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统一全国的必然条件少不了这七位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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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嬴政从公元前230年发动统一战争，历时十年兼并了六国。其实，在战国后期七雄之中，任何一国都有统一天下的可能与机会，然而最终却由秦始皇以气吞万里之势，横扫六合。所有的历史课本谈到秦灭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统一天下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人们似乎都忽略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由秦国统一天下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呢？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一时的偶然？
奋六世之余烈 亡六国之诸侯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先讲清楚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就是指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向。这个基本动向是由两个层面共同作用的：一是历史的必然性，一是历史的偶然性。
有人认为，秦始皇兼并六国是历史使然，即历史把统一的重任交给了秦国。这是因为秦始皇继承了祖辈的基业，所以才最终完成了统一的使命。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先追溯一下秦国的历史，秦国从立国到嬴政执政，历经六百多年，一共有三十多位君王。而与兼并六国关系最密切的是秦国后期的七代国君，他们分别是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王嬴政。
秦国统一天下的必然性首先表现为秦国七代国君无一庸主，个个都为秦国统一天下完成了自己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那么这七位国君对兼并六国各自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第一位，秦孝公。
秦国的崛起可追溯到秦孝公变法。秦国立国较晚，又偏处关中一隅，在战国中后期仍然是综合国力较弱的一个诸侯国。如果不能变法图强，秦国兼并六国无异痴人说梦。秦孝公看到了这一关键点，起用并重用商鞅，施行变法。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发展，国富兵强，由此奠定了秦灭六国的经济基础与军事基础。秦孝公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重任，变法图强为秦国以后的快速持续发展夯实了根基。
第二位，秦惠文王。
秦孝公下世，继位的秦惠文王虽然车裂了商鞅，但商鞅的法令却没被废止。因此，秦国的崛起并未因秦孝公和商鞅之死而中断。秦惠文王不因人废法，实为过人之举。
秦惠文王即位后，随着商鞅变法后秦国的迅速崛起，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秦国的强大对他们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于是积极寻找对策，开始用联合（合纵）的办法对付秦国。这是秦国崛起之后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六国联军将会重创秦国，秦国的强盛也会因此夭折。虽然，此时东方六国中的任何一国都不足以对强秦构成重大威胁，但是，若六国联合成功，以六国之力攻打一秦，即使秦国已经很强大，仍然是无法承受的。在这种情况下，秦惠文王审时度势，重用纵横家张仪。张仪根据新的形势与发展势态，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连横策略，对六国一一瓦解，逐个击破，最终化解了六国的合纵之谋与军事行动。秦惠文王也为秦国统一大业的继续发展做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
第三位，秦武王。
在秦国的崛起史上，秦武王似乎并不重要，原因是他在位时间极短，只有三年。但是，即使是这么一位如流星般的国君，他对秦始皇最后统一中国也功不可没。
秦武王有一句名言：“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史记?秦本纪》）。”“三川”原指黄河、洛河、伊河三条河，这里指含有这三条河的地区，辖境是今天河南灵宝县以东至洛阳的这片土地。在位仅仅三年的秦武王一心向往的是能够坐车到达洛阳，看看周天子的王城。秦武王的“窥周室”并不是他喜欢旅游观光，想参观一下周天子的都城而已，他实际上是想取周而代之，一统天下。一句“死不恨矣”，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渴望实现由秦统一天下的远大目标。
秦武王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因为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加之六国的合纵之谋被瓦解，此时摆在秦国国君面前的历史使命是不失时机地东进中原。秦武王的“通三川，窥周室”，正是他作为秦国国君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此时的秦国已经具备了东进中原的实力，敢不敢适时东进是摆在秦武王面前的历史性课题。秦武王与前面几位君王一样，对秦国统一的大业也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公元前311年，秦武王派左丞相甘茂亲自率重兵攻打韩国的宜阳（今河南宜阳）。宜阳是陕西通往河南的重要通道，两边重峦叠嶂，中间一线通往洛阳，西距洛阳四十公里。它是韩国的西大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果拿不下宜阳，秦国就无法兵出函谷关，也就无法东进中原。但是若想攻下宜阳，就必定要和韩国有一场大仗、恶战。韩国一旦失守宜阳，秦国就可以长驱直入，直达韩国的腹地。所以，韩国必然死守宜阳。
