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摄于古香芸窗
于指间略过松漠毳殿
——试论手中一件有文玉节约
它山草庐
斯玉得于2007年，籍之与宝善堂主人相识，更开启了我对中古玉器的爬梳及求索。它就像幽谷中的清泉，琼宇上的玉阶，一经发现，顺其披寻便能渐入佳境。他人视之为敝履，难登大雅，我却自珍。这里不仅是与古物的一段情缘，更是“他”指引之学路，故写此拙文以谢“古君子”。玉外形呈“T”字，正面有文，背面有一小处铊痕留迹，余光素。正面中心文样为一团龙，浮雕于半球形凸面之上，四周各有三组“品”字形云纹。对穿六孔，孔沿舒阔，孔道内有明显旋痕，目测应为双向对打，孔之用途自然是方便钉缀。整件器物功用乃是马具，学术界定名节约。取节制约束之意，常被用在马的络头、攀胸、鞦带等交汇处①，固革带得以绑缚马匹，方便驭手调驯使用。至于玉节约的年代，应从形制、纹饰和工艺特征的分析来入手。公元6世纪至9世纪的北方游牧地区，马具饰品极具域外色彩，特别是纹饰图案，受到了东罗马、波斯、中亚美术的混合影响。这种外廓呈简约“T”字形的马饰，是辽、回鹘（笔者按；这里的回鹘指高昌回鹘、河西回鹘及沙洲回鹘）、西夏、金这几个朝代马具类常见的形状，这似乎说明已经完成了本土化的改造。其中尤以辽代同类器物数量最胜，如赠卫国王驸马墓出错银马络头饰件及银鎏金马具饰品（图一、图二）、耶律羽之墓出铜鎏金忍冬纹“T”字形马饰（图三）、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后文均略作陈国公主墓）白玉三叶形节约（图四）、代钦塔拉辽墓出土铜鎏金马攀胸饰件等②（图五）。“T”字形马具不仅在国内有出现，其迹远徙亚欧大陆腹地，如甘孜尼地区出土同类马具（图六），时间亦被定在10-11世纪③。至于10世纪以后的传播和流变，孰先孰后，笔者对马具历史及其相关文化的了解甚寡，故不妄论。虽然相关类型的出土物甚寡，但据此我们可以得知此类马饰流行的广泛程度。图一 .赠卫国王墓出银鎏金马具饰品（据《契丹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华》，第102页。）图二 .赠卫国王墓出银鎏金马具饰品（据《契丹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华》，第102页。）图三 .辽耶律羽之墓出铜鎏金忍冬纹“T”字形马饰（《探寻逝去的王朝》，第122页。）图四 .陈国公主墓白玉三叶形节约（笔者摄于辽代文物天津展）
图五.代钦塔拉辽墓出土铜鎏金马攀胸饰件（据《黄金旺族-内蒙古博物院大辽文物展》，第49页）
图六.阿富汗甘孜尼地区出土玉马具（据《宋辽金元玉器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24页。）复次来分析纹饰，其主要图案有二，一是中心半球形凸面的团龙，另外就是三组“品”字形云纹。龙作适合纹样，设计于圆形凸起中。龙吻长而厚，并刻画有褶皱，舌头吐出口外上卷。朵颐丰厚，脑后鬃鬣横直外飘。脖颈呈“S”状，与头部衔接处变细，四足中三足作三趾处理，余隐于身侧。一爪握于胸前，一爪上举。蟒身裸尾，肩部有飘带状图样，实为简化的火焰纹。沿身形有勾勒的阴线。
笔者遍查各类玉器及旁类书籍佐证，如；何家村龙凤纹弧腹银碗（图七），其圈足内的团龙纹（笔者按：此类碗在齐东方先生编著的《唐代金银器研究》中被定在7世纪的后半叶）、上海博物馆藏唐代白玉龙纹璧（图八）、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定窑印花云龙纹盘（图九）、《古玉图录初集》中所刊北宋龙纹玉盏（图十、图十一）、故宫博物院藏宋代白玉团龙纹佩（图十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宋仁宗后坐像》中左侧宫女所执帨巾上的团龙纹图案（图十三）、流传海外具有确切年号的文忠王府金银器（公元1026-1028年）中的一件银鎏金碗，其底部錾有云龙纹图案（图十四）、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团龙纹金花银盒（图十五）、巴林右旗辽庆州释迦舍利塔出土连珠云龙纹罗地绣巾（图十六）、敦煌莫高窟第245窟沙州回鹘时期团龙纹藻井（图十七）、敦煌西夏时期团龙纹藻井（图十八）、莫高窟第409窟东壁高昌回鹘时期供养人所著团龙纹锦袍（图十九）（笔者按: 