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朝阳│罗兰·巴特的时装符号思想研究

引 言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让结构主义的出现与繁盛成为可能，多数结构主义思想家都深受其影响。作为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运用于法国大众文化分析。在巴特看来，任何符号系统都可成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无需考虑它们的材质与界限。这种“泛符号学”观点把符号学的研究拓展到各种领域，一切文化现象都可成为符号学的分析对象，例如时装、家具、饮食、摔跤，等等。巴特将自己的整个符号学思想分为三个阶段：语言阶段、科学阶段、文本阶段。其中“科学阶段”指的是巴特一度沉迷于符号学的科学性，坚信能够创建一种符号科学，这个阶段最重要的著作便是《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简称《流行体系》），这是一本以科学方法、形式化语言描述和分析时装的专著。该书是巴特继《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之后再次对大众文化展开的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只是这次他将目光聚焦于时装杂志上，这部作品的写作、研究过程都远远超过他的其他作品，从开始写作到出版共耗时近十年，可以说倾注思虑颇多。巴特本人对此书似乎格外看重：“在1957年和1963年间我对最富意指性的对象'时装’做了符号学分析。那本书是非常个人化的、禁欲主义式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对一种人们熟知而尚未被分析过的语言结构之文法进行详细构造。”由此看来，巴特对其时装符号分析颇为自得，因而可以把时装符号学研究作为巴特符号学思想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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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时装的释义

《流行体系》的研究对象是法国1958年6月至1959年6月间最流行的两本时装杂志《她》（Elle）和《时装苑》（Le Jardin des Modes）中描绘服装的文字。针对时装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巴特根据通讯媒介的性质不同将服装分为三种类型：真实服装、意象服装、书写服装。所谓真实服装指穿在人身上的物质材料，巴特认为这与时尚无关，在言语之外，真实服装不涉及任何有关流行的本质。意象服装主要指以图像形式展示出来的服装，能够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书写服装是指时装杂志用语言形式描述的服装，其实体是语词，如“一条腰带，嵌着一朵玫瑰，系在腰间，一身柔软的天鹅绒洋装”就是书写服装。但是，巴特强调书写服装的结构同一般的语法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不能将二者等同。若将服装和话语视为等同，那么变更话语中的术语将同时变更描述服装的特性，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杂志上“夏天穿山东绸”一句，改写为“山东绸与夏日同在”，其意义不变，这对理解服装没有影响。在这三种服装中，真实服装是意象服装与书写服装的基础，意象服装与书写服装结构上有差别，但都能脱离真实服装构成一个独立的符号体系。巴特最初的研究设想是构建真实服装的语言结构，但最终放弃了与社会世事关联更为紧密的真实服装，转而研究书写服装，作出这种选择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列维·施特劳斯的启示。他在1971年透露：“根据列维·施特劳斯私下告知的一条意见，我决定采取匀质的研究素材，只谈论书面的符号（时尚报刊上的描述）。”施特劳斯意见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这个意见让巴特很受启发，让他更加确信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其二是巴特尝试将索绪尔能指与所指理论应用到服装研究上遇到了困难。因为服装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要分离出能指就得找出服装中最小的意指单元，而如何切割这个连续的整体，巴特始终没能找到一个恰当的方案。再者，所指方面也没一个客观上的明确性。因此，从“能指和所指这两个角度来看，衣服（同时，所有外于语言的符号体系也是一样）都像是个模糊的对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回顾索绪尔“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的观点，意识到唯有语言的介入（只有把言语行为和语言系统加以区分）才能抵御住现实的动荡变化，才能得到稳定的研究对象。因此开展符号学研究的办法就是把符号学视为语言学的延伸，把符号现象作为一个语言文本来处理。

索绪尔把语言视为最典型的符号系统，认为对语言的研究是符号学的一大分支。但巴特认为，实际生活中找不到语言之外的广泛的符号系统，交通标志这种简单的信号装置或许不需要语言帮助，但更具社会性的复杂系统总是离不开语言，各种工业产品都经由语言转化成符号系统，因此符号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与其说语言学是符号学的分支，毋宁说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一切非语言现象都可以作为语言分析的对象，例如服饰、饮食、家具等这些非语言符号现象都具有语言符号的特点。因此，巴特再三强调：“一旦接触到具有深刻社会学含义的系统，我们马上遇到语言……每一种符号系统都渗有语言成分。”就时装而言，巴特发现时装杂志中的文字书写已经切分开服装的能指与所指，“出于符号学课题复杂性和一定规则的考虑”，最终巴特选择“书写服装”作为其符号分析适当的落脚点。随后，巴特就“书写服装”的转换过程、意义生产机制以及它如何制造流行神话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02

