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游商帮与儒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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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所在的衢州府有着很深的儒家文化的根基。 那里是孔氏南宗的发源地。 南宋时,宋高宗迫于战争压力南渡,孔子的第48代后人也随着这股南渡的潮流来到了南方的衢州。 从此,孔氏南宗文化在衢州正式建立。
衢州城北菱湖芙蓉塘堤畔有一座孔庙。 据王景撰《重修家庙记》记载:“衢州之有孔氏盖南宋高宗南渡,衍圣公孔端友危从而南侨衢郡,端友率子王介嗣爵,绍兴年间诏立庙赐田于街庙之所由始···庙始建于城北菱塘,规模弘阔比拟曲阜。”在深厚的儒学观念影响下这里发展成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内涵的地方,有“东南阙里”之称,成为儒学的重镇之地。
衢州素有重儒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仅从衢州众多的儒家建筑就可以窥视一斑。 儒学书院遍布衢州各地,著名的有衢州府儒学、柯山书院、巨麓讲舍、孔氏家庙等,在下辖各县也都有很多儒家书院,龙游境内明清时期即有书院30余所,如鸡鸣书院、枫林书院等。
龙游商帮能够在全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帮内部商人们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因为龙游商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有很多都需要很强的专业技术知识,这也使龙游商人不自觉地接受儒家文化,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龙游商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标志还有义举和乐善好施。
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义”,提倡“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 龙游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很注重义与利的关系。著名的龙游商人毛文瑛就是一个把儒家传统文化应用到经商领域的典型代表,他“挟资商游闽广间,刻厉奋发,不数年,资遂饶裕,撅厚恒商于广。公虽以营利植生,终不以利掩义,故所为多义事”。在他经商的地方有一处港口因为潮水的涨落经常影响行人的出行。 毛文瑛见到这种情形后,就出资在那里建了一座石桥,以方便过往的行人。 因为毛文瑛是浙江人,当地的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这座桥命名为浙江桥。一次,他在回乡路途中遇到了一位年纪幼小的商人背着货物到闽广贩卖,不料到了清江就得病死了。
毛文瑛对这位幼小的商人十分同情,就拿出自己的钱帮他买了棺材。 后来,那位小商人的父母十分感激毛文瑛的义举,就把小商人的货物送给他一半作为酬谢,而他一丝一毫也没有拿。嘉靖年间,他又到淮扬间做生意。 这一年,正赶上那里受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百姓们的田地里都是颗粒无收,人们挣扎在死亡线上。 毛文瑛看到这种情况就仗义疏财,赈济灾民。 还有一次,有一位同行的商人偷盗了他的钱财,有人就劝他把这个人送到官府治罪,这样不但可以得到赔偿,还可以出出气。他没有同意这种做法。 他认为那个偷钱的人不过是迫于生计才做出那样的事情来。 如果把他送到官府,自己虽然可以得到赔偿,可是那个盗贼就要因此而人狱,他的家人也会受到牵连。 于是他没有向官府告发这件事,只是自己默默地承担了下来。
从毛文瑛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出龙游商人在义利面前的选择。这些行为都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发生的。
“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好善乐施,宽容待人都属于这个“仁”的范畴。“仁”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解释。在经商上,“仁”就表现为维持一种美好的人际关系,是对他人的宽容、对社会的回报、对弱势群体的帮助。
在赚得了大量的商业财富之后,龙游商人并没有丧失社会公德之心。 他们纷纷慷慨解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造福于社会。 龙游纸商傅元龙“生平于地方事业颇能尽力,建凤梧书院,修通驷桥、明伦堂、鸡鸣塔,诸役咸与焉”。林巨伦“性好行善,尤喜筑造石桥,其大者如石虹、塘寺、马戍、西凉亭、竹溪诸桥,皆其独力建者也·····其他善举亦乐输将,一县称善人焉”.