需要指出的是，此窟的学术研究在2014年有了新进展，日本学者松井太通对东壁南侧回鹘文榜题进行了成功的释读，内容是：“il alsran xan 依尔·阿厮兰汗，män sävg(i) ……我，赛乌集……”由此可知，著团龙纹锦袍者就是高昌回鹘的阿厮兰汗）、北京房山金太祖睿陵出土云龙纹石椁（图二十）、故宫博物院藏元代青玉团龙纹带扣（图二十一）、故宫博物院藏元代青玉龙穿花纹佩饰（图二十二），我们通过类比学的方法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出其特征更符合辽（916年-1125年）或宋（公元960年-1279年）时期④。
图七 .何家村龙凤纹弧腹银碗（据《唐代金银器研究》，图版43。）图八 .上海博物馆藏唐代白玉龙纹壁（图片笔者摘自网络）图九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定窑印花云龙纹盘（图片笔者摘自网络）图十 .北宋龙纹玉盏外观（据《古玉图录初集》，卷四，二十六）图十一 .北宋龙纹玉盏内饰（据《古玉图录初集》，卷四，二十六）图十二 .故宫博物院藏宋代白玉团龙纹佩（据《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五-唐宋辽金元》，图版223。）图十三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宋仁宗后坐像》中左侧宫女所执帨巾（据《丹青之间-美的修复与名画论坛》，第89页。图十四 .辽文忠王府银鎏金碗底部图案（据《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2期，第45页）
图十五 .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团龙纹金花银盒（据《文物华章-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60年重要出土文物》，第24页。图十六 .巴林右旗辽庆州释迦舍利塔出土连珠云龙纹罗地绣巾（据契丹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华》，第176页。）图十七. 敦煌莫高窟第245窟沙州回鹘时期团龙纹藻井（据《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第221页。）图十八 .敦煌西夏时期团龙纹藻井（据《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2期，第46页》）图十九 .莫高窟第409窟东壁高昌回鹘时期著团龙纹锦袍的回鹘可汗（图片笔者摘自网络）图二十 .北京房山金太祖睿陵出土云龙纹石椁（据《北京金代皇陵》，彩版15。）图二十一 .故宫博物院藏元代青玉团龙纹带扣（据《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五-唐宋辽金元》，图版287。）图二十二.故宫博物院藏元代青玉龙穿花纹佩饰（据《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五-唐宋辽金元》，图版288。）关于云纹，在此物驻于手中的陆续考证中，一次偶然发现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宋真宗封禅玉册，玉册外有玉匮，玉匮上嵌有各种形状之玉板⑤（图二十三）。位于中心位置的一块矩形玉板除镌团龙外，四角设计有云纹，除云头有别外，余颇合。无独有偶，陈国公主墓出有十二生肖方形玉牌饰，四角的云纹处理亦作品字形，与此论中的云纹洵为一致。（图二十四）还要说明的是，兹节约上的云纹是西风一息尚存的表现。前文所述，中国境内出土的10-12世纪的“T”字形马饰数量不胜枚举，其外廓和主体纹饰在中土的改造几近完成。但在辅助纹饰上依然保留着自北朝以降西风东渐的结果。如公元5世纪下半叶出现在大同云冈20号、9号洞窟⑥（图二十五、二十六）和敦煌西千佛洞第7号北魏窟中出现的忍冬纹⑦（图二十七）。