时装符号意义的生产机制

《流行体系》全书分为“流行体系序论（符号学方法）”和“流行体系分析”两个部分，前者是理论方法阐述，后者分析具体的服饰符码与修辞系统。在符号学方法这一部分中，巴特论述了“书写服装”的形成过程。他认为任何特定的服装（如一条长裙、一条腰带）都由技术的（technologique）、肖像的（iconique）、文字上的（verbale）这三种结构的运作模式组成。他提出“转换语”概念以解释真实服装如何转化为书写服装。转换语是指将一种结构转换为其他结构，或者是将一种符码转移至其他符码。这种转换就是“转形”（transformé），“在我们的社会里，时装的流行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转形的作用”。三种不同的服装形式之间的转形需要不同的转换语，从真实到意象、从真实到语言、从意象到语言之间的转换语差异较大。从技术服装到意象服装，基本的转换语为制衣纸板，其分析图式用来指代服装生产的流程，例如“这是一件开口至腰部的短衣”（转换语：这是）。而从技术服装到书写服装，基本的转换语是一种缝制的过程，它通常是由一个文本构成，其目的不是要去描绘什么，而是要去做些什么，例如“把你的露背背心扣在背后”（转换语：把你）。“第三种转换是从意象结构转化为言语结构，从服装的表象转向叙述”。由于时装杂志具有同时传递肖像结构和文字结构的优势，因此在结构转换中可以省略转换语，不需要式样图，只需将语言的首语重复就可完成转换，要么以极度的方式，要么是以一种零度的方式，例如一朵玫瑰嵌于腰间（转换语：零度的首语重复）。正是这样三种不同结构的运作模式，它们之间才得以保持明显的区分。

在“流行体系分析”这部分，巴特从服饰符码和修辞系统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关于服装符码讨论，他分为能指的结构、所指的结构和符号的结构三种类型。

（一）能指的结构

在能指的结构分析上，巴特将杂志对服装的描述当作服饰符码的能指，并假定它存在一个独立的意指作用的单元内，从而试图探究服装的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巴特将服饰符码的意指单元分为对象物（objet visé）、支撑物（support）和变项（variant）三个部分。其中，对象物和支撑物为物质性的实体，二者在实体上的关系密切，有时支撑物包含于对象物当中，成为对象物的一部分（如衣袖和羊毛开衫）。在服饰的意指作用中，对象物与支撑物之间却存在较大的区别。例如在“一件宽松的罩衫会给你的裙子以浪漫的外表”中，罩衫和裙子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接受意指作用的只有裙子，而罩衫只是一个中介物，起支撑涵义的作用，自身既不产生意义也不接纳意义。在母体链中，支撑物（罩衫）仅起到传输的作用，即将接收到的各种意义传递给对象物，但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裙子的质料也毫无意义，不起作用，却是裙子浪漫情调的寄托之所。与支撑物相比，巴特认为对象物更接近于“形式”，尽管它在质料上与支撑物无法共存并处，但如果将罩衫（支撑物）的宽松性（质料）剥去，这件裙子的浪漫色彩也将随之消失，重新回到毫无意义的状态。究其根源在于服装与语言不同，自身不具备意指作用，但语言可以指涉任何事物，基于这种事实差异，意指作用的支撑物成为流行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操作概念。变项是指一种变化或特征说明，不涉及物质性，变项的存在取决于文字系统的差异性，例如长度单位的变项包括长和短，上衣的变项包括敞开和闭合等，时装系统或聚合关系中的每一处差异都可称为变项。在巴特看来，变项的丰富变化带来流行能指的不断变化，一个支撑物可以对应多个变项，这样也带来了不同系统的变化。如裙子的基本形式是不变的，但其长短、软硬、厚薄等细枝末节可以任意地来回变化，其中的变化并没有变得不易识别。在服饰的意指作用中，对象物、支撑物、变项这三种要素是同时存在的，语段上三者是个统一的整体，不可割裂，我们可用公式将其表述为：服饰符号的意指=O（对象物）+V（变项）+S（支撑物）。例如：“一件套头毛衣有一个闭合的领子”≡庄重正式（≡：同关系义）。“对象物”是毛衣，作为差异性的“变项”是闭合，它区别于敞开而存在，“支撑物”领子是毛衣的一部分，这种表述足以阐释意义发展经过的所有阶段，意义直接与衣服的改变相关，当流行涉及闭合的领子时，就不必再涉及衣服的其他部件，相对领子和它的闭合状态之间的区别，其他的都不值得一提。然而这件衣服所拥有的意义只是昙花一现，如果我们剥去领子的“闭合”性，这件毛衣的“庄重正式”色彩也将消失殆尽，重新回到毫无意义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流行的脆弱性除了跟季节相关外，同时还表现在言语用词的持续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中的细枝末节变化就足以改变整个结构。在母体链中，对象物，支撑物和变项三个部分的自由组合给服装语言修辞的表达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保证了时装集团总能不断声明最新的时尚即将到来，同时使得任何流行预测的现实化过程充满风险，因为流行体系不断变化的同时又总在回归。

