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元代统治者独有的发明——供养钱
1、什么是供养钱
供养钱是元朝非行用品钱币中的一种,它是寺庙内作为贡品钱币的总称,钱币学界曾称之为寺庙钱、佛脏钱、庙宇香殿专用钱等。民间将其称之为香火钱,是官方寺院、坊间所铸供奉佛殿神像之“瑞物”。
它们有的悬于佛龛之旁,但一般藏于佛像腹中,以象征佛之脏腑,因此将其称之为“佛脏钱”。
清代戴熙《古泉丛话》论钱云：彼时行用交钞、宝钞,不甚铸钱。钱或为供养之用,故往往于古刹中得之…大小似亦以意为之不可究诘
供养钱一词遂由此而生。这类钱的铸造者是庙宇、道观,目的是供奉神佛,布施功德,以求庇护降福。但元朝的供养钱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依钱体的大小与市场上流通的铜钱兼行而且金银质地的供养钱更贵重、价值更高。铸行供养钱是元朝统治者独有的一大发明。
这种供养钱一方面是人们去寺庙进行香火供奉的常例,另一方面也是对喇嘛奖赏恩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供养钱在我国货币体系中占据一席地位,特别是元朝所铸造的各种金属货币中有近一半都是供养钱,因为可以与行用钱一样流通,所以也是寺庙大肆敛财的一种手段。
2、为何会铸造供养钱
元朝之所以铸造众多供养钱,与当时盛行的多元宗教和蔵传佛教东来关系密切。元代宗教十分盛行,各地庙字寺观林立,佛、道尤受朝廷尊尚,这是供养钱盛极的社会基础。蒙古汗国兴起后,对于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凡是有利于巩固统治的,都可以得到推崇和流传。
道教是中国本土自身产生的宗教,是中国的本土文化,到金元之际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教派。这些新教派中最突出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以丘处机为首的全真道教。
金末元初,社会动乱,民生凋散,人民需要一种稳定人心的信仰,社会大形势给了全真教发展的契机,全真教在丘处机的带领下迎来了初兴。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汗时期是全真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全真道教吸收佛教和儒家的部分内容,在教义方面进行了改革。同时因为丘处机与成吉思汗个人交好因素的影响,全真道教受到蒙古人的信赖,获得了管理蒙古统治区汉族宗教的权力,成为北方汉族宗教方面的领袖。
全真道教道士们利用自己的权力侵占了佛教的寺庙及财产。但后来两次佛道大辩论,佛教依靠八思巴驳倒了道教的争辩,道教归还佛教的财产,甚至部分道土削发为僧。全真道教兴盛时期,出现了几个中心,如现在的北京白云观、四川青城山、山西永乐宫。
传统的正一道教则是从汉代就开始产生的,后来中心转到南方。正一道教的复兴和忽必烈有很大关系。
忽必烈南征南宋,认识了正一道教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后赐予其子张宗演管理南方宗教的权力,正一道教有所复兴。
藏传佛教是中国自产的宗教,元朝传入中土。藏传佛教东来主要表现在八思巴身上,因其在佛道大辩论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藏传佛教的传播影响很大。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被尊为帝师,元朝后来的皇帝也都从佛教萨迦派中遴选高僧为帝师,成为全国佛教的最高领袖,统领全国佛教的各宗派。朝廷还为帝师设立宣政院,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台史同为朝廷的四个独立的系统,可自任官属。
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在全国获得高于其他宗教的显著地位,而藏传佛教中的萨迦派又明显高高在上。元朝僧侣地位非常高,权势很大。自忽必烈起,皇帝对寺庙的赏赐、对僧人的赏赐、每年佛事费用开支持续增长,寺庙经济恶性膨胀,寺庙产业无限激增,主要得利者也当属萨迦派寺庙以及喇嘛。寺庙经济来源除了朝廷和地方官府的赏赐、奉送之外,寺庙出租土地、对外放高利贷也有可观的收入。此外,寺院打造佛像和制造供养钱,也是一种重要的敛财手段。
供养与布施是藏传佛教寺院获取物质资源的方式之一,它既是寺院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还可以为寺院创造文化资本。供养钱不能按照原值发放,因为这不能给寺庙带来客观的经济效益,一定要超值发放。寺庙铸造的供养钱,是以善价发放给施主,因为施主们的功利愿望
各有不同,供养钱摆放位置也各有不同,或放在寺庙内建筑物或供桌上,或填入佛像腹内,或悬挂于胸前,以求神灵庇佑。信男善女们大都是用行用钱布施于寺庙,但是远不如寺庙专门铸造的供养钱信誉程度高,如要达到有求必应,表现自己内心的虔诚,就要用行用钱兑换专用的供养钱。一枚供养钱和行用钱彼此并无固定的兑换比价,完全由施主自身的财力和意愿而决定,随意性很强。
由此可见,佛教寺院以布施方式,向各族群众释放供养钱,作为敛财的一种方式,只有在这种崇尚佛教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实现。由于元朝的喇嘛僧侣职位很高,大多贪婪无比,经常以供养钱的名义勒索香客,于是供养钱越铸越多。供养钱本是寺庙里专门用来放在佛像前供奉的钱币,不是流通货币。但是,元朝的供养钱有别于其他朝代,因为是铜质铸币,它与行用钱一样可以参与流通。
3、种类多样的供养钱
