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开眼界 富有的宋朝是如何收税的？（下）藏富于民 看完别联想
在上文中，我们讲了宋朝的农业税和杂税的部分。从宋真宗朝（998年-1022年）开始，来自工商税与征榷（què）的收入就超过了农业税，北宋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至绍熙年间（1174年-1194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农业税变得微不足道。
宋朝商税制度化规范化
宋代的商税可以说是非常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宋史·食货志》明确记载：“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
这里可以看出，宋朝商税主要有住税和过税。住税即买卖交易税，税率3%，过税即商品流通税，税率2%。宋朝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建立了完备、严密的商税网和专职商税机构。
而且早在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就下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即要求则例必须陈列出来张贴于税务、官署的墙壁之上，彰显公开透明，便于互相监督，非则例所载（不是则例上的，比如税务私增收税条目），商旅可以拒纳并越级上诉。在各地州县，以及有些关镇，和交通要道(城门口、桥梁、渡口或路口)设置税务所征收商税。
缴税商品和免税商品
此外，宋太宗还明确规定了征税的内容及对偷税、漏税的惩处办法：“国朝之制，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豕，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驼，及商人贩茶皆算。有敢藏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仍以其半与捕者。”
另外，《宋会要辑稿 食货》记载：“诸客贩谷、米、面、麦及柴，辄收税，并收船力胜者，徒二年。仍许客人经监司越诉。”即法律上明确规定谷、米、面、麦、柴、油等民间日用之物都是免税商品。对于地方擅自违法征收日用之物商税的官吏，要给与严厉刑事处罚（判两年徒刑），并明确规定允许受害商人越级上诉。
严惩官吏的不法收税行为
此外，为了保障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北宋朝廷还对各级官吏侵扰商贩、勒索商贾的种种不法行为规定了惩处办法。
如宋太祖、宋太宗时均明令禁止官吏滞留、勒索商人，对于非法扰商者还规定了明确的处罚条例：“留滞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 即留滞商人三天可以判两年刑期，勒索严重者，可判一年徒刑。
国家允许商人告发官员的非法行为，“许被告人径诣尚书省越诉，即将漕臣重置典宪”。以法律的形式允许商人到尚书省越级上告不法官员，这在其它朝代都是难以想象的。
经常减税
宋代自太祖开始，几乎历朝均颁布过优恤商贾、减免商税的诏令。如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诏：“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jī）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箧（qiè）搜索。”
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下诏：“关市之租其来旧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宜令诸路转运使，以部内州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参酌裁减，以利细民。”
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的一道诏书中，则更是明令小贩的小生意不用交税：“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王安石变法前，各地商人贩运都城的商品一律免征商税。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宋政府规定：“减国门之税数十种，（税）钱不满三十者蠲之。”即都城汴京城商品交易额税钱不满30钱的一切罢免，即货物总额不值1500文钱的小额商品无需交税。
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宋政府规定：“在京诸门，凡民衣屦、谷菽、鸡鱼、蔬果、柴炭、瓷瓦器之类，并蠲其税；”可见都城汴京市场上售卖衣服、粮食、鸡鱼、蔬菜、瓜果都是免征收商税的。
即使是乡村的贸易市场也不收税。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乡落墟市贸易，皆从民便，不许人买扑（承包税额）收税。”
类似的史料在宋代文献中均有记载。北宋年间诸帝的减税之令，王孝通先生在《中国商业史》曾加以总结。