与其他两种服装相比，书写服装不再有实用或审美上的功能，只具有纯粹的传递信息的功能，那么在意义交流模式中，如何发现这些意指单元呢？巴特提出了一个“对比替换测试”的模型。所谓对比替换测试是指人为地替换整个结构中的某个术语，然后观察这种替换是否引起结构变化或阅读变化，例如杂志上的“印花布衣服赢得了大赛”，可用某种蓝色来替换“印花”，最后发现从印花到蓝色的转换中，可能包含着社会性别的转换，即从女性到男性的转换。也就是说，衣服的变化可能将伴随着世事的变化。然而，巴特发现杂志上的许多表述并未涉及世事情境或个性特征，只是简单描述服装本身。巴特认为一件衣服的不同描述都有它特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传递某种流行的观念，抑或是同流行时装保持步调一致。在那些服装与世事不相关的情况下，蕴含的是服装与流行的关系。例如“胸系带系于背后，领子系成小披巾状”表示流行，如果将句中的“背后”替换为“前面”，那么它将不再流行。在表述功能上，巴特认为流行始终是内隐的，显得模棱两可，流行既不会生产服装也不会建立某种功用，纯粹是种价值观。简而言之，巴特根据书写服装的“对比替换测试”检验结果的不同，将书写服装分为A组（服装与世事）和B组（服装与流行）两种类型。

（二）所指的结构

在解读A组和B组这两种类型之前，有必要再次提及巴特对索绪尔语言符号学观点的修改。巴特认为非语言符号与语言学符号模式是相同的，语言学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非语言符号也由能指与所指构成，但他很快发现这种能指不是语言符号能指即声音，“能指的实体始终是物质性的”，即皆为具体的、物质的、可数的、可视的。所指方面，索绪尔认为语言的所指是“概念”，带有心理研究的痕迹。对此，巴特更青睐斯多葛派对所指的定义。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将所指细分为心理表象、实在事物和可言者（dicible）三种类型。在这三种类型中，巴特认为所指是那些可用来言说的东西，而非心理表象和实在事物，因为所指的定义不可脱离意指过程的内部。如此看来，所指是一个纯功能性定义。

