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有月骗不死人（三十一）
继续捋。
释迦牟尼灭度的头一百年内，他的徒子徒孙们还基本能够按照他的说法来继续弘扬佛法，我们叫这段时间为原始佛教期。一百年后，意料中的分化如期而至，那些有资历的人，觉得自己根正苗红，学的最正统，坚持“凡是佛陀说过的规矩一定遵守，凡是佛陀没说过的规矩就不能成其为规矩”，以严格持律为特征，偏重于说”有”（说一切有部），被后人称为上座部；以年轻人为主的那些后世弟子，主张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对佛法中繁缛的规矩进行改革，偏重于说”空”，被后人称为大众部。从此，佛法开始分派了。
宗教这东西，一旦分了就很难合起来（再次崇拜一下伟大的白莲教），而且还会继续分。可能是在公元前没多少年，大乘佛教兴起（也并不是一夜之间兴起的，实际上，早期的佛教也有一些大乘的思想在内），以龙树为代表人物，他们把原来的原始佛教和大众部、上座部等统称为“小乘”，意思那些都是小船或者小车，只能自己救自己，而他们的“大乘”就是大船或者大车，要普度众生。当然，他们也谦虚地认为，大、小乘都是佛祖根据不同人的根机说的不同法，没有高下之分。后来受到儒家的影响，特别是隋唐以来在中国汉地流行的主要就是大乘佛教。
接下来，大乘佛教也分化了，主要为两大派：一是龙树的中观派，一是以无著为代表的瑜伽行派（玄奘西天取经，学的就是瑜伽行派），前者侧重讲空，后者侧重讲有。
中观也称大乘空宗，主要是讲缘起性空的道理，他们认为一切万有，都是在相依相待的条件下存在，叫做缘起，叫有；其中没有一个超越条件而能独立自成、固定不变的实体，叫无自性，叫空；空有两方双融双成，叫做中道，即是中观。
而大乘有宗瑜伽行派的出现是对中观学派的批判和发展，认为其忽视了世俗界迷妄之现状的说明，因而瑜伽行派在接过空论之后，又致力于说明世间的假有。与中观学派一样，瑜伽行者也承认世间诸法为空，但他们在承认世界本质空性的同时，也肯定其有呈现纷繁差别相的一面，认为差别相的来源便是主观的构造分别，外部世界其实是心识分别所构造的，心识构造活动依据固有的因果原则，若无业习气，心识活动不会生起；同样，摆脱虚幻分别也有必然因果原则要遵循，这就是宗教修持的目的。该派认为既然世界上一切诸法只能是主观之识的转变，瑜伽行者修持的立足点便回到自身内部来了，心识本质上具有染污的性质，所以它才会持续不断地活动，产生虚幻的世间相，瑜伽修习实践的目的是完成转染成净，转识为智的过程。
不管佛教理论怎么发展，由于受伊斯兰国家的侵略，印度佛教开始衰落并逐步消亡，除了大乘佛教与印度教结合的密教后来转化为藏传佛教（就算是某支密宗吧）流行于西藏青海内蒙一带之外，也就只有传入斯里兰卡等地的南传佛教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起源之外，中国佛教史几乎就是世界佛教史。
刘秀考虑的问题是夺取天下，而他的儿子汉明帝则更多考虑如何建立一个稳定天下的秩序，设置二十八宿是基于这个考虑，夜梦金人让佛教在中国拥有官方地位同样也是基于这个考虑。自此以后，很多出色的僧人为了佛教能够在中国占领一席之地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接受邀请，用白马驮经来到洛阳，建立白马寺传播佛法。他们这批人为了更好的被人接受，把佛法的义理与当时流行的清静无为黄老之学进行了混淆和融合，让释迦牟尼和黄帝、老子一样成为“大神”；他们翻译的《四十二章经》，几乎就是仿照《论语》的形式来整理的，让那些经典的比喻为众人所知，而最早的佛学论著当数《牟子理惑论》，相传为东汉末年牟子（估计也是假托，牟子大概就是释迦牟尼的简称吧）所著，全篇就是以儒家和道家的理念来解释佛法。当然，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和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两大翻译系统产生的大量佛教文本也是东汉期间的非常重要的佛教成就，尤其是安世高安般守意的禅法还是被部分上层人物所接受。
即使如此，东汉时期的佛法更多时候还是被当成奇教异术来看待，大神释迦牟尼的弟子其实跟跳大神的区别也不大，并没多少信仰者，一定程度还受到儒家的排挤。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混乱给了佛教一个突破的契机。当时，政治上，宦官外戚斗争为患，天灾时起，黄巾起义，军阀混战而民不聊生；在学术上，两汉儒家困于“经学考据”、“谶纬合流”而抑郁难抒。平民、士子在长期生活悲苦、心灵困顿之时，佛教的无常及因果观，纾解了他们的情绪，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启迪了他们的思想。所以，到了汉末三国时代，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由少数人逐渐扩展到许多人，弘化地区也由洛阳、长安往南方开展。安世高晚年游历江西、浙江一带之后，支谦、康僧会等人也将支娄迦谶一系的大乘方等般若学说带入南方。同时，鸠摩罗什之前最伟大的译经家敦煌菩萨竺法护继续在洛阳、长安翻译了《法华经》等重要经典。
三国时期的嘉平二年也就是公元二百五十年，印度律学沙门昙河迦罗到洛阳译经，在白马寺设戒坛，朱士行首先登坛受戒，这是目前记载的第一个汉族僧人。这位朱士行，之前我们提到过，他的法号叫八戒。实际上，猪八戒的原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人物，他去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在那里抄写《大品经》，完成后派弟子送回国内，而自己最终老死于阗。
终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孤独的佛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魏晋以来，时局继续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思想而蔚为风气，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甚契此派“贵无”思想，又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有系统的融和、开展，故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於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简单说，因为战乱不休，下层百姓希望寄托与转世，帝王将相希望永垂至不朽，而文人士大夫则痴迷于佛教与清谈、玄学的组合，佛教就恰到好处的利用了这个时机。