元代供养钱品种之多,背文之复杂,为历代所罕见。钱面文字有国号、年号、香殿名,除此之外,有些供养钱还把寺庙的名称铸造在钱币上面,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首创。
寺庙因受朝廷极大的支持和纵容,权势很大,它们可以任意铸造国号钱或年号钱,朝廷丝毫不会干预。元代供养钱的铸造,从元世祖忽必烈起,以后历代,绵延不息,大小皆存,材质不ー,大都制作粗劣。这里,我们将对元代供养钱进行比较详细的梳理。
至元通宝钱铸造于忽必烈至元年间(1264~1294年),有行用钱和供养钱。其中,供养钱分为两种,一种是小型钱币,一种是折十钱币。
小型供养钱的钱文有汉文和八思巴文两类,汉文钱背后有的铸有“玉”字。折十供养钱面文为“至元通宝”四字,背文穿上、穿下为八思巴文“至治”。“至治”是英宗的年号,说明此钱应该是英宗至治年间铸造。面文之所以写“至元通宝”,大概是因为忽必烈开创的至元时代是元朝的鼎盛时期,后人非常敬仰的缘故。此类钱币直径4.4厘米,重约31克左右。因为其背文有八思巴文、察合台文、西夏文三种文字,所以我们将这种折十供养钱又称为三体文供养钱。
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年)铸造元贞通宝小型供养钱,以及元贞元宝折二供养钱。
大德年间(1297~1307年)铸造小平大德通宝供养钱,楷书,对读,钱径1.1~2.1厘米,重2~5克。
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年)铸造至大元宝供养钱,有小型和折二两种,楷书,对读。小型钱径1.6~1.8厘米,重1.6~2克。武宗至大时期还曾铸造大元元宝、大元之宝小型供养钱,皆为楷书,对读。
仁宗皇庆年间(1312~1313年)铸造皇庆元宝小型供养钱,做工粗糙,楷书,对读,文字不清晰。大都光背无文,有的带星月纹。
延祐年间(1314~1320年)铸造延祐元宝、延祐通宝、延祐贞宝供养钱,钱径为1.2~2.6厘米,重1.5~3.6克。面文皆为不规则楷书,对读,光背无文,有大小钱数种,制作粗陋,文字拙劣,延祐供养钱形制的杂乱不单单是在元代钱中,就是在历代铸币史上也属少见的,艺术价值不高。另有一种延祐纪寺供养钱,面文“延祐三年”,背文“大昊天寺”,文字书体皆为楷书,对读,直径3.5厘米,重14克左右。
元朝有一些供养钱,是直接把寺观的名称铸于钱币之上的,它是一种当时为修缮庙宇寺院专铸的仿钱物品。
据《元一统志》记载:辽大昊天寺,占地百顷,清宁五年(1059年)辽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府第为寺。据考,其址在今北京西便门大街以西。秦越大长公主是辽圣宗之女、兴宗之姊,道宗懿德皇后之母,身份尊贵,这就使得大昊天寺在辽南京城中具有不同于一般寺院的特殊地位。
辽道宗清宁八年(1062年),寺宇建成,诏命以“大昊天寺”为额,额与碑皆为道宗御书。寺中殿堂精美雄奇富丽堂皇,犹如皇宫。据文献记载,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和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分别举行了两场盛大的“水陆法会”。“水陆法会”是佛教界一种非常隆重的法事活动,是设斋供奉以超度水路众鬼的盛会,在宋元年间十分盛行,朝廷也十分重视,皇帝率大臣亲临现场参加聚会。
延祐三年背“大吴天寺”供养钱即是在此背景下铸造的,它应是该寺为庆祝举办盛大水陆法会而特别铸造的纪念币,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延祐三年背“大吴天寺”供养钱存世很少。
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年)铸造至治通宝、至治元宝小型供养钱,钱文皆为楷书,对读,文字不清,大小不ー。
泰定帝泰定年间(1324~1328年)铸造泰定元宝、泰定通宝小型供养钱,钱文皆为楷书,对读,大小不ー,铸工低劣。
致和年(1328年)铸造致和元宝小型供养钱,钱文楷书,对读。
文宗天历年间(138~1330年)铸造天历元宝小型供养钱,钱文楷书,对读。
至顺年间(1330~133年)铸造至顺元宝、至顺通宝、至顺壬申小型供养钱。
惠宗元统年间(133~135年)铸造元统元宝小型供养钱,钱文楷书,对读,光背。
至元年间(1335~1340年)铸造至元通宝、至元元宝、至元戊寅钱。其中,至元元宝钱,形制极小,钱文楷书,因为有两个“元”字,故既可对读又可旋读,背文楷书“戊寅”二字,文字书写极不规整。至元戊寅钱,形制极小,面文楷书,对读,背文穿上“香”,穿下“殿”,皆为楷书书写。
普庆寺宝供养钱为元大都大承华普庆寺所铸,据《顺天府志》:“元至大元年立大承华普庆寺,为裕圣太后报徳作也。又为安御容之所。”可知该寺与元朝皇室关系密切。与大承华普庆寺有关的钱币,还有小平和折二型承华普庆、承华普庆小银钱。
元代的供养钱,复杂多样,品种很多,铸造工艺大都比较粗糙,钱体大小悬殊,以小型者居多,钱文结构也不统一,具备多样性的特点,有的与行用钱的钱文一致,有的用年号、干支组成新的钱文。对于元代供养钱与行用钱的区分,一般认为大体通宝者为行用钱,元宝者为供养钱，因为通宝钱的铸工、文字等皆精于为元宝者,当是元政府所铸,不为供养钱。
综上所述,元朝宗教的盛行、寺庙的特权是供养钱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供养钱有官铸和寺庙铸两种,普遍铸工很差,文字不清,形体较小,官铸的质量稍微好些。供养钱的发现对研究元代经济、政治、宗教和军事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宝贵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