宋代商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否定了此前特别是唐末及五代割据时期混乱、繁杂的地方性征税，大大方便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朝廷经常明令减免商税和种种通商惠工的政策措施，鼓励了人们经商的积极性，社会各阶层从商人数激增，人们经商的热情不断高涨。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盖所获利博，岂肯蓄藏于家!” 经商人数增多，征税范围扩大，国家税源也随之而增加，因此国家虽有明令减免商税，但税额反而增加了。
禁榷
禁榷是指中国古代政府对某些商品实行的专卖制度。起源于春秋齐国，禁榷的范围一般包括盐、酒、茶等，关于这三者的律法也最为重要和完备。到了宋朝，扩大了汉唐以来的禁榷范围，把矾、铁、煤、香料、醋等列入禁榷物品。
这些行业的特点是，利润高，流程简单，因此国家将这些行业纳入专营范围，只需要很少的资源就可以获取很大的利润。国家的财政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得到大幅度增长。还有是不便由私人经营的大宗货物，如对外贸易，由于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海路凶险，风险过大，私人很难经营。
为了保证政府的禁榷收入，减少因民间私贩造成的收入流失，当时的政府制定了严厉的法规。
北宋建立初期就制定了《官盐阑入法》，规定凡在“禁地贸易”官盐将受严厉制裁。盐的生产由国家统一管理控制，私人经营，要有“盐引”或“盐钞”。否则，依成盐斤两定罪量刑。宋朝茶叶专卖法包括贴射法、茶引法、交引法、茶马法等。茶的专卖与盐法大致相同。
此外，对于酒类的专卖和盐茶一样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法律规定酒曲一律由官府制造，凡民间私自酿酒，或超出规定地区酿酒销售都要处以刑罚。
禁榷制度对宋朝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使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是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蔡京曾为了增加茶盐之利而屡变茶盐之法，导致许多商人破产。
许多士大夫认为政府应该减轻禁榷的程度，不与民争利。
屋税
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王朝，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时达到22.4%；而清代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
作为城市化发达的标志，与“乡村户”相对，宋代出现了独立的城市户口，称为“坊郭户”。“坊郭户”需要纳屋税。
宋朝的房产市场也非常活跃，跟今天一样，宋朝的富人也喜欢投资房产。城市中，满大街都是房地产中介，叫做“庄宅牙人”。大家知道，在城市的不同地段，价值与收益（比如租金）是完全不一样的。屋税根据房产地段的好坏不同开始分为十个等级，后又增加到二十个等级，才达到“委是上下轻重均平”。
但宋朝屋税的税率如何，没有确切数字。但有人根据熙宁九年（1076），应天府畿内七县，“共主客六万七千有余户……屋税五千余贯”。然后按20%的城市人口计算，应天府的坊郭户大概是13400余户，已知屋税总额为5000余贯，估算出户均纳屋税大约370文钱（每年）。这个税赋应该说并不高。
宋政府也经常减免屋税，比如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升州发生火灾，朝廷即派员“访民疾苦，被火家悉蠲屋税”；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滨州、棣州水灾，宋真宗也是下诏：“滨、棣州民，僦官舍及屋税、盐钱并减其半，俟水落仍旧。”
富豪满大街的宋朝城市
总体来说，我们看到宋朝在对商税和城市人口的征税方面，在这个朝代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是制度化而透明的，对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在为国家创造出巨量税收的同时，也践行了藏富于民的国策。
而就国民收入水准而言，宋朝堪称历代中最为富庶的一个王朝。宋朝人自己也颇以为傲：
一位叫做吴箕的南宋人认为汉朝的富豪，在宋朝不过是一个中产而已，他说：“（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富者，固曰甚盛，然求之近代，似不足道。樊嘉以五千万为天下高赀。五千万钱在今日言之，才五万贯尔。中人之家，钱以五万缗计之者多甚，何足传之于史？” 即汉朝值得被写进史书的富豪，不过家产五万贯，宋朝家产五万缗的中产简直不值一提呀。
真宗朝宰相王旦说，“京城资产，百万（贯）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说现在人的话说，就是往汴京的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就能砸到一个腰缠十万贯的土豪。
回到本系列谈宋朝福利制度的初衷，我们看到，无论是庞大的税收，还是藏富于民的国策，最重要的是宋朝君王与士大夫阶层在这背后体现出的儒家“仁治”的思想，都是支持宋朝颇为完善的福利制度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