佛图澄、释道安和慧远三代是佛教在中国发展最重要的阶段，从佛图澄的神通、道安的戒律到高冷慧远的报应说，尤其是慧远对报应主体的看法，他抛弃印度佛教的虚玄论说，而把它付诸灵魂亦即不灭之神，充分地显示了慧远“三报论”的中国特色。与此同时，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也极力迎合慧远一脉的理论，由此，中国佛教进入了产业化阶段。其后提倡敲钟吃素的梁武帝和他的精神导师宝志也有类似情形，其“真神论”之背离印度佛教，也在于承认有一报应之主体，而这一主体则是穿上了真神服装的中土“灵魂”。实际上，六朝时期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的平民百姓）常常是通过轮回报应说去理解和接受佛教的，而佛教徒则又往往是以灵魂说去理解和阐释轮回报应的，反正在他们的佛教观里，积善行德大体就是积攒下辈子的幸运积分。
当中国特色的佛教离开印度传统佛教越来越远时，必然会遭到另一些佛教徒的批评和反对。反对者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去印度取经找寻“真正”的佛教，比如有记载第一个真正抵达印度本土的取经僧人、玄奘的前辈模板法显，他以六十五岁高龄，居然能够历时十四年之久，从长安出发，经过西域、巴基斯坦、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带回了不同于道安的戒律和有别于罗什的经典；另外一种则别出机杼，既然大家都改，改成自己更能理解和接受的样子岂不更好，比如竺道生等就在晋宋之际兴起了涅盘佛性论，他们以般若实相说为根据，批判汉魏以来把神不灭作为佛法根本义的思想和倾向，并以此为契机，中土佛学开始转入一个以“众生悉有佛性”的佛性思想为主流的新阶段。
实际上，这也是佛教史上最关键的改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释迦的缘起说在东方逻辑里是存在重大缺陷的。缘起说认为万法皆由因缘所生，无自性，所以是空，所以是缘起性空，所以是果从因来。那么问题来了，层层相追，构成万法之第一因如何而来？如仍有诸前因、诸前缘，则非第一因；如无前因，则是无因之果。
而竺道生是解决这个自相矛盾问题的关键人物，竺道生俗姓魏，家庭世代为士族，幼随竺法汰出家，十五岁便登讲座，二十岁受具足戒，以慧解著称，后来在庐山和慧远、僧伽提婆有过很长时间的接触（也有说是求学），再后来去长安问学于鸠摩罗什和佛驮跋陀罗。他上承魏晋般若学、下开南朝涅盘佛性说，而更接近于般若实相学。所渭般若学，本以扫相绝言为特征，而实相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好与此相反，旨在显诸法实相，这是般若学向佛性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般若学所孕育出来的诸法本体—实相，后来在佛性论中一变而成为“佛性我”、“大我”、“真我”。竺道生正是以这种思想为根据，建立起与以前诸家所唱之“灵魂说”不同的“众生有性”的佛性理论。他将道家道物的观念，转移而成为佛性的探讨，以为众生皆有佛性，主张顿悟；并由庄子“等成败”“一是非”等齐物思想，而倡《善不受报论》。由于此前中土佛教界流行常人不具至纯至善的佛性故不能成佛的理论，佛教界对其群起而攻之，竺道生被轰出建康，只好去虎丘对着那些顽石说法。
考道生之学，其佛性论固然是以般若实相说为基础，但从思维方法上看，其以“实相”为“佛性我”，以“佛性我”为一切众生之本体的思想，不能说没有受到玄学本体论的影响，至少可以说，魏晋时期盛行的本体探求之风，很容易诱发时人从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和阐扬佛教的佛性理论。当然，不能认为六朝时期佛教徒都能从“实相本体”的角度去理解和接受佛性论，实际上，当时的许多佛教徒仍然是从已经传统化的“心神不死”、“灵魂不灭”角度去谈“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这种既从“心神”，又从本体两个方面去谈论佛性、理解佛性的情况，使得中国的佛性理论朝着一个把二者合而为一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盛行于隋唐二代的以“心性”为本体的佛教诸宗派及其完全中国制了的佛教学说。遂有诗曰：
七绝—竺道生
若无自性道非真。
万法谁凭第一因。
幸得生公开顿悟，
印心俱是佛缘人。
经过远公、生公等人的改造，中国特色的佛教这条道路也就基本到顶了，慧思在衡山上考虑的却是佛教彻底的中国化，（实际上，面壁九年的达摩也同样思考过这个问题）。
隋唐二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也是佛教中国化的成熟期和收获期。这时期出现之佛教诸宗派，大多另辟蹊径，自造家风，各说各话，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说己心中所行之法门。经南北朝时期的拓展发扬，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融和及帝王的护持等条件下，使得佛教经典翻译更有系统，义理更为明确，南北各学派的思想学说特色更加明显，佛法的传播形式也开始多样化，且因各有师承、专重的经典及独到的思想主张，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密宗、禅宗和净土宗这八大宗派就是在隋唐正式形成，开创了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
而在这八宗之中，天台宗以“性具善恶”的佛性理论和“止观并重”的修行方法，一改佛教关于佛性至善的传统说法和南义北禅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自成系统的中国佛教宗派，以自家的理解，对释迦一代说法进行重新编排；其后的华严宗在糅合百家，兼收并蓄方面比天台宗走得更远，它以“圆融无碍”的理论为法宝，调和了中土佛教史上“众生有性”说和“一分天性”说的尖锐对立，使它们各得其所，并根据《大乘起信论》的“心造诸如来”及“一心二门”等思想，改变了《华严经》以“法性清净”为基础说一切诸法乃至众生与佛的平等无碍，从而使中土佛性论的“唯心”倾向更加明显，为以“心”为宗本的禅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作为中土佛教代表的禅宗，更是全抛印度佛教之源头，而直探心海，由超佛之祖师禅、越祖的分灯禅，把传统之佛教与佛教之传统扫除殆尽。至此，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已发展成中国化的佛教。