甘茂说，要攻韩国，必须联合魏国。甘茂与另一位副使向寿一块儿来到魏国游说魏王。到达之后，甘茂却对向寿说，你回去，就说魏君已经同意联合攻韩了，但是，一定要告诉秦武王攻韩之事行不通。只要你这样说了，将来事成了，功劳全归你。这位副使欣然同意，按照甘茂的交代向秦武王汇报。秦武王觉得很纳闷，既然魏国允诺联合攻韩，为什么还不能攻呢？
甘茂一回国，秦武王马上召见了他。甘茂回答，宜阳是一个大县，战略储备非常充足，名义上是县，其实相当于韩国的一个郡。如果现在我们去进攻，很难得手。
接着甘茂就给秦武王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曾参杀人。当年，曾参在费地居住，费地有一个和曾参同名的人杀了人。于是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纹丝不动地在织布机上织布。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告诉曾参的母亲，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还是镇定自若地织布。一会儿，第三个人来了，告诉曾参的母亲，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立即扔下手中的布，翻墙而逃。曾参是历史上有名的贤人，曾参的母亲又是那么了解自己的儿子，听了三个人的传话，就误认为曾参真的杀人了。甘茂对秦武王说，我没有曾参那样的贤能，大王您也不能像曾参的母亲信任自己的儿子一样信任我。我只怕率兵攻打宜阳，大王最终也会像曾参的母亲一样不信任我。
第二件事是张仪无功。张仪为秦国立了大功，西并巴蜀，北开西河，南取上庸，但是，天下人都认为是先王贤能，而并不将主要功劳归于张仪。
第三件事是文侯烧信。魏文侯当年派乐羊攻打中山国，打了三年才把中山国给灭了。乐羊回师的时候高兴得很，以为自己立了大功。面见魏文侯之时，魏文侯拿出整整一筐针对乐羊的告状信让他看。乐羊吓得拜倒在地，连连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全是大王的功劳（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任何成功都不是一个人的成功，而是一个团队的成功。其中，领导的支持与信任最为重要。不要总以为自己立下了多少功劳，而是应当看看当你拼搏之时领导对你的支持有多大。
说完这三件事后，甘茂接着说，我甘茂是个外来之臣，如果率兵去攻打宜阳，最担心有人告我的状，而且大王一定会听信这些话。这样，大王便会背着一个欺骗魏王的名声，而我也会落得一身诽谤。所以，虽然魏国同意和咱们联合攻韩，但是，这一仗我不能打。秦武王听完后，对甘茂说，我和你先订一个君子协定，你就放心去攻打韩国吧。
直到这时，甘茂才率兵攻打韩国宜阳，打了五个月，还没有攻下宜阳。秦武王果然收到很多告状信，于是他下令甘茂退兵。甘茂说，协定还算数吗？秦武王这才又派重兵增援甘茂，最终甘茂杀了六万韩国士兵，攻下了军事重镇宜阳，洞开了韩国的西大门，秦兵从此可以畅通无阻地直插韩国的腹地。
秦武王这样一位在位仅仅三年的青年君王，在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也镌刻下自己的名字，留下自己的一份业绩，为秦国兼并六国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四位，秦昭襄王。
秦昭襄王时代，秦国对六国已经占有压倒性优势。此时的秦国国君应当继续东进，打垮六国的军事力量，为最终兼并六国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是秦昭襄王所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秦昭襄王不负历史重托，他多次任用魏冉为相，提拔白起为将，持续攻打三晋。白起伊阙一仗，打败韩、魏联军，杀死二十四万人。秦赵长平之战，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兵，赵国一战就损失了四十五万精锐，实际上已被打垮。此时的天下只有赵国是秦灭六国的最大障碍，秦昭襄王基本摧毁了赵国的有生力量，使六国之中再没有一国能够和秦国单独过招，这进一步造就了秦灭六国的历史大趋势。
此外，秦昭襄王又任用范雎为相，采纳了范雎著名的“远交近攻”策略，制定了秦灭六国的大政方针。正是“远交近攻”四个字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使秦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有了一个总体战略方针，也使秦灭六国的大趋势日趋明朗。
第五位，秦孝文王。
秦孝文王是秦王嬴政的祖父安国君，正式在位时间仅有三天，因此未有政绩，也未有败绩，其实可以忽略不计，姑且一并称之为明君吧。
第六位，秦庄襄王。
秦庄襄王即异人，是被吕不韦成功包装并推上王位的一代秦君。虽然他的在位时间和秦武王一样短暂，但是，他也绝非寻常之辈。秦庄襄王面临的任务也是继续秦国的扩张大业，巩固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
他重用吕不韦为相国，攻取韩国的军事重镇成皋、荥阳，建立了三川郡。韩国西边有两处战略要地，一是宜阳，二是成皋、荥阳。秦武王拿下了宜阳，如此一来，秦军就能够直达洛阳。而后，秦庄襄王又拿下了成皋、荥阳，这样，秦军便可以直达大梁（今河南开封）。三川郡成为插在韩、魏两国腹地的一把尖刀。攻下宜阳、成皋、荥阳，秦军就可以随时马踏中原。
不仅如此，秦庄襄王还利用赵、燕之战，攻取了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城，进一步削弱了赵国的国力。赵国土地锐减，其中就有秦庄襄王的一份功劳。
第七位，秦王嬴政。
嬴政在举行加冠礼之后，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除掉嫪毐集团、吕不韦集团成为刻不容缓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公元前237年，嬴政罢免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标志着他巩固政权的任务已经告一段落。