关于忍冬纹的命名，扬之水先生曾在《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一书中援引林徽因女史在《敦煌边饰初步研究》所言：“忍冬纹原初是巴比伦-亚述系统的一种“一束草叶”的图案，即七个叶瓣束紧了，上端散开，底下托着的梗子有两个卷头底下分左右两股横着牵去，连上左右两旁同样的图案，做成一种横的边饰，此便是后来古希腊爱奥尼亚式柱头的发源。”扬之水先生进一步指出忍冬纹是“大秦之草”之其中一种，“大秦之草”中的“大秦”具有一种泛指⑧，犹极西，而“大秦之草”自然就是极西之地各式方奇植物的纹样。虽然一个是植物纹一个是云纹，但两者之间在结构骨架和线条韵律上的关联性还是显而易见的。另外，英国学者斯坦因在新疆焉耆明屋遗址发现的一件6-7世纪菩萨头像模制陶砖四角上的纹样⑨（图二十八），为我们提供了此类纹饰自西向东递嬗杂糅的中间环节，籍此可更加确定笔者手中玉节约上的品字形云纹向西溯源的必要性。
图二十三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宋真宗封禅玉匮嵌片（据《古器散论》，第192页。）图二十四 .陈国公主墓出土十二生肖牌饰局部（笔者自绘）图二十五 .云冈第20洞本尊佛右胸部衣襟纹饰（据《北朝装饰纹样》，第30页，表1-3）图二十六 .云冈第9窟前室东南隅（据《北朝装饰纹样》，第31页，续表1-3）图二十七 .敦煌西千佛洞第7号北魏窟两力士上方的二方连续忍冬纹（据《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版206。）图二十八 .新疆焉耆明屋遗址出6-7世纪菩萨头像模制陶砖（据《北朝装饰纹样》，第237页。）工艺特征方面，铊痕勾画硬朗率意，不拘小节。阴线槽底包浆厚重，解玉砂走过的痕迹显著，非元以后玉作特征。材质为和田玉，然玉花较多，色灰，局部带少许黑沁。器物表面有一层极厚的皮壳，使整件器物看上去有越千秋方得苍古，幻化美鏐之感。在爬梳的过程中，此类“T”字形马具在一部分官方馆藏刊物中往往命以辽金之混称，然而迄今为止，金代墓葬并未发现有此类文物身影。综上所述，以笔者浅见，将团龙纹玉节约的下限厘定在辽代中期或宋中期为妥。执物在手，这让我也想起了清代九能儒僧六舟的一句题跋：“笑我百岁有期，羡尔千秋不更”⑩。松漠之间，瀚海南北，中国历史上各游牧民族相较农耕民族，对于鞍勒马具的装饰关注乃一贯通例，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二月，“药彦稠进回鹘可汗先送秦王金装胡禄”即用金叶装饰起来的剑匣（或箭袋）。而契丹鞍具在五代时期就已经著称于世，号称“契丹样” ⑪。宋太平老人著《袖中锦》中提及契丹鞍与其时蜀锦、端砚、定瓷等并为天下第一。契丹民族的“青牛白马”传说已成为部族之图腾，据冯家昇先生统计，辽朝早期用青牛白马祭天地者共计24次，其中太祖朝3次，穆宗朝1次，景宗朝6次，圣宗朝12次（实际应为11次），另西辽德宗朝2次。另据《辽史》记载辽圣宗统和以后，屡见禁止殉马的现象⑫。可见不管是以马祭天地还是禁杀牛马，都是对此类资源的珍视。由此延展可窥辽国境内马具及饰品何以受重的情况。契丹虽深居大漠，但在公元4世纪末叶以后，就在汉文文献中留下了活动踪迹，至唐中期以后，与中原王朝的接触颇为密集，用玉传统自然也会渐沁北廷。至迟不逾契丹中期，玉（亦包括玛瑙）马具饰品的在级别已位列金银之上，这从辽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的陈国公主墓可以得到佐证。时至己亥岁杪，由一缘起而致缘落，遂转予惦念兹玉多年之高谊。想丁亥年捃，屈指一算，恰好一纪。或许是物我将两隔的心境，或许两个猪年之间有趣的轮转，不免胸臆闪念，为何不模一古而纪一事呢？既能解我思物之情，又不薄古物爱今物矣！遂嘱好友精作，历三个多月，工成。背泐三十二个字，文如下：“丁亥年弆契丹龙纹节约，己亥年递易好友，兹玉庚子年模，解予切念矣。鉴白自珍。”（图二十九）另有生趣之事便是在仿古过程中的游戏，真品由于实用与历久之故，龙纹头部已漫漶不识，尤其是眼、齿、角等处，寻同时期别类作品，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矣。