中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三武灭佛”，实际上造成灾难性影响的只有会昌法难那次，它持续时间并不长，但范围极广，几乎把中唐以后成型的佛教体系冲击得支离破碎。再加上后来长时间的唐末战乱，惨淡经营的八宗再次遭受严重打击，经籍散佚，人才凋零，汉传密宗直接灭亡断了香火，其他各宗也纷纷凋敝沦落。
但也是在这个期间，强调念佛的净土宗与注重坐禅的禅宗逐渐合流并占据了佛教的主流地位。由于禅、净都崇尚简便易行，比较适合当时一片衰败的佛教状况和大众接受能力，佛教有识之士遂主张“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把禅净融为一体，故唐宋之后的中国佛教几成禅净之天下，即使有一些号称其他六宗的，实际上也多未完全脱离禅净的窠臼。如果说，中唐之后的禅宗是以注重心性悟解、提倡超佛越祖的自尊自信去否定印度的传统佛教，那么，净土宗正好以“信、愿、行”为宗本，以自悲为特点，从另外一个方向把佛教注重三学兼修的传统修行方法扫地出门。
净土宗与禅宗两面夹击，把传统佛教与佛教传统破除殆尽，（这也是我们今天对早先的佛教几乎无知的原因）。而唐宋之后的中国化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思想进一步交融汇合，导致了冶三教于一炉的宋明理学的诞生。
先到这里。
慧思搞的这几届和尚资格考试，后世几乎无人知晓，但这事对佛教史和中国历史实质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那几年，慧思在面试的时候，问过一些问题，也即席（实际上是早有准备）对佛家的义理结合实践加以申说，特别是他独自悟入之处大都详细解说。智无大师认为慧思这些讲解是研习诸经论的重要理论依据且自具体系，是僧家引发智慧、穷究实相的极好教材，就全面记录了这些口授的内容，并将其编撰成书，广发天下。当时成册的书籍有数十种，至今犹见于记载的还有《诸法无诤三昧法门》二卷、《随自意三昧》一卷、《法华安乐行义》一卷，《大乘止观法门》二卷等。
实际上，在此之前，慧思只写过一本书。慧思于光城县齐光寺实现其写金字经本并贮以宝函的心愿，特撰《立誓愿文》，叙述自己出家学道、习禅以及在各地游化迭遭诸异道扰乱毒害，因而发心写造金字经本的因缘，立誓修禅解脱法、得神通力、弘扬般若、广度众生的大愿。由于这篇《立誓愿文》的流传，更引起了远地信众的归仰，远来归从他的人益多，智顗就是此时不避战乱，远来光州师事他的。
而这一次的操作显然更具有影响力，效果也好得一塌糊涂。
和半吊子的房地产商岳神不一样，（当然岳神的商业模式也很成功），差不多算是红顶文化商人的慧思，顶层设计卓越，实际执行精细，他的总体原则是：政治上法依国主，收益上吃干榨尽，分配上互利共赢。
陈朝是六代里最为孱弱的，地盘很小还内乱不止，虽然很多人都知道被北边吞并是迟早的事情，但南陈政府口头上从没这么认为过，慧思这样一个和朝廷关系密切的北方著名佛教人士投南发展，和儒家、道家、世家都保持了极其友好的往来，还时不时在政府的支持领导下搞一些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运作，理论联系实际结合神通展示，极好地诠释了南朝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现实民意，自然具有值得大力推广的政治意义。而慧思以贯通儒道的佛教思想构成系列佛教专著的发行，让南陈进一步政局稳定、欣欣向荣的基础上，思想理论优势充分彰显，让全民学习先进佛教理论的热潮经久不衰，也让般若寺名动天下（自然包括北朝），其中《止观》一书当时就被认为是佛教理论的直系继承和重要发展，是释迦说经以来最为重要的著作（后世宋、明天台宗也对此著颇为重视），智顗也写了多篇心得体会。实际上，虽然当时没有版权之类的说法，但这些书都是慧思、岳神以及七大家合作的书社出版销售的，纵然南朝纸贵，可用的贵纸也是他们这拨人的纸厂里生产的。从整体到细节，都教科书一般的完美。
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考试制度才是影响历史最为深远的事情。
前面说过，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但很多人不以为然，还找出某几位在考试制度下失意而后取得重大成功的天才人杰作为证据反驳我说的这个立论，也有人以现今教育体系的种种弊端以及应试教育的种种不科学来证明考试机制的种种不合理。对于这些，我同样不以为然。
实际上，评价一个制度是否合理，是不能以结果是否完美为评价标准，更不能以主持者必须德配天地、风华绝代为必要条件，说到底，这东西只不过是一个概率和风险的问题。对于考试制度来说，它以旷古未有的整体性公平特征出现在隋唐以来的选官体系里并作为唯一的普世型利器，纵然问题多多却功莫大焉。
绝对的公平、公正、公开自然是不存在的，历代考试总会有一些遗珠，或是偶然因素造成，或是那珠子并不适合考试；至于当今教育种种不足之论，我以为却是对考试制度期望之高造成的，（而当今考试形式内容的设定有可能是考试制度出现以来比较差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好吧，我们就依着历史的迁延系统捋捋这个选官制度。
老规矩，还是不带黄帝之前的那些大佬们玩，（不过之前我们已经对三皇五氏进行过梳理）。
实际上，黄帝初期的选官在和平年代也没有太多的示范性，但也表现出日后最为重要的引导性特征。作为一个夹杂在众多炎帝臣下小部落的首领，他的人才队伍在开始阶段一定是无比单薄而等级低下的，不甘寂寞的姬木匠在其构建部落联盟的崛起过程中，有针对性不断吸收各类人才加入他的官员体系。姬木匠的人才队伍主要有两类组成，第一类是狠人，有本事，技术领先使他们在那个时代无所不能，是黄帝一伙百战不殆的利器；第二类是名人，有势力，过去的辉煌让他们可以拉拢更多的势力，是黄帝一伙可以不断发动战争的基础。当然，一些名人本身也能力非凡，一些狠人也在过程中赚取了名人的头衔。所以，当黄帝一统天下、按劳分配之时，大家觉得要建立（恢复）一个和平年代的选官制度，于是，各路狠人、名人都认为自己的努力成果理应在后代那里得到延续，而黄帝本人自是乐见其成。
人文初祖黄帝主导的这个选官制度，我们通常把它叫做“世卿世禄制”，也就是“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世袭制。它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担任官员的大小贵族必须经专门教育，学习相关礼仪知识方可上任。凡定爵位与官职者都世代享有采邑和封地。这个制度从黄帝到周朝，其基本结构几乎是一成不变，细节上却是不断完善，孔子毕生想要恢复的就有这个东西，（但这个玩意似乎对孔子本人没什么了不得的好处，所以他应该担任圣人一职）。
