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悲伤这种病，好像谁都跑不掉！
Yee君说——
总觉得公司里的某个人神经兮兮？也许有点精神病？别乱猜了，他也许只是失恋了或者压力太大导致的精神迷失。但这并不是一种病理性的临床症状，悲伤的人们需要的是指导和时间，而不是医生们开的精神类处方药物，有时他们只能自己走过这条路，前提是你千万别劝他们去看看医生，没病硬是治出病来才是最痛苦的。
美国人对精神药物的喜爱由来已久:从安定药，百忧解到阿普唑仓，处方精神药品品牌似乎就像服装品牌一样有着兴衰变化。
许多病人的生活因为这些小小的药片而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他们通常一天会嗑药两次以保证正常的生活。与此同时，精神病学家和医学界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抵制用这类药物治疗普通人类疾病的倾向。
痛苦和疾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但它们之间仍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在《国际女权主义生命伦理学研究期刊》上，学者艾米·哈尔宾提出：现代医学正面让那些痛苦但正常的人类经历病理化的过程——她称之为一种“迷失方向”的病态化状态，这种治疗方式会给病人造成一定的伤害。
哈尔宾把这种迷失感描述为“身体不自在、情感不自在、思想不自在的状态”。她在书中写道：“一个人可能会因为生活中突然的变化而迷失方向，比如丧亲之痛、疾病、一段关系或一份工作的结束。
或者用一种更清晰的方式表达，他们“反而可能是在一种更微妙、持久的紧张关系中得到成长，另一种情况是他们在个体与社会的特征之间格格不入，比如在种族主义世界中，非白人人群就很可能迷失人生方向，或者一个同性恋在一所严格的高中里，慢慢成长为一个古怪的青少年。”
她指出:这种体验应当主要被定位为医学或精神病学的讨论对象，而不是一种非病态情感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正常部分，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痛苦的体验比其他情况更有可能对个体造成伤害。
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临床实验中观察到的关于悲伤对于人的影响:观察对象在爱人去世几周后的变化，如患有睡眠障碍,食欲不振和持久的悲伤。患者在这之后就会踏上很长时间的轻微抑郁症的治疗之路。
哈尔说,“临床医生将建议患者如何区分正常的悲伤和抑郁症,但诊断标准的变化可能会让医生宁可对病人进行过度诊断也不愿意冒险将症状定义为非病理性的悲伤。她认为专业医疗人员应该认识到，像失去亲人、不堪工作上的重负和不断变化的人际关系等压力过大的情况很可能会导致患者“迷失方向”或严重的情感挣扎。
哈尔宾在叙述中并不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医疗行业或医生群体。病理学是一种社会建构，也是一种医学建构，她在文章中写道:“医疗化不仅仅是医疗人员的工作，它也是许多个人(包括家庭、朋友)、机构(学校、工作场所)和系统(司法系统、社会保障系统)参与后的产物。”
换句话说，尽管有时我们是出于善意的，但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把一些人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仅仅因为他们的想法或行为跟常人不同;有些人在处理创伤性事件时会表现出临床上的抑郁症状，而有些人在渡过悲伤期耗费了过多的时间后就会表现出一种“停滞”的状态。
我们并不认为医疗干预很多时间是不必要的:ADHD（精神失调）药物治疗和抗抑郁药物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根据哈尔宾的说法，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医生，都有责任不去干预我们爱的人在悲伤期必须经历的痛苦。
作者：Farah Mohammed
原文标题：Pathologizing Distress
译者：Sara Yang
编辑：杨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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