此时，摆在嬴政面前的历史任务就是适时发动统一战争。
嬴政面对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毫不犹豫地发动了统一战争。统一战争的序曲就是继续大规模地削弱赵国。此时，韩非入秦劝嬴政首先攻赵，因为赵国的力量还比较强大，只有先打垮了赵国，秦国才可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所以，在从罢免吕不韦到发动灭韩战争期间，嬴政连续对赵国用兵，其间两次被李牧打败。尽管如此，灭赵已是嬴政完成统一大业的既定方针。
嬴政制订的先灭韩，继而灭赵、魏的顺序是完全正确的。在统一天下的整个进程中，除了在灭楚问题上，嬴政基本上没有犯什么错误。在嬴政灭了韩、赵、魏三国，击溃燕军主力并基本灭燕之后，天下只剩下齐、楚两国。嬴政此时有些自满，他听信了李信二十万军队就能灭楚的话，对老将王翦所持的灭楚非六十万军队不可的建议不以为然，反而认为王翦因年老而怯战。结果，李信大败而归。事实证明，王翦有先见之明。嬴政此时完全不顾及个人的尊严、脸面，立即登门向王翦道歉，起用王翦率六十万大军灭楚，并且答应了王翦所有的财产要求。最后，王翦顺利灭楚。
纵观秦国自秦孝公以来的七位国君，没有一位昏君、庸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秦国基本上实施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偶尔也有兄终弟及。在这种继承制之下，君王的继任完全不是择优、选贤，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说安国君的继位，是因为安国君的长兄因病去世，他作为次子而成为王位继承人。如此继承王位的君王能够优秀吗？能够完成历史使命吗？能保证个个都是明君贤君吗？本来，这应当是充满诸多变数的问题，但是，在秦国却毫无悬念。秦孝公以来的七位国君无一昏庸，这似乎是冥冥之中有天意在庇护秦国。
秦始皇的前六代先祖都完成了他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因此，到秦始皇时期，一切都似乎水到渠成。西汉的贾谊在他的长篇政论文《过秦论》中极为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点，认为秦始皇是“奋六世之余烈”。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曲折前进的。在战国前期，六国也曾经风光占尽，但他们的发展势头没有持续下去。到了战国中期，当秦孝公开始重用商鞅实行变法时，六国的发展势头与秦国已经相形见绌，国力与秦国差距越来越大。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历史趋势是自秦孝公以来六位国君再加上秦王嬴政不断努力的结果。这就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必然性。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在秦国的这七代国君身上，还保持了一个其他六国国君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便是秦国的人才战略，它为秦国的发展带来了人才优势与智力支持。
选贤不拘一格 统一并吞八荒。
秦国自孝公以来的七位国君都能够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决非偶然，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这七位国君都非常重视发现和重用人才。战国七雄之中唯独秦国在重用人才方面成就最为突出。秦国重用人才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唯才是用。选才不以国别为界，换句话说，秦国的这七位国君都重用了秦国以外的人才。比如秦孝公重用卫国人商鞅，秦惠文王重用魏国人张仪，秦武王重用的是楚国人甘茂，秦昭襄王重用的是魏国人范雎。秦孝文王正式在位仅三天，无所谓用人。秦庄襄王重用了卫国人吕不韦，秦王嬴政重用了楚国人李斯、魏国人尉缭，而且，嬴政手下的名臣将相还有许多六国人。这些人才都与秦国统治者毫无血缘关系，但却备受重用，可见秦君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
第二，用人不疑。比如秦孝公不顾旧贵族的极力反对，坚定不移地信任商鞅，始终如一地支持商鞅推行变法改革，这就是用人不疑的显例。秦武王面对大量状告甘茂的上书，最终还是信任甘茂，继续增兵，终于攻下军事重镇宜阳，洞开了韩国的西大门。到秦王嬴政时，韩人郑国入秦做间谍被发现，宗室大臣趁机建议逐客，李斯上《谏逐客书》，透辟地阐明了重用人才与秦国强大的利害关系。嬴政大为称赏，立刻废除逐客令，提拔李斯为廷尉，信任倚重李斯几十年。这种用人不疑的做法，对国家治理与强盛来说，是必须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礼贤下士。比如秦孝公接见商鞅与他谈话，不知不觉就挪动身体靠近商鞅并与其面对面，零距离地听取商鞅的治国之策，而且连续好几天都不知疲倦（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史记 商君列传》）。尉缭坚持见嬴政不行礼，嬴政依然接见，并且给了很高的礼遇，衣服饮食皆与嬴政同等规格。这种谦恭、礼贤下士的态度，怎能不让人竭尽所能地助秦一臂之力？这说明，秦国统治者至少在事业未竟之时，是很重视礼贤之道的。
这些事例也一再证明，秦国七代国君始终如一地把重用人才当作实现统一天下目标的重要手段。他们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将兼并六国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没有重大失误的前提下，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应当承担的历史重任，最终促成了秦统一天下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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