那位说了，不是还有个打着“天下为公”旗号、选贤与能的禅让制么？这事得另说，从记载上看，我们说到的禅让制其实只发生在尧舜禹三代，而这三个人都是黄帝很近的子孙，即使真有这个禅让，也是核心贵族们甚至黄帝家族集体研究决定的，并不会影响到世袭制王权、族权统一的本质，就这样也很快被体系性的嫡长子制度全面接管。
孔子哀叹的礼坏乐崩对世卿世禄制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甚至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各国颁布求贤令使人才大量流动都没能动摇它的根基，真正对它产生影响的是秦国的军功爵制。商鞅发明的这个用人头计量军功、按军功授爵的体制一经实施，就产生巨大的震动，纵然只是个补充，也完全打破了由贵族世袭爵位的常态。但这毕竟只是个权宜之计，在前面我们讨论过，军功爵制造就了千古一帝秦始皇，但无法保证秦帝国的延续。所以伟大的西楚霸王项羽在分封十八路诸侯时，就对世袭和军功进行综合了平衡。
刘邦在侥幸得到天下之前，自是到处许愿拉拢各路神仙，当了皇帝之后一口气就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那帮跟着他打天下的啥来历都有的家伙也纷纷当了大官。过段时间，这老流氓有些不愿意了，找了些不存在的理由把这帮异姓王一个个逼反干掉，还弄了个非刘姓不王的白马之盟出来（其实这事也有存疑的地方），然后封了一批刘姓诸侯王，剥夺了那些功臣的权利让给皇亲国戚。自然，这么干不会有啥好处的，吕后一家差点就把汉朝改了姓，之后的外戚专权也让两汉历代皇帝叫苦不迭，最终西汉也葬送在外戚王莽手里；紧跟异姓诸侯王在高祖时期的反叛，文景两代几乎所有诸侯王都造过反，只好弄出个推恩令来限制，并且让之后中国历史的相当份额成为帝王家族兄弟相残故事会。
四百年的汉朝终于还是搞出了一套选官制度，他们的办法主要是察举制和征辟制。察举即选举，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是两汉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征辟则是自上而下选拔官吏，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
察举制就是通过乡举里选，推荐有才有德的人士担任官员，所谓举秀才、察孝廉，机制常在，体系正规，似乎也很公平公正。
而征辟则要灵活一些，皇帝征聘其实由来已久，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来去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像严子陵、焦光就是因为坚不应召而闻名的；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辟除则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说到底，征辟其实也是察举制的一个变种。
这样一个机制，显然是为了鼓励大家争取名望，也给了明确的价值导向。但在操作过程中还是出现了问题，一方面由于关于德才的评价标准难以掌握，很多官员主导的察举随意操作甚至毫无底线，据说最后还有不知书的秀才和抛弃老人的孝廉情况发生，而话语权的相对集中致使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另外一方面，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他们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皆争相以此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托权门，这样便把公权发展成为私恩，西汉时被辟除者犹为国家官吏，到东汉则实际上成了主官的私属，于是朝廷集权力量遭到分割，地方割据势力得到发展，东汉末年四分五裂的局面，与用人之权转移到私人手中有很大关系。
由于官方的察举信用等级越来越低，于是民间势力就果断抢占了市场，出现了一批专业的评估师，其中就以搞出著名清议节目月旦评、评价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许绍兄弟最为出名。实质上，这也缺乏足够的严肃性，仅仅靠一面之缘以及一月之间的风闻就敢于下结论本身就有些草率，同时这样的一种体制依然有结党营私之嫌。
反倒是奸雄曹操在选官问题上简单明了，他提出了唯才是举，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才学大体是可以判断和计量的，而德却往往难以捉摸，不能消除乡举里选，那就想办法控制住话语权，减少德的评价比重，让那些评估师按照曹操的标准拿出评估结果。曹操的这个思路虽然无法完全改变但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豪门大族的浮华风气，我总以为这是后来对曹操评价差别极大的重要原因。
曹操的儿子曹丕自然也是个人物，他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成为不二的选官制度。曹丕认为既然要评估，就得由官方按照统一的标准和流程公开评估，他于黄初元年也就是公元二百二十年命尚书令陈群制定了一个这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制度。
九品中正制大体是指由各州郡分别推选专门品评人才的官员大中正一人，所推举大中正必为在中央任职官员且德名俱高者，再产生若干小中正。大、小中正产生后，由中央分发人才调查表，在该表中将人才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此表由各地大小中正以自己所知将各地流亡人士无论是否出仕皆登记其上，表内详记年藉各项，分别品第，并加评语。小中正襄助大中正审核后将表呈交吏部，吏部依此进行官吏的升迁与罢黜。这套标准其实依然是采取地方群众舆论和公共意见，保留了汉代乡举里选的遗意，又改变了汉末名士请议左右乡议和地方大族操纵选举的局面，把品评与选官的权力收归中央。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一方面解决了选拔官吏的客观标准问题，一时间吏治澄清；另一方面缓解了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紧张关系，促成魏晋实现全国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应该说中正官的设置，对杜绝朋党，破除门阀起了一定的作用。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成为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此后的三四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
