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女子篆刻第一名
纵览中国书画史，女子书画家可谓凤毛麟角。民国篆刻大家刘淑度先生，则是中华女性在篆刻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走上篆刻路
刘淑度（1899-1985），名师仪，又名仪，字为淑度，祖籍德州市德城区天衢工业园北厂村，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幼年随父移居北京。少年时代的刘淑度酷爱文学，喜欢摄影与书画篆刻，因能书写一尺多大的榜书而闻名京城。1918—1924年，刘淑度先后就读于保定高级小学、上海神州女子中学。1925年进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
1930年女师大毕业后，刘淑度曾先后在女师大附中、河北省遵化五中各工作了一个学期，后给著名文史专家郑振铎当助手，参与编纂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世界文库》《李长吉诗集》 《岑参诗集》；标点了 《二十四史儒林和文苑传》。1935年秋，应中国古史学家顾颉刚之邀，到史学研究会历史组管理乙部图书。
抗日战争中，刘淑度离开北平到南京图书馆，初任编目工作，后为庋藏部主任。上世纪40年代中，应南京金陵大学附中之聘，任南京第二女子中学国文教师。新中国成立后，调至金陵大学附中。1958年在南京第十中学退休。因北京的家中藏书较富，可以披览自遣，临池奏刀，颐乐天年，故退休后回京定居。
刘淑度之所以走上篆刻之路，源自她对篆刻艺术的深刻认识。她认为篆刻是一门重要的艺术门类，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形式，也是值得为之奋斗一生并为之献身的事业。她少女时代，曾用橡皮刻过图章。祖父见了不但没有制止，反而给了她几块治印的石头。后来拜名师学艺，不仅技艺飞快提高，而对篆刻更加痴迷与钟情。她把一生都献给了篆刻，终生未嫁。她从十几岁刻到80岁，断断续续从未封刀。她一生究竟刻过多少方印章，她自己也没有做过准确统计。按1931年齐白石为她刻制“千石印堂”算，那时的刘淑度才32岁。后来有人粗略估计过，得出的结论是：刘淑度治印60年，成印3000方。
刘淑度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品格高洁。她不仅是我国现代女子篆刻的先驱，也是当代大家。她处事低调，淡泊名利；凡有求索，皆勉力赴之；从不向别人炫耀自己是白石弟子。上世纪60年代中，她孤身一人寓居朋友家中，致力于齐白石篆刻艺术的研究和发扬。“十年浩劫”时，老人家藏的精刻印章、丹青名作、善本古籍、稀有印章等，被“造反派”掠走6800多件，后在落实政策时只找回少部分。她在慨叹之余，从仅存的500方印中选出100方，并亲自撰写说明文字，于198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淑度百印集》。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很重视刘淑度平生成就，帮其整理了仅存的部分印章，名为 《刘淑度刻石残存集》。著名书法家启功为印集题签，著名文学家谢冰心为印集作序。她流传于世的作品还有《刘淑度金陵治印集》。1985年，已患重病的刘淑度，委托友人将珍藏多年的齐白石为其治印、齐老印谱及自刻印，和收藏的齐白石、李苦禅画作等，分别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中国美术馆。
刘淑度桑梓情深，曾精心操刀刻治了一方“家在德水之阳”的朱纹印章，表示对故乡德州的怀念。临终前，她将平生所得稿费、奖金1.28万元，委托中国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捐献给德州市，作为妇女儿童福利事业费用，表达了她对故乡德州的一片心意。