巴特将修改后的能指和所指概念用于分析各种非语言文化现象。在具体的时装系统中，巴特将服装能指看作是一种中介物，即具体的、物质的、可数的、可视的等特征；而所指则是那些可言说的东西即世事或流行。根据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意指关系，巴特将书写服装分为：A组（服装与世事）和B组（服装与流行）两组意指关系。对A组（服装与世事）来说，服装是能指，世事是所指，主要指服装的样式、布料、颜色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场合、职业、状态、方式等世事的变化。在B组（服装与流行）中，服装是能指，流行是所指，主要描述服装的布料、颜色、样式的变化，或者是对某种价值的肯定，而不关乎任何世事情境。如此看来，A组和B组的区别主要就在所指之间的区别。在A组中，所指（世事）有其自身的表达方式；而在B组中，所指（流行）与能指是同构的，它们是同时“被言说的”，也就说，所指不能脱离其能指而存在。因此，巴特只对A组的所指结构进行分析，并将它细分为平常单元和独创单元两种类型。所谓平常单元是变动和重复的，例如：下午、晚上、春天、鸡尾酒会，可能是衣服穿着时真实功能的写照。独创单元通常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意象，意味着一个梦幻般的世事……充满着复杂的、唤起的、罕见的和难忘的偶遇”。巴特以平常语义单元的句法为例，将其分为AUT关系、ET关系和VEL关系。其中AUT关系是指所指结构相互矛盾的关系，如“条纹法兰绒或圆点纹布，取决于早晨穿还是晚上穿”。在这个句子中，通过能指变化来判定所指是“早晨”还是“晚上”，只能二选一。ET关系是一种累积关系即“综合了各种独特的、实际的、偶然的、经验的情境”。如“这件丝绸旗袍适合夏天在苏州穿”由限定词“苏州的夏天”限定。VEL关系既是矛盾的，同时又是包容的。例如“一件适于城市或乡村穿的毛衣”。其所指“城市或乡村”是对立的，但能指“毛衣”是不偏不倚的。经过深入地分析后，巴特发现所指结构从AUT关系到ET关系或VET关系的转化，形成了相关对立的中性化。中性化系统是通过流行所指结构中建立起来的，巴特将这个系统比喻为金字塔，其基底是由大量相关对立组成的（早晨/下午；夏天/冬天/秋天/春天；城市/乡村/山区；随意/正式；大胆创新/朴实无华，等等），而其顶端，只有几个对立（白天/夜晚；户外/屋内）。从基底到顶端是中性化转换的整个场所。所指系统从AUT关系到ET关系或VET关系的转换是在中性化的影响下更改其内部结构，形成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巴特强调“意指作用在一段时间内是强烈的，但在持续期却趋于崩溃。然而，它又并未完全分解：它屈服了。这意味着，流行实际上拥有一个双重的所指体制：在语段上各不相同，变化的，特殊的所指，一个充满着时间、地点、场合和特征的丰富世事；在系统层面上的零星所指，以强烈的'普遍性’为标志。”

（三）符号的结构

在符号的结构分析上，巴特强调服饰符号不是服饰能指或所指单方面起作用的结果，而是它们之间关系的表现即意指关系作用的结果。简言之，服饰符号的意义是经由能指和所指关系来确定的，关系中的任何单一要素都不能确定。“意义是复合的，不是单一呈现的”。换言之，我们应该对服饰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要素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在索绪尔看来，最初语言符号的基本特征是任意的、无理据的，一旦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建立后就约定俗成，之后便不可轻易变换，因此语言符号又是有理据的。然而，在流行体系里，巴特发现时装符号与语言符号存在较大差异。时装符号在语言结构中是任意性，它不受社会规约的限制，而是凭借时装集团的绝对权威，或者，在书写服装中，受时装杂志编撰的约束。在流行结构上，时装符号的产生并不是逐渐演变的，它的产生是突然的，不在每年规定的范围内运作。在流行的时间上，时间的线性被打破，遵循错综复杂的循环时间，不再受到时间的限制，它是永恒的新。在流行系统中，时装符号即便脱离了时尚语言系统，它仍然具有交流的权力，因为不时尚也是流行符号网络体系中的一部分，这除了在道德上带来羞辱感外别无其他。因此，巴特说：“流行是至高无上的，其符号是武断随意的。”如果说语言符号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契约行为，那么流行符号就是一种武断的专制行为，这种流行符号的专制行为使其发展出了一套较完整的规则和事实修辞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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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修辞系统的分析动机

《流行体系》中对修辞系统的分析，可看作巴特《零度写作》和《神话学》相应分析的延伸和拓展，且相比之下更为系统。巴特借用叶尔姆斯列夫的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理论，分析书写服装的层级关系。叶尔姆斯列夫将符号系统分为表达层（E）和内容层（C），它们之间的关系用R表示，这个符号系统可表示为ERC。在时装符号系统中，巴特将表达层看作能指，将内容层视为所指，能指与所指组合的第一系统为真实服装，若第一系统的符号作为第二系统的所指(C)与能指结合构成新的符号，这是直接意指，若第二系统的符号作为第三系统中的能指与所指构成新的符号，则是含蓄意指。就此而言，含蓄意指的能指是由直接意指的所指和能指结合提供的，因此，含蓄意指符号的能指本身就是一个意指系统，图示如下：