所以，最终还得回到曹操的思路上来。
为了抑制陇西、关东门阀，很可能是在晋王杨广的建议下，杨坚时期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伟大的隋炀帝杨广当政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唐朝继承和完善科举制度：贞观年间，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时，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首创武举和殿试；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科举考试地位，后成定制。北宋的科举制显然更为科学：考试分为乡试、省试、殿试三级，严格科举考试程序，举人经礼部考试后须经殿试才算合格，录取权由皇帝直接掌握，殿试成为定制；考试科目逐渐减少，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科目；实行糊名制，采取“弥封”“誊录”即将试卷上的姓名、籍贯密封，防止考官舞弊；录取名额比唐朝大大增加。明朝沿袭了前代科举取士制度，进一步实施了八股文文体。
在经历了长期的分裂以后，隋唐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长治久安，推行科举制度。它彻底打破了官僚贵族世家依仗门荫资历对选官的垄断，在较大的社会范围中开辟了一条入仕的途径，政权的社会基础更为扩大；它把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结合为一体，这对于从整体上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更熟练和理智地履行管理国家的职能十分有利；它不仅在中国仍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鲜和越南长期实行过科举制，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也受到科举制的影响，实为人类文明的一大创举。
说到这里，按惯例似乎应该找首诗来表达一下，别说，还真能找到合适的，但那首诗是在我给杨广翻案的一个系列组诗里，拆开有些不太情愿。更重要的原因却是，作为小说，总得要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情节或者处理。
再说说道教。
和早期佛教不断去印度化不同，早期道教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去邪教化。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说法很偏颇，黄帝到老子如此正宗传承的玩意肯定不是邪教。
把儒家拉到黄帝名下其实就很有些牵强，再把道家放进去就太拥挤了，黄帝那可怜的一点文化因子也因此显得极为不可信。中国文化的很多东西就是在这些伪造的命题中变异和灭裂的。我一直认为，所谓的黄老学说是后人附会的，即使有些眉目，也是从楚人的巫术中迁延发展出来的一枝伪托到的黄帝；至于真正的道教，和所谓的黄老基本上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后来生意做大了，就把一开始就神神叨叨借的大人物名头做实了而已。
作为宗教这样一种上层建筑的东西，其发展一定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受到各时代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影响，其观念演变的来龙去脉必然有迹可循。虽然颇有些大杂烩意味的道教并无系统、可靠的史学研究，但去掉历史上那些为了宗教地位、学术地位、政治地位或者民族自豪感而产生的那些伪说，其谱系大抵是清晰可辨的。
不过，这个问题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那么，慢慢说。
道教的渊源大抵还是可以上溯到巫，所以我们先说巫。
巫这个字，甲骨文和金文基本都是由两个工字形横竖交叉组合而成，春秋战国时期，竖着的工字基本不变但两横拉长，中间横着的那个工字皆改为左右不相连的各种对称排布，甚至还出现了和今天一模一样的字形，到了小篆，巫字的左右已经正式讹变为两个像在翩翩起舞的“人”形并依此定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巫“与工同意”，就是根据小篆“巫”字作出解释的，意思表示女巫用形体动作请求神灵降临，这也说明当时的巫已经很少人研究。后世研究巫的人，对于这个工字形构件，一说像古代的度量工具，一说是古代巫师行法术时所用器物的象形，有强调智巧之意。当然，也有人认为甲骨文、金文“巫”字实际是由两个“壬”交叉而成的，意思应与“壬”相近，而“壬”上下一横分别代表天与地，中间一竖是表示贯通天地，两个“壬”字交叉而成，有沟通天地四方之意。“巫”字正是表示沟通天地神灵的人或者事物，远古部落中通神的巫师，以神法器祝帱神灵降福消灾。
还有个“觋”字经常和巫一起连用，本来两个字意思差不多，只不过觋专指走街串巷一类的巫，但因为秦汉之后直到许慎的误读，搞得后来的解释也出现了偏差，巫变成女巫师，觋成为男巫师。
由于南方文明的先进性，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文化里都有巫的痕迹。可惜因为中原文明正统论的需要，巫长期以来都被有意无意的忽视。当然，这也和楚地一直没找到夏商时代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相关。
虽然很多人表示不认可中国商朝以前的历史，认为从殷商起头才是靠谱的，这点我并不反对，只是可惜我无法即兴演绎我对殷商之前所做的各种学问。
作为第一个有同期文字实物证据的中国朝代，或者由于他们迁都过于频繁，以至于殷商的来历一直就没过一个特别肯定的说法，陕西说、东方说、河北说、冀鲁豫说、东北说、山西说甚至境外说等七大类观点各持己见，加上他们的面目据说和现在的汉人有相当大的区别，至今还是个不解之谜。
虽然学术界现在基本上承认商朝同期在长江流域还存在着一枝非常发达的非中原文明（就是被我称之为先楚文明的），但居然从来就很少有人把这两者联系到一起。
