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性骚扰的公开信，为什么难公开？

作为#MeToo行动的高校版，呼吁母校建立反性骚扰防治机制的行动正在进行中。

近日来，从北航陈小武到对外经贸薛原，高校性骚扰的话题引发了不少讨论。人民日报、南方周末、澎湃新闻和新京报等媒体的持续关注，北航和教育部对陈小武的及时处置，都在推动着高校反性骚扰的行进。

由于性骚扰议题的敏感等原因，上述自上而下的举动一般都是反应性的，相对的，自下而上的行动则更显主动。

现在有些同学与老师或许已经接触到了这样的活动，即公开致信母校，呼吁建立反性骚扰机制。公开信在发出前，需要募集校友、在校生和教职工的支持，即联合署名——署名自愿，即使只是统计中一个数字的增长，也是支持态度的表达。目前，高校中通过联合署名来表达呼吁的公开信已经发出了71封。

在联署行动努力扩大影响、以收获更多响应的同时，有的高校给出了已提交相关部门研究、我校已制定了相关措施、我校坚决反对性骚扰等的回复，还有的高校，采取了约谈、建议删除有关文章、拒收纸质信件的方式。

看起来，总有点儿不对等的意思——不论是沟通的形式，还是沟通的结果。那么，提出诉求的学生与作为呼吁对象的高校之间，双方对话的公约数去哪儿了？

可以看到，在学生方，更多地关注资源动员。他们讨论联署的策略、方式和效果，也就是在通过信息、情感、参与和技术等方面的动员来推进行动。

在学校方，强调的则是政治机会结构赋予行动的合法性。学校或者从师风师德的角度重申对教师性骚扰的反对，抹去了学术性骚扰背后的制度性因素，“转译”了建立防治机制的呼吁；或者从危及学生隐私、影响学校声誉的可能结果来希望学生撤销文章，“因为会让人误会学校发生了性侵事件，或署名学生中有人遭遇校园性侵”，动之以情，并将性骚扰的普遍发生与深刻影响，缩小为对本校对外名誉的损害，“柔化”了建立防治机制的呼吁。

于是我们看到，一方致力于联合署名效果的优化，一方对公开信做能或不许的二分判断；一方让性、让骚扰、让背后的结构因素可见，一方通过政治权力来界定话语的合法与否。后者荒诞和可怕么？联系最近的读书会事件，想到福柯的一段论述，“怪诞，这是专断统治权的本质手法之一。但你们还知道，怪诞是行政权力运行中的一个内在手法。……我觉得，从无耻的统治权直到可笑的权力机关，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权力的不够格的所有等级。”

如果学生以“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为出发点，虽然是关注两性平等的女性主义的利器，却难以与学校搭建可行的对话空间。换句话说，此时自下而上行动的框架，不是社会的自主性，而是对国家的承认。因而在发出的公开信中，会援引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和教育部相关文件来为自己正名，也会通过只列出在校生支持人数或以姓氏+同学的方式，来使个体不被凝视。

这样行动的结果，是撬动了制度与文化的惰性，还是侵蚀了行动和批判的锐力，或者有望实现理想的双赢？

我们不妨关注、期待、反思和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