本留学博士陈光明私人诊所给我看病，（后来他任吉林省卫生厅厅长）博士说我估计是结核病。
这结核病当时叫痨病，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由于普通百姓贫穷、困难，我们不能像现在似的隔离，只是在自己家里多加小心而已。我的大弟仍然和我在一起生活，但他却没有发现被传染。这是他逃难后，又迎来了死神的第二次召唤，我现在才估计他没被发现感染，也很可能是带菌者，只不过他的免疫能力高些。
我因患肺结核这种传染病休学一年，我在奶奶的精心护理下，注射进口的德国链霉素，又订了一年鲜牛奶，我父亲说过，你一个人一天要消耗一袋洋白面，经过精心治疗病情好转。过了传染期我又从新报名上学，这时我父亲心想，让我们哥俩一起上学，好相互有个照应，这个想法真不错。可是我的大弟年龄小，根本不到上学的入学年龄。
那个时候都是大几岁才上学，或者是因旧社会上学没钱，或者因战乱耽误了上学，建国后没钱也要上学了。所以大龄的学生多些，若是年龄小的上学是很少的。我父亲还是领着我们哥俩去报名了。我去了黑水路小学没有什么麻烦，等我大弟弟去报名，人家说不够入学年龄说什么也不行。
后来我父亲实在没办法了，就想到别的学校报名，万一遇到好说话的老师就好了。我父亲就回到我们家附近的吴淞路小学去报名。在吴淞路小学费了半天的口舌还真是报上了名，我们不能忘记他的班主任吴老师。
吴老师接待的很热情，我的父亲一幅赤心面善的长相，吴老师大概相信我父亲是个很讲理的人，我父亲磨了一会儿，当时也没有把我父亲打发走。吴老师想用考考的办法，打消我父亲的为他小儿子上学的欲望，她说我问问这孩子，如果他回答的很流利，我就认可多一个学生收下，如果不能回答我提出的问题，那你就等来年再上学。
那当时我的大弟他才6岁，但他也一定不眼生，吴老师看着这个男孩，嘴唇稍后大大的嘴就动心了，也许中国人信“嘴大吃八方”吧，当时吴老师问了许多话，吴老师怎么也问不住我的大弟。吴老师也十分感兴趣，我的大弟都十分的对答如流，吴老师就无奈又喜欢地留下了我的大弟。
在小学读书时，他并不爱讲话，但他在和对心思的同学玩时，他却是有滔滔不绝的话说个没完，他从不和别人争论。蔫蔫巴巴的直管画他的画，他也是对美术感兴趣，要说画起来真是头抬眼不睁。在上小学时，我就和我的大弟很和谐，他愿意接受我的领导，我也愿意领导他，我们俩都没有大架骂人的习惯，在我的印象中，我们从来就没骂过人，甚至连一个脏字也没有说过。我们从小都爱艺术；特别是爱好美术，我们哥俩一起临摹的“梁山白与祝英台”的画，亲戚们过年给我奶奶拜年时，都以为贴在墙上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年画呢？那时我的大弟才十一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