在我所演绎的历史里，商人是先楚的一枝，因为某种特定的原因，他们决定或者被迫告别故土到大别山的另一面去发展。于是，他们极有可能从方城、武胜关或者东部淮阳山系的某个缺口甚至是后来的运河线路，带着他们的牛车（据说商人最早就是赶牛车摆地摊的）走到了淮河两岸，成为某部分拥有巫术的东夷。等到他们学会了战争，生产力水准和经济实力都高出一筹的他们显然可以藐视大禹的后代或者其他中原土著，还一定保留着他们习惯和信仰的商人自然就可以建立一个伟大的政教合一的的国家。我甚至怀疑山海经极有可能出于这群神权至上的人之手，他们有能力按照他们的逻辑结合实际情况描绘一个南方色彩的假想前世。也许这就是中国的一次（甚至可能不是第一次）但不被记载的南风北渐：
七绝—或者
或者江淮孕炳灵。
下通良渚上三星。
商人北出中原后，
南渐丰功独勒铭。
当然，那个时期先楚留下来的遗迹被发现的很少，只是上个世纪才陆续出土一些，成体系的则少之又少。我们大家津津乐道的下游的良渚文化，其实不过是来源于大约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散落在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的一些农业神权部落的遗址，除了玉器之外并无特别令人震撼（当然，小的震撼还是有不少的）的地方，显然比不上上游比它略晚几百年的三星堆文化那么磅礴大气和完整（可惜更晚的成都金沙遗址反而要逊色许多），而整个中游洞庭湖平原一带居然没找到有点规模的同期文化遗迹，值得提一下的只有在蛮荒之地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挖出殷商时期的、包括著名国宝人面方尊、四方羊尊在内的一批青铜器和西周城址。换句话说，对于先楚，我们的认知简直少得可怜。
广汉鸭子河畔三星堆的发现和挖掘都比较晚，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巴蜀一带才有些零星的考古，将四川一带命名为巴蜀古文化还依赖于抗战时期大量文人的西迁，并认为其是从鄂西沿三峡进入四川盆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为配合三峡工程，三峡及以上一带的考古和抢救性挖掘将巴蜀文化进行了诸多细分，也因此对很多地方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研究，因为三星堆一带发掘工程挖出了批量的、从新石器晚期到夏商两代的器物，就有人正式提出了三星堆文化并纳入中国考古学文化系列，但依然算是所谓巴蜀文化的一枝。
直到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六年，三星堆的两个可能是祭祀坑的长方形器物坑被发现后，出土的那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以及数千枚海贝，完全突破了以前的认知和预料，嗯，应该是逮到了一个大家伙，而且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家伙极有可能会改变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随着后来几期继续发现的王城规制的三星堆古城址，乖乖，一个拥有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古代文明所有因素都齐活了。这还不算，由于其存在区别于任何一种现有命名文化的特殊器型，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关于其来历也是众说纷纭，至今尚争论不休。
三星堆的文物中，以青铜器、金器和玉石器最为著名。
金器的代表是一根金杖，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金杖。这根金杖原本是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但木杆早已碳化，金箔至今保存完整，长近四尺三寸，直径近七寸，重量约一斤。其器身一端刻有精美和神秘的纹饰，这个长约一尺四寸的平雕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雕刻有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图像。人头面带神秘微笑，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靠近杖内部的两组图案大致相同，上方是两只鸟头部相对，下方是两条鱼背部相对，鸟和鱼的颈部各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到底算不算是文字？）。
玉石器里虽然也有直径两尺多、重达两百多斤的大玉（石）璧极为醒目，但其特色还是以璋为代表，其中一个号称边璋（前端斜面平口）之王，加工精美，棱角分明，残长就有四尺八寸，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块古玉器；有一块制作并不简易的牙璋（前端分牙开叉）长近两尺八寸却只有不到两分厚，是迄今发现最薄的一块古玉器；而最有名的一块是大约为刻画祭祀图案的刀形青黑色近似平行四边形大牙璋，通长一尺六寸有余，其中射长一尺三寸，柄长三寸有余，射部和柄部两面各阴刻对称布局、内容相同的两组图案，每一组皆是两山和三人固定格局的五幅图案，据学者研究这些图案可能反映出古蜀人在祭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和大山，而且天神已有反应，甚至还有人认为这个就是大禹本尊在主持祭祀。
如果说，这些玉器是在找寻和中国固有文化的关联点（但也有一些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为出土商代文化所不见），那么，三星堆出土的大批青铜器简直就是在旗帜鲜明展示他们和中原文明的差异。
三星堆出土的三四百件青铜器中，有青铜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和造型各异的青铜人像，人头像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还有就是大量的祭祀用品和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在这批稀世之珍中，有几件令人瞠目结舌、浮想联翩的旷世神品。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青铜神树，据说当时总共出土了八棵大小不一的神树，有两棵大的，最大的一棵最具有代表性，这棵树高近丈二（可能还是残高，顶部看样子应该还有个器物才比较合理），由树座和树干组成，树座上铸有一条妖娆多姿游动衔接至树干的龙，树分三层九枝，树枝的花果或上翘或下垂，每个枝头上立有一鸟，普遍认为其符合十个太阳的传说（残缺了顶上那个正在值班的），因而是一种代表太阳的神鸟，而这棵树则显然是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通天神树了。