拜师齐白石
刘淑度习印始于10多岁，曾先后拜师于董鲁安、章安溪、贺孔才等先生，喜为横平竖直之体，用刀冲切随心，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概，风格近似大师齐白石。后经著名画家李苦禅介绍，于1927年拜在白石先生门下。每星期天均在李苦禅的陪同下，到跨车胡同的齐宅敬聆师教，呈阅习作。
齐白石对这个女弟子要求很高，除了要她学习秦汉玺印及赵之谦、黄杜甫等名家印外，还对她说：“你现在做我的学生，当然要跟我学，但你不要光学齐白石，而把齐白石学死。”白石老人要求刘淑度 “博采众长”， “不能死守一家”。
刘淑度勤习数年，也由于齐白石老人细心指导与帮助，知道了治印中许多道理，全面掌握了各种治印技法。她经过十几年的潜心钻研，临摹了许多汉印，篆刻技艺达到炉火纯青。她的篆刻，继承了齐白石“写意篆刻”的风格，章法变化有致，密不透风，疏可走马；用刀奇肆刚猛，横冲斜插，痛快淋漓。
1929年秋，齐白石有 “篆法似白石、所刻似汉人作”的评语， “吾弟数年来技艺大进，与吾乱真”。她的刻石与白石大师所刻放在一起，大师也难分辨。齐白石看了她刻的“冰心”一印，赞许道：“叫别人看，谁都会相信出自白石老手。”
1930年，刘淑度自北平女师大毕业，齐白石亲自为她制定了润例，顾颉刚、黎锦熙、郭绍虞、朱自清、许地山等学者名流联合在推荐刘淑度治印的《告白》上签名，鼓励她在荣宝斋挂单治印。但她不愿用篆刻换钱，只把它当作工作之余的消遣，为人精心刻印，仍旧不收润酬。
刘淑度追随齐白石15年，得其真传并发挥创造性，终于成为白石弟子中的佼佼者，成为闻名遐迩的篆刻大家。
为鲁迅治印
随着刘淑度治印名气的传播，旧京作家如鲁迅、冰心、台静农、郑振铎等均慕其铁笔，求为铙印。其中，为鲁迅先生治印的故事颇为有趣。
1932年，刘淑度因父亲病故，办完丧事后，在家赋闲。她的老同学、郑振铎的夫人高君箴来找她，邀请刘淑度协助郑振铎编写 《中国文学史》《绘画史》等书稿。郑振铎在与鲁迅先生合作编排《北平笺谱》时，刘淑度也为 《北平笺谱》的编辑帮助找资料，联系印刷等杂事。由于郑振铎家经常有文化界名流等人来访，所以，刘淑度不仅跟这些人也成了熟人，有时还为他们刻制名章。
1932的一天，郑振铎对刘淑度说：“鲁迅先生希望你能给他刻个图章。”刘淑度说：“我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时，鲁迅先生正在女师大任教，他虽然不教我们，但我经常去听他的课。他是我的老师，我一定刻好。”刘淑度精心挑选了两方白寿山石，一方刻成了白文“鲁迅”，另一方刻成朱文“旅隼”。刻完后还特意拿给她老师齐白石看看。齐白石在她刻的 “鲁迅” 2字上批道：“迅字佳，鲁字未甚安稳”。“旅隼”一方上批道：“隼字佳，旅字宜按金文中常有的篆法书写”。后来，刘淑度又将这两方印章请贺孔才先生看，贺先生的意见基本与齐白石老人的意见相同。
刘淑度听取后，准备将这两方印章的印文磨去重刻。但这时郑振铎先生找到刘淑度要章。因为郑振铎要去上海（当时鲁迅在上海）顺便给鲁迅带去。刘淑度说：“这两方章都拿给老师看了，老师给找出了两处不足，我准备磨去重刻。”郑振铎对刘淑度说：“我看很好，不用重刻了”，不等刘淑度刻上边款，他就将印章拿走了。
鲁迅先生看到两方清雅平正、古朴俊秀的印章，非常满意，其后经常使用。一次他为朋友书写条幅，同时钤上了这两方印章。一幅作品钤2印，这在鲁迅的存世书作中是极为少见的。他为自己的杂文集《淮风月谈》设计封面时，还特意将 “旅隼”印章钤在上面，使之成为封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刘淑度没来得及刻边款，鲁迅在日记中也仅记载了为他治印的是“刘小姐”，这两方印章的来历也就逐渐成为谜团。
直到上世纪70年代，鲁迅博物馆派人带着两颗白寿山石的名章来刘淑度家了解情况，并当场对证了她的印谱。证实无误后，鲁迅博物馆才弄清当年的“刘小姐”就是刘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