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外交得力助手，9年会谈请回钱老，王炳南逝后未入八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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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中国建立至尼克松访华期间，代表中国直接与美国打特殊交道的人，就是资深的外交元老王炳南。
生平、筹建外交部
王炳南1908年出生于临近西安的一个小县城，父亲王宝珊是辛亥革命的先驱。虽然出生于农民家庭，但是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王炳南从少年时代就接受了革命思想。
1925年，尚且在中学读书的王炳南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次年转为共产党员。
1929年，父亲王宝珊的“拜把子”兄弟杨虎城将军，资助了王炳南先后赴日本和德国留学。
留学期间，王炳南不忘组织的嘱托，他组织在法德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一个抗日和反法西斯小组接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另一方面，他广交朋友，这为日后从事外交工作积累了不少人脉。
1936年2月，受到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委派，王炳南同德国籍妻子王安娜从德国回国，准备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做杨虎城将军及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争取让杨虎城部与陕北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议，联合抗日。
抵达西安后，王炳南夫妇即入住杨公馆，杨虎城安排王炳南做他的秘书。
王炳南很快通过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与周恩来取得了联系，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王炳南为张学良和杨虎城“穿针引线”，在周恩来和张、杨之间纵横捭阖。
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王炳南功不可没，他也因此受到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赏识。
抗日战争时期，王炳南长期在南方工作，为了进行抗日斗争，王炳南曾多次受命帮助文化界人士脱离险境，诸如章伯钧、史良、李公朴等民主人士，都与王炳南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关系。
1937年，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随之诞生的是中共最早的外事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对外宣传小组，王炳南全权负责。
到了第二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转而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
南方局设在重庆，周恩来直接领导，他指示所有外事工作人员要“广交朋友，深交朋友”，王炳南时任外事组组长，因此从1938年开始，开始在重庆工作。
在重庆期间，王炳南确实做到了“广交朋友，深交朋友”，他和国民党、来自美国不同党派的政治家、军事家、知识界等都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曾任美国远东战区总司令的史迪威将军就是王炳南的挚交。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意识到必须尽快采取外交措施，让外国媒体和驻华外交官知道事情的真相。
王炳南一方面亲力亲为，用尽方法接触外国记者和使馆工作人员，散发关于事件真相的外文资料，另一方面，他让王安娜向她的老朋友——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转述事变的真实情况。
一段时间后，外媒强烈地要求前往延安实地采访，但却遭到了国民党重重阻挠。
1944年，在王炳南的据理力争下，一批美国记者来到延安采访报道，引起国际舆论哗然。
王炳南还通过史迪威将军，成功让美国派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频繁的沟通和互动加深了王炳南与史迪威的私人感情，也推进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1945年，马歇尔将军作为特使访华，在获得消息后，王炳南陪同周恩来抢在宋子文之前赶往机场迎接马歇尔一行，此后王炳南与马歇尔保持联系，作为周恩来的传话筒，也把情报及时传达给周恩来。
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指定王炳南担任毛主席的秘书，同毛主席一同前往重庆赴蒋介石之约。
王炳南作为毛主席的贴身秘书，负责毛的饮食起居和安全，他居住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楼下，有人来访都需要经由他安排和陪同。
在这期间，王炳南也参与了一系列外交活动，毛主席戏称他是“王外长”，足以见得毛主席对王炳南工作的高度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王炳南继续作为周恩来的“左臂右膀”，协助周总理筹建了外交部。
日内瓦会议开启中美九年谈判
1954年初，王炳南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一上任，迎面而来的是日内瓦会议。
这年2月，苏联提议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寻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中国作为五大国之一，与苏联、英国、美国、法国一同出席会议。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出席的国际会议，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王炳南任代表团秘书长。
周恩来为了能在会议上呈现新中国最积极的面貌殚精竭虑，他屡次强调，这次日内瓦会议，是让更多的国家了解新中国的重要机会，要通过这次会议打开新中国的外交局面。
在赴会前，王炳南事先知道与会的其他几大国的代表团都十分庞大，他向周恩来提议应该多派一些人去，而且人员要尽量多元，各领域的专家人士都应该被邀请。一方面有利于更好地应对谈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方便跟各个国家广泛交往，多交朋友，深入接触，增进与各国的友谊；另一方面能让更多的外交部同志走出去，增长见识，开阔视野。
周恩来欣然接受王炳南的提议，最后组成了多达170多人的代表团。
在出国前，王炳南为了能应对外国记者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还专门模拟演练了许多回合。
会前王炳南先于总理和代表团抵达日内瓦，以便提前安排好住宿、会议行程和安全问题。