龙游商人十分看重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商业的促进作用。他们大多在经商时以“仁”为出发点,宽容、平和、诚实、好善乐施。 余氏滋福堂给年老已经不在店里做事的伙计每月汇寄退休金。 这样有利于调动职工店员的积极性,体现了龙游商人的儒学涵养。
童佩是典型的贾儒相兼的书商。 他的祖先在闽广一带做生意,后来渐渐地积聚起万贯家财。 他的父亲是一位儒雅的书商。 童佩从小即随父贩书往来于吴中,并且秉承了父亲的儒雅气质。 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多地学习儒家文化,他购置了很多儒家的经典名著,家里的藏书就有25000卷,以至于后代的很多学者都把他列为著名的藏书家。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说童佩“独以诗文游公卿间”。 他的诗词“清韵”,作文“亦工亦善”,刚刚成年就已经精通五经三史了。他所画“花鸟与吕纪很相似”,书法“字体之超逸,亦可想其为人”。 此外,他一生还写了很多著作,有《童子鸣集》、《佩英杂录》、《九华游记》、《南击东岱诗》等,还参与修纂过《龙游县志》、《杨盈川集》、《徐侍郎集》。 因为他出众的才学而深得当时的大学问家归有光的器重。 归有光评价他“子鸣于书盖历能诵之”。
对于童佩来说,刻书贩书只是儒商的职业伸延。 在为人处世上,他的所作所为也都处处体现着儒家的传统文化,尤其不喜欢官场上的应酬。 当时的权力贵族太保朱忠禧和忠靖王多次邀请他到京城里来,但是他却只是至京一晤即“遁去不顾”。 相反,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权力与地位的平民之交却十分看重,有时为了去见一位老朋友竟可以跋涉上千里。他对于权贵的态度正是儒家思想的体现。
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同时,龙游商人的商业经营活动更加促进了那里儒家思想的发展。
他们凭借着当地竹类资源丰富的优势,就地取材,大力发展造纸、印刷业。 这些纸张是儒家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 衢州的各个县都以产纸著名,有历史记载说“浙之衢州,民以抄纸为业”。 他们造纸的方法与别处有许多不同:首先把猪皮蒸过,待熟透之后把上面粗糙的部分去除掉,用石灰浸泡三天三夜。
然后把猪皮取出来,在清水中浸泡七天七夜,再继续蒸制,然后“灌去泥沙,曝硒经旬,春烂水漂,人胡桃等药,以竹丝帘承之。 俟其凝结,掀置白上,以火干之。 白者,又砖板制为案桌状,污以石灰,而屠火其下也”。 虽然用这种方法造纸工序十分复杂,可是这样造出来的纸质量特别好,深得印书商人的青睐。 这样质量上乘的纸张为儒家思想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在龙游商帮的经营领域中,又有很多商人从事的是与儒家思想的文化传播有联系的商业活动,比如刻书印书贩书的行业。 这些行业可以说是文化传播的一部分,因此他们也就直接参与到了儒学的传播。 这些商人大都有着精湛的刻印手艺,并在刻印的过程中力求精艮。 龙游商帮的大书商余氏在江苏太仓娄县开设了印书局。 为了保持所印书籍的质量,他不惜重金聘请了一批学问精深的学者参与到书籍的编印过程中。余氏家族所印的书籍因为质量高、学问严谨而深得士子学人的欢迎。 当时的历史甚至留下了余氏家族的事迹,记载“清初,龙游余氏开书肆于娄,刊读本四书字画无伪,远近购买。 是时,吾州学究金绩号雪泉,主其家,实校雠之”。
明清的大学者郑承禧,也表扬龙游商人所印书籍:“余好古书,往者尝得徐侍郎安贞,杨盈川令炯两公文集而读之,其书均非原本,盖龙邱子鸣童公佩之所手辑,而高淳柳公邦宪刻,街属吏锓之者也。 童公子鸣事不见于史,弇州王元美世贞曾为之传,长洲王百激释登亦为之序其集也····而后世人翕然称之。 童公不以仕宦显,少从其父习书贾,往来吴越间,所交多名士,以其流览既富,尤工考证书画、金石、彝敦之属,故人亦乐与之游也。”
在明清,衢州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刻印书基地。.明朝时,除了杭州,浙江省共有规模较大的刻书坊11家,嘉兴、宁波、台州仅各占1家,衢州就有8家。 清朝的大诗人胡应麟也称赞龙游商人的刻印事业,说道:“越中刻本亦希,而其中地适东南之会,文献之衷,三吴七闽典籍萃焉。 谱贾多武林,龙丘巧于垄断,每鐧家有储蓄而子姓不才者以求钩致,或就其家猎取之。”
龙游商人把这些刻印的书籍通过自己的商业渠道运送到全国各地,行销于大江南北,甚至较为偏远的福建、广东等省。 大书商童富就曾经到过广东经营印书贩书业,历史上记载着他“早历艰辛,熟谙世故,以肖于人之产未复晓夜经营,为书贾往来闽粤吴中贸迁,有无所获之息,可给数口,故产虽微而家不乏,及有子克家更傲舍上海,大肆铺张多财善遂致殷富,为人坦夷朴茂,乐善好施,损人便己之事虽小不为,济困扶危之举虽费不屑,湖海之士多啧啧称之。 晚年归休田园,日与族之年齿相若者接杯谈笑以为乐,寿八十五而终”。
童富不仅参与到儒家思想的传播中来,而且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严格遵守儒家思想中对于“仁”的一些要求,乐善好施,经常做一些义举,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对于龙游商帮的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