至此，笔者以为与此玉节约之缘告一段落，然并无惆怅，它在去处应更为主人所格、所爱、所珍，即藏弆得人，诚古物之幸也。这里还要感谢高谊鹏兄，我二人在学古路上亦师亦友，他指出这件节约马饰应该缩小到辽代更妥。诚然，一提到马具，我们自然与中国北方曾经活跃的各游牧民族联系到了一起，且出现同类器物的地点也基本在彼时辽代活动的疆域之内，而宋代政权的范围内，目前没有马具饰品的出土物给予佐证。但笔者之所以将宋朝考虑进去，原因有二。首先是南北廷之间朝聘等活动产生的交流，于宝东先生在《辽金元玉器研究》一书中写道：辽朝的宫廷玉器之美，竟引得宋徽宗的羡慕，不得已用偷学的办法来复制。他继而引用《辽代金石录》《辽史汇编》中的记录：契丹有玉注碗。每北主生辰，用以称寿。徽考闻而慕之。遣人于阗国求良玉。使一玉人为中节，往辽瞻其大小、长短、如其制度琢之。女真灭辽，首索此注。及靖康金人犯阙，亦索此注，与辽注为对。前文中提到尔时著称于世的契丹精美鞍勒，就引起了中原地区的极大兴趣，五代后汉许敬迁曾奏请禁断契丹鞍辔器械⑬，至辽朝，此类物品常被做为互通友好的国礼。这一切都说明契丹境内的马具饰品应该会通过各种方式辗转进入中原，而此类往来交流的情况下，会在异地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所以，不敢断言宋地就没有马具饰品。其次，这件玉节约最初的鬻者宝善堂主人曾言其在南方购入。初稿写于2015年1月18日，2020年5月19日完成此文。
恕盦于析津府古香芸窗②《黄金旺族-内蒙古博物院大辽文物展》，时艺多媒体，2010年。《契丹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华》，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盖之庸《探寻逝去的王朝》，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五-唐宋辽金元》,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1月③ 许晓东《契丹、蒙古与西域玉雕—兼及新疆在中国玉雕传统过程中的特殊地位》，2018年9月。④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刘芳如《丹青之间-美的修复与名画论坛》，国立故宫博物院，2012年6月。许晓东《佛教对辽代工艺的影响》，此文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2期。刘永增《敦煌“西夏石窟”的年代问题 》，此文刊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3期《文物华章-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60年重要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14年8月《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2016年12月⑤ 张临生《古器散论》，国立故宫博物院，2016年1月⑥ 李姃恩[韩国]《北朝装饰纹样》，故宫出版社，2014年8月。⑦《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2016年12月⑧ 扬之水《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8月。⑩ 王屹峰《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10月⑪ 任爱君《论五代时期的银鞍契丹直》，此文刊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5月⑫ 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200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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