4月24日，风度翩翩的周恩来乘专机抵达日内瓦，成为外媒记者镜头的焦点。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隆重开幕。
在美国封锁敌视，且不承认新中国的大背景下，率团参会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严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与中国代表团任何人接触。
图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因为对会议结果不抱希望，杜勒斯在5月3日提前回国，时任美国国务卿史密斯主持代表团工作。
而史密斯在看待中国的态度上与杜勒斯不完全相同。
会议期间，苏联代表莫洛托夫告诉中方代表，史密斯在私下交谈时对美国政府颇有微词，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是不现实的。
莫洛托夫的“小道消息”让中国代表团认识到，美国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王炳南作为代表团秘书长，他向周总理提议要利用各种场合主动交朋友，在美国这件事上，他认为“只要观察敏锐，考虑仔细，就一定能抓住机会做工作。”
王炳南等待的机会终于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到来了。
当时王炳南和同事正聚在一起喝茶，史密斯靠近中方代表团并主动和周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
王炳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立即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一细节。
周总理很是振奋，决定第二天休息时找机会和史密斯聊一聊。
到了第二天，王炳南也一直在寻找机会让周恩来和史密斯交谈，当他观察到史密斯一个人去柜台喝咖啡时，也示意周总理靠近柜台。
此时史密斯左手雪茄，眼看着周恩来向他走来，右手立即端起了咖啡，做出无法握手的形态，但双方的交谈氛围礼貌且客气。
到了会议最后一天，史密斯主动找周总理交谈，他对总理说：“很高兴在这里认识你，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希望朝鲜和越南都能恢复和平。”说罢，史密斯握住周总理的胳膊甩了几下，这个细节耐人寻味。
在风声鹤唳的对立气氛中，中美双方的一个小举动都能牵动彼此的神经。在王炳南看来，史密斯不仅遵守了杜勒斯的要求，跟中国代表团保持距离，但同时也在用他认为恰当的方式表达对周恩来的敬佩。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政府受到当时国内公众强烈舆论的压力，试图通过第三方向中国要回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以及在中国犯了罪且尚被关押在中国的平民。
由于美国当时不愿正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意同我们直接接触。周总理知道后，连夜和王炳南商量对策，当时中国也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他们一致认为要抓住一切接触的机会。
王炳南随即派人委托英国转告美国，中美双方的问题可以由参与日内瓦会议的双方代表团举行直接会谈，美国同意后，双方正式拉开了会谈的序幕。
王炳南被指定为中方代表，美方代表则是时任美国驻捷克大使约翰逊。
日内瓦的三次会谈，中美双方没有达成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双方继续接触的意愿有增无减，这也是日后中美大师级别会谈的序曲，王炳南作为中方代表，他认为日内瓦这一遭，是“意外的收获”，赴会前没有料到中美接触会从日内瓦开始，纯属无心插柳柳成荫。
日内瓦到华沙
1955年4月，王炳南出任中国驻波兰特命全权大使。
7月底的一天，正在郊外和同志们一起野餐的王炳南，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外交部的电报，内容是：美方通过英国方面的斡旋，向我方建议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
吊诡的是，这份电报发往驻英代办，并加抄驻华沙大使馆。王炳南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份电报会来到他手上，直到几天后，他接到了中国外交部的正式通知，任命他担任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代表，这一当就是九年。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各国重要报刊几乎都作为头版头条新闻予以报道，并作了许多评论和预测，王炳南个人历史、他与周恩来的关系，甚至私人生活，一时都成了报刊上的新闻。
媒体的渲染让王炳南更加忐忑不安，中美会谈绝不是儿戏，他不断提醒自己保持沉着冷静。
对于会谈的议程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一开始双方都有很大的分歧。我方认为会谈应着重讨论台湾问题、安排杜勒斯国务卿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会谈，以及建立两国的文化联系等实质性问题。
毫无疑问，台湾问题是会谈中最尖锐、最突出、最棘手的问题，而美国则只想先要回扣押在中国的美国人。最后为了便于开启会谈，我方同意了先谈遣返侨民的问题。
会谈地点仍然选在日内瓦，确定于8月1日下午在国联大厦的一个小会议厅举行。当王炳南等中国代表步入会议厅时，许多新闻记者都友好地招手致意。
巧合的是，美国的首席代表仍然是约翰逊，曾经在日内瓦交过手的老朋友如今再次“狭路相逢”。
第一次会谈比较顺利，气氛轻松愉悦，第二次会谈只进行了1小时，双方各自拿出了遣侨名单，“钱学森”出现在王炳南手中的名单里。
事实上，早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前两个月，钱学森给比利时亲友的一封家书里就夹带了给陈叔通的信，信中钱学森陈述了自己在美的艰难处境，希望政府能帮助他早日归国。
在第三次会谈中，约翰逊一开始便要求中方立即无条件地让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离境，王炳南则郑重地重申我国对遣返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的立场，提出美国必须立即释放那些被无辜监禁的所有中国人，使他们有机会返回祖国，双方在遣返侨民问题上止步不前。
40天后，为了更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谈阶段，王炳南在国内的指示下，于9月10日向约翰逊宣布，中国已经完成对在华的12名美国人的复查，他们获准出境。在其他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方也作了适当的让步。
中美双方也终于在9月10日达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协议，遣返侨民问题暂告一个段落，钱学森也顺利得以归国。
10天后，会谈进入第二个议题，即台湾问题和周恩来总理与杜勒斯直接问题等实质性问题。
美国的态度是会谈的最大阻碍，王炳南多次主动打破僵局，一再提出合理建议，但均因美方的阻挠而搁置。
会谈进行了一年，周总理在运筹帷幄中促进会谈的进展。
1956年8