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瘟疫蔓延，苏轼顾不上曾经的毒誓，献出药方……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苏轼和长子苏迈离开京城，前往黄州。父子两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于二月初一到达黄州。

就在这一年，一场瘟疫在黄州大暴发，气势汹汹，迅速蔓延，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

身处逆境的苏轼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不是想到自己的利益安危，而是惦念着水深火热中的百姓。

他手中正好有一秘方可用，此方名曰“圣散子”。

苏轼何来此方呢

原来苏轼对中国医学颇有研究，在医药、养生和防疫方面有很多建树。

他在少年时期，不仅苦读经史，而且也读了不少医学书籍，如《伤寒论》《千金方》《别药性论》等。

他在进士及第入仕后，利用在京城和各地为官的便利，拜访御医、医学大家和民间郎中、僧道，收集到不少宫廷秘方和民间偏方。

他运用所学医学知识，义务为百姓看病，救死扶伤。

他在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时，看到凤翔地处偏僻，缺医少药，就把在京城抄录的太医院《简要济众方》誊写出来，张贴于市，供百姓采用，得到民众称赞。

有一年，苏轼专程到老家眉山拜访当地名医巢谷，寻医问药，恳求防治瘟疫的药方。巢谷有一祖传秘方“圣散子”，但是其家规规定不得传于外人。苏轼言辞恳切，再三请求。

巢谷被苏轼的真诚所感动，答应将药方传给他，但是要苏轼指江水为誓永不传人。苏轼发誓后，得到了“圣散子”。

《伤寒总病论》记载此方为：“肉豆蔻（十个）、木猪苓、石菖蒲、茯苓、高良姜、独活、柴胡、吴茱萸、附子（炮）、麻黄、浓朴（姜炙）、藁本、芍药、枳壳（麸炒）、白术、泽泻、藿香、吴术（蜀人谓苍术之白者为白术，盖茅术也，而谓今之白术为吴术）、防风、细辛、半夏（各半两，姜汁制）、甘草（一两）。”

此方到底有什么作用？苏轼在《圣散子叙》中盛赞说：“凡阴阳二毒，男女相易，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宇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差，其余轻者，心额微汗，止尔无恙……若时疫流行，平旦于大釜中煮之，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即时气不入其门……真济世之具，家之宝也。”

苏轼顾不上曾经的毒誓，将药方献出来

苏轼是政治家，胸怀黎民百姓，他为了挽救千千万万人的性命，也顾不上曾经的毒誓了，将药方献出来。

得了瘟疫的百姓用了“圣散子”后，大多数人转危为安。“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圣散子叙》）。

和苏轼同期遭遇贬谪的弟弟苏辙，在任监筠州（治今江西高安）盐酒税期间，也遭遇了一场大疫，苏轼得知后，也将“圣散子”交给子由，救民于倒悬。

后来，蕲水名医庞安时到黄州拜访苏轼，二人相见恨晚，结成好友。苏轼将“圣散子”传给了他，庞安时在著作《伤寒总病论》中收录此方，苏轼专门作叙记之。

元祐四年（1089年）七月，52岁的苏轼得到皇太后的恩宠得以东山再起，到达杭州任太守。赴任后的苏轼也是春风得意，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他利用与皇太后的特殊关系，向朝廷争取资金4万贯修缮官衙、城门、粮仓等。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在他上任不久，杭州大旱，颗粒无收，饥民哀号，流离失所。

由于饥民食用死掉的家畜家禽，造成疫疾大流行。一时米价上涨，人心惶惶，社会不稳。苏轼立即上奏朝廷，请求免去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得到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用以换取粮米救济饥饿的人，向贫病交加的百姓减价出售常平仓的大米，以解饥荒。这才稳定了物价。

他还命令官府做了很多饘粥，救济饥民，又拿出“圣散子”，配成药剂发给患者，并派官员带着医生到各街巷为患病者医治，救活了很多人。

苏轼在《圣散子后叙》中说：“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

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能从长远考虑，他深知“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于是将朝廷拨付的修缮费节约出来的2000缗钱拿出来，自己又慷慨解囊捐出50两黄金，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旁，很快建起了一处病坊，取名“安乐坊”。

据记载，安乐坊在三年时间里医好了上千个患者。苏轼还未雨绸缪，广蓄粮米、药品，以备急用。

后来，朝廷充分肯定了苏轼的做法，将安乐坊收归朝廷管理，更名为“安济坊”，聘请道士主持经营，并拨付经费，还赐给该院医护人员“紫袍”，使其具备了“公务员”身份。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苦人治病。

（作者为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委宣传部退休干部、历史民俗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