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是非曲直终须论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我最初看到苏东坡这段话是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最初的理解是体现了苏东坡的平等思想:我高高在上时可以陪玉皇大帝,落到贫民收容所时也可以陪乞丐。在我眼中天底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就是说,他眼里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尊卑贵贱之分。

后来渐渐看到越来越多的后人评论,这句话的意义已远不止于此,而是无限放大为苏东坡儒家仁爱、佛教慈悲的博大胸怀的佐证了。在这些评论中,苏东坡首先是个大好人,可以让人拿他的字迹去换羊肉、帮人家画扇子卖钱还债,等等,更主要的是对屡次迫害他的政敌毫无恨意、毫不报复,反而在人家倒霉时写信去劝慰,介绍自己流放的经验以使对方也能在流放中过好日子甚至养生。因为他“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不仅文章“大”,人格更“大”。

无论有意无意,苏东坡这一说法都有某种针对性。生活中不乏跟他截然相反的人:“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坏人”,心里堆满了垃圾情绪,活着的最大的兴趣就是背后说别人坏话,即使实在没有非议的口实,对方也从来没有招惹过他,只要觉得有优于他的地方,也至少要毫无根据地说人家一句“品行不好”。这样不负责任的阴暗诋毁,自然是一种很不幸的心理疾病使然,听的人未必相信,但对当事人则构成一种很消极的困扰。倘若我遇到这种事,一定是如芒在背,总会想着睚眦必报。对照苏东坡的器量,一面惭愧自己的狭隘,一面又难免嘀咕:他真的是“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吗?

而历代的许多文人对此肯定是毫无保留的。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几乎把苏东坡说成了一个神话: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皇帝的秘书,百姓的朋友,巨儒政治家,好法官,大文豪,创新书画家,工程师,造酒师,养生家,月夜徘徊者,酒仙,小丑……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上述种种加起来,苏东坡就是蛇的智慧和鸽子的温文的合体。这样的“多面性天才”是不可复制的,至少我们常人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的好。

而且,我还有一种愚见:“无一不好人”的“天下”,乃是无差别境界。这样的境界除了存在于苏东坡式的幽默,实际生活经验中并不存在。如果这样的“人格”被普泛化,那么世上大大小小的各种善恶是非还要不要有个分辨呢?如果“不好人”都被看成好人,那是不是对好人的不公呢?如果完全不讲是非,不讲为人正直,不讲主持公道,那是不是世故、圆滑、懦弱乃至猥琐呢?如果一个社会普遍崇尚世故、圆滑、懦弱乃至委琐并且自以为聪明,会不会构成对社会正义乃至见义勇为、仗义执言的嘲弄呢?

苏东坡“眼前见”的是不是真的“天下无一不好人”,我们无法由亲见加以证实,只能姑且认可他本人的文字和其他文人的颂扬。只是有一个基本事实不能不存疑:果真如此,他何来差点丢了性命的“乌台诗案”和后来一而再再而三的流放呢?

某年我出差苏东坡流放过的广东惠州,在资料上看到一个故事:有一天他拍着肚子让身边的人说说里面装着什么,大多数的人回答自然是一肚子学问、一肚子文章之类,只有厄难中与他不离不弃的下层歌女说是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大笑,说:还是你知道我!这当然也是传说,但我愿意相信它的可能性:苏东坡先后跟朝廷上政见对立的两派都闹别扭,正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也就是一肚子好恶,一肚子臧否,一肚子是非。“天下”谁是不是“不好人”,心里明镜儿似的。至于表不表达,怎样表达,那是另一回事了。

西班牙作家葛拉西安在名著《智慧书》里说,对无端加害自己的人,最好的报复是忘记。忘记是最彻底的蔑视。比他早出生近六百年的苏东坡更早阐发了这样的智慧。

我想,这才是千年以来人们仰慕苏东坡的理由之一吧。(陈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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