在《符号学原理》中，巴特将含蓄意指的能指称为修辞学，其所指称为意识形态。他指出：“意识形态是含蓄意指之所指的形式，而修辞学则是含蓄意指的形式。”这个看法成为巴特文化意指阐释的基础，因为“文化意指（含蓄意指）分析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研究和修辞学研究”。在具体分析中，巴特用服装修辞系统来取代含蓄意指，并将它细分为能指的修辞、所指的修辞、符号的修辞三个部分，这三种修辞拥有同一类型的能指和所指，前者是服饰写作，后者则是流行理念。所以研究服装修辞系统的关键就是分析含蓄意指：如果要分析流行理念则必须分析含蓄意指所指（意识形态），而要揭示含蓄意指的意识形态，就需要对形成含蓄意指能指的那个直接意指进行分析。总而言之，与语言系统相比，时装修辞系统的结构较不稳定，它的能指是一种扭曲和变形，常常将意义伪装起来以自然状态呈现而不易察觉。

如果说时装修辞系统的具体分析十分形式化与抽象化，那么巴特对时装集团指导时装修辞系统动机的论述则富有现实针对性。时装集团殚精竭虑于时装修辞系统，其最终目的可归结到购买价值上。在《流行体系》的序言中，学者于范犀利地指出巴特将书写服装看作是制造流行的神话系统，具有明确的商业目的，其意图并不是要提供一种制作时装的样式，而是突出了时装交流信息的作用。巴特把时装杂志看作制造流行的机器，而这种流行神话则是大众传媒通过文字修辞制造出来的“虚幻”现实，其根本目的无非是追求经济利益。我们也许能从大量的时装杂志或广告中领悟到这一点，聪明的商家总是善于利用书写服装的修辞系统，给消费者输入各种商品实用价值背后的各种符号意义，制造各种品牌的神话，引发人们自觉或非自觉地追求购买的欲望，从而使消费者找到一种属于自我的感觉体验或自我存在的“价值”。因此，时装集团为了钝化消费者精于计算的意识，它们不得不利用时装修辞系统给时装事物罩上一层神秘的意义面纱，从而给时尚主体带来某种美好的幻想，体现了符号叙述的欺骗性。事实上，人类从头至尾都在谈论些虚假的、想象的事情。同时，巴特认为这种欺骗与生活水平息息相关。例如，对生活水平高的人而言，他们拥有更多的机会或渠道获得最新流行讯息，这样直接意指就能满足他们重获时尚的权力。相反，对经常买不起衣服人而言，直接意指在此将变得毫无意义，这时就需要含蓄意指系统来补偿直接意指的无用性，含蓄意指的作用在于制造一个乌托邦的梦想。也就是说，越是生活水平较低的人，就越需要借助含蓄意指即华丽的、含混不清的辞藻达到真实与幻象的交换。如他所强调的，“一个功能越是神秘（通过将其偶然性夸大），它对符号的伪装就越强，其功能越是要求绝对服从，符号就越要让位于明显经验性的用途”。同理，一个符号的伪装性越强，就越能体现物件功能的神秘性，服装修辞给流行符号以现实的保障，同时为享乐观念找到借口，它试图用语言的虚假性本质来替代人造物品，从而制造一个消费神话。可以说，由语言修辞不断建构出来的意义才是消费者购买欲望的内在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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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装符号思想的评述

在《流行体系》中，巴特采用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分析服饰符码，撇开了日常服饰活动中的具体社会情境与事件。这种把一切现象归于语言的处理方法成为范式，之后的理论家不仅沿用了这种方法以进一步分析时尚，也用类似的方式用于其他符号系统，成为文化符号学者普遍选择的一种研究范式。不过，这种研究范式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巴特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运用到时尚研究中，不涉及时尚的历史渊源，也无意讨论时尚对现实生活的意义，而是试图把它从日常生活情境抽离出来，建构一个封闭的、理想化的时尚理论系统。这种脱离现实世界的结构主义方法有些可疑，就像布尔迪厄批评的那样：“结构主义仍然与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却假定自己获得了认识事物的一个优越的位置。”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疏离让巴特系统分析时尚符号却错失了对时尚符号化的批判，其后列斐伏尔正是由此入手批判时尚抽空主体的身体、抛弃内容，成为脱离现实服饰的纯然符号。其次，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过于关注共时性。尽管共时性是文化与符号研究的重要角度，但正如“时装”这一中文词所示，关键在时间性或者说历时性。而忽视历时性难免“取消了时尚的本质，即短暂性”。最后，虽然巴特研究初始就区分书写服装与真实服装，但实际研究中常常混淆二者，导致部分论述含混不清、难以理解。这或许由于他研究的既不是生活中的真实服装，也不纯粹是书写服装的语言，而是服装向语言的转化，是实物系统向语言符号系统的转化。某种意义上，这种介于符号学与语言学之间的转化研究背离了符号学对清晰性与形式化表达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