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立人像，加上底座通高两公尺六十公分有余，是目前世界上同一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人像高一百七十二公分（在远古四川人中也算身材高大的），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总重量超过三百六十斤。毫无疑问，这就是首席大巫（大禹？），他头戴花状高冠（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浓眉大眼、高鼻阔嘴，面部表情凝重。身穿三层衣饰，内层为国际范的底部分叉燕尾式，中层为时尚派的V领中袖，外层为古风型的左祍长衫，衣纹饰精美细腻，以龙纹凤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等。两臂呈环状抱于胸前，环握中空的两手巨大至比例超常，赤脚戴足镯站立于方形基座上。可能是象征着神山或神坛的基座上有四个象头（鼻）形装饰物。
三星堆里出土了五十七个青铜人头像，相貌和神情各异，但有四件极为特殊，因为它们还戴着金面罩。头像有平顶和圆顶的，金面罩是用金块捶拓成金皮，然后依照人头像造型，上齐额，下包颐，左右两侧罩耳，耳垂穿孔，眼眉镂空。面罩与人头像是用生漆调和石灰作为粘和剂将金面罩贴于铜头像上的。
在三星堆出土的三十多幅面具里，最被人关注的是三幅青铜纵目面具，其中大的那幅号称面具之王，被普遍认为是古蜀君主蚕丛，造型极为庄重，其宽过四尺、高近两尺、重达一百六十斤，宽嘴斜耳纵目的形象极为夸张，眉形呈倒八字，眼睛表现为筒状凸出，眼眶似甲骨文臣字纵目凸出长度接近半尺（千里眼？），鼻翼的棱线延伸至颧骨直到眼角，呈线形贯穿上下颌的大嘴嘴角上扬微吐舌尖并呈现神秘笑容，有纹样装饰的超阔大耳朵向上竖斜向伸展（顺风耳？），额中有一方孔（三眼？）极有可能还有装饰物。这么说是因为另外两件较小的面具都铸有不小的额饰，额饰身长似蛇身、尾部卷曲、有翼，只是不知这个面具之王的额饰何时缺失。
这个公认的面具之王是引起大家讨论最多的，但我却总认为面具之王这个称号应该让给另外一件大器。这个大器宽近四尺，高两尺四寸，比纵目大面具略窄不到两寸但要高出将近半尺，其重量达到两百斤。虽然它没有纵目面具那么形制复杂，但相对简单的结构更显出其线条的洗练，简洁洗练的线条是艺术积累到一定数量级的高级反应。我认为相对于纵目大面具的想象丰富，这件青铜器更能体现当时的艺术水准，集中体现了古蜀人恢诡浪漫、舂容大雅的艺术世界和铿訇辩肆、不师故辙的文化心理。
古蜀青铜人像在成都平原潮湿的地理环境中掩埋数千年而不朽，说明古蜀时期青铜冶炼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三星堆青铜人像造型既浑厚又婉约，既古朴又典雅，极具考古价值和艺术研究价值，除了其夸张、变形、突出刃线、强调雕塑的体积感等艺术形式外，最具艺术特色的就是面相中眼睛的造型了。其主流是那些造型各异的瞽目（因眼睛中间只有一条横向棱线而无瞳孔）形制，这类青铜人像抽象与写实结合，几乎都是眼部外凸，呈杏仁状，线条明朗，眼球中部棱线凸出，上下眼睑棱形内陷，外形宽大，内含杏仁状眼球，眼球中一棱线从中上部位穿过眼球，凸出眼眶，虽无瞳孔，但眼睛似乎能洞穿一切，极为庄严肃穆，神秘朦胧中兼带浪漫气息，俨然一副居高临下“心灵审视”的做派，所以我一直认为只有那个线条洗练的大面具才更能代表三星堆。在我看来，即使是纵目类，也未完全脱离这个基本体系，其造型特点能够让眼睛成为青铜像的视觉中心，大纵目面具前端略呈菱形，中部有一镯状箍且眼球中空，也符合菱形、杏仁眼的瞽目特征。当然，有金面罩人像的眼睛和眉毛部分从金面罩中露出，恰到好处地形成色彩的对比，露出部分沉重的青铜绿与熠熠生辉的金色相互衬托，显得高贵和神秘。类似傩戏道具的圆角正方形眼青铜兽面具，眼睑呈现为圆角方形状，有明显的眼角收线，眼球与眼睑形态相似，眼球并未凸出，但依然有凸出的视觉感受，与口部表情配合为一种狰狞之态。都是极为精彩的设计和制作。
也因此，虽然各路专家们纷纷对三星堆里那件貌似汽车方向盘的器物赞叹不已，认为它是古蜀人对太阳崇拜的代表作太阳轮，甚至可能是来自于那棵通天大神树顶端的时候，我会毫不吝啬地微微一笑：这样一个制作略带粗鄙、艺术气息不足的物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太阳的，如果它是通天神树的一部分，最多也只能在底座一带厮混，进入顶层是绝无可能的。实际上，在另外一棵小的神树顶端，站立的是一个青铜人首鸟身像，该像为平头顶，头戴頍，面带面罩，脸形方正，大耳高鼻，其双眼呈外凸状，与纵目面具眼球造型相类似。其鸟身较短，参考与之造型完全相同的同树另一枝枝端人首鸟身像，可知该像现残断的双翼原当呈宽展状，尾羽构型亦当为分叉相上下卷曲状。同时，这个造像还出现在青铜神坛（也是极为罕见值得一书的文物）最上层的上额正中，显然，这个造像也许才是古蜀人崇拜的主神，也有人认为其是风神和水神的合体。
虽然三星堆的发现让人目瞪口呆，但发掘的其实只是不大的一部分，我们无法在这些文物中找到完全合理的答案，反而增加了更多的困惑和争论。由于其中又有一些器物和《山海经》里的记载呈现出某种契合或者若有若无的契合，极为专业甚至过度的解读从来就没终止过。
由于各种奇诡怪异的神像和形象少见于著录，也没有现成的巴蜀文献记载可资对照，主流学者主要借助于有关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三星堆遗物及其风貌和内涵；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生态、民族源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振荡等民族关系尚未从纷繁中理出头绪，研究和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族属和文化渊源困难重重；而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古蜀城邦体系和森严的古蜀王国体系，仅仅凭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的蜀王世系，无法为它找到文化学上的坐标定位；同时，虽然其周边的考古发掘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特别是其青铜文明的上源和流向，但其间长达两千年的某些缺环还是难于填补的。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这里是一个跨越千年甚至更长时间古蜀人的都城，但他们的文化艺术因何而来因何而去却一直得不到一个较为公认的答案，如果那些图案不能被认定为文字，显然又和极为发达的青铜、玉石文明完全不配套。
大体来说，关于三星堆文明的来历，主要有以下几派意见：一是外星人遗留，因为那些面具根本就不像地球人且找不到青铜器的进阶，显然是外来神秘力量所致；二是中原影响，这是学术界比较主流的意见，大抵是二里头甚至殷墟一带（或者绕道长江）传过来的；三是从西亚、南亚或者印度传入，因为很多人头像具有西亚人的特点，而且他们的不少技艺超过了中原；第四是土生土长，既然所有来历都存在缺陷，为啥就不能有一支英明神武的古蜀人团队呢？甚至有人认为这里也有可能就是鲧和大禹的势力范围，完全可以成为夏都的。
当然，我对此基本都不支持，可是要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的学问和时间又远远不够，所以我只坚持我的假说。实际上，用先楚文明的一枝来解释那些伟大而奇异的器物，并无特别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毫无疑问，阻断文明传播的只能是高山而不会是河流，成都平原古蜀国和尚未找到的洞庭湖平原古都之间的交流肯定比中原早得多，毕竟当时连关中、汉中和中原的关联都未必非常紧密。我把他们连带良渚都叫做先楚文明，相对于中原的贫穷好战，长江沿线富庶而且先进，建立的国家政教合一，以巫治国。他们热爱自然、敬畏神灵、拒绝战争，在三星堆里除了祭祀礼器的铜戈玉戈之外，没有发现任何一件兵器。从后来楚人飞鸟图一般的文字里，也许那些图符就是当时的文字，但他们对艺术的感知和成就却是显而易见的。但这样一支伟大的文明，终于还是依惯例灭亡于野蛮之下。
我在参观三星堆博物馆时，曾经写过一首诗：
七律—三星堆
鸭子河滩得异骸。蚕丛杜宇事俱偕。
休怜古蜀湮符字，径别中原托羲娲。
铜面沉威何纵目，衮衣着凤亦层阶。
通天树折惟通楚，便有边璋不越淮。
更晚一些，直到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五年到两千零一年发掘的金沙遗址，有大型建筑基址、祭祀区、一般居住址、大型墓地等，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等数千件，还有大量陶片、象牙以及野猪獠牙和鹿角。可证其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约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大体是由于中原人进入蜀地之后三星堆古蜀国的存续，整体感觉没落得非常严重，极尽寒碜。
金沙的玉器相对还是较为丰富的，整体质量也比较高，但除了那个十二节玉琮比较精细之外大多乏善可陈；而铜器也全为小型铜器，除了一个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微缩低配山寨版之外，跟三星堆比起来连件入流的物件都找不到；金器里也就那件太阳神鸟金饰值得一说，这东西极小，却是这个金沙遗址唯一的命根子。其重量仅四钱，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外径十二点五公分，内径五点二九公分，厚度零点零二公分，图案采用镂空方式分内外两层表现，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四只鸟首足前后相接，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该器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上通天神树的最少得要这样的家伙），构图虽没有三星堆系列的厚重，但大体还算凝练，是三星堆古蜀国消亡之后当地黄金工艺继续辉煌的代表。
我去金沙的时候其实期望值不高，但实际看后还是有些失望，心想如果不到百里距离的三星堆搁进成都市管辖，金沙这个博物馆就根本没有红火的可能。当时完全没有写点啥的冲动，但很久之后还是写了一个跟它有关的：
七律—有题
光启蚕丛迹已遐。三星蜀种徙金沙。
未承纵目形之练，聊看乌轮色入花。
天语茫然巫觋隐，汉风甚矣戟戈加。
谁怜弈叶幽慵斮，鸟道交通祀断霞。
成都平原古蜀（先楚）人和江汉平原先楚人甚至下江先楚人很可能是互为交通的同盟，商人则可能是先楚人分化出去的一枝（极有可能不是正宗和强悍的那一枝），截止目前尚未让我们看到更多遗迹的先楚人可能拥有他们远超黄河流域的生产力和艺术水准，远离战争、热爱和平的他们在探究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他们的神系和祭祀礼仪，巫觋大抵就是他们的先知、哲人、领袖和宗主，但随着战争的来临，这些东西逐渐消亡，现在只留下不成体系的巫医、巫蛊和传说中的神仙。也许，关于楚以前的道教前奏我们能够知道的大致就这么多了。
当鬻熊子走进中原的历史，伟大的楚国在其八百年的漫长过程中，他们把种种先进的技术和思想以及他们奉若神明的巫术介绍给逐步消除商人影响的中原人的时候，也许会进一步整理过他们的神系，也许他们只是坚持他们的神系，东皇太一、少司命之类神仙是自古就有还是逐步丰富出来的已经无人知晓，颛顼、帝喾和帝俊的关系也成为千古之谜。没关系，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伟大的道教教祖老子终于还是带着他朴素的辩证法、无为而治的主张和未知真假长短的《道德经》，以不言之教的姿态悄无声息地降生在楚地，老子离去时未带走一丝云彩却给后世带来了历时悠久的思考和困惑。
由于自带文明属性的楚国人极其强悍和自信，中原人在研究如何战胜楚国人的同时，也在研究楚国人的思想，自命正统的他们却无法理解楚国人的浪漫，他们只能把老子的现实主义和诸子百家的理论以及后来无所不包的黄帝进行嫁接，这就是战国中期的黄老道，这也许就是中原文明道家思想的滥觞。黄老道家认为万物的主宰是虚静的道，首先提出了元气和精气这两个概念，他们认为万物都是由元气或者精气组成的，元气或者精气聚在一起是有形的东西，散开来就成为了无形的东西，他们主张“道生法”，并据此建立了以“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为核心的学说。
从这个角度说，所谓的道家思想，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杂烩，按照司马迁他爹司马谈的说法：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说到底，他们逐步和儒家一样：百搭。
失去了楚地壮阔意境和浪漫色彩的道家，真的很适合于流传么？
我们这个国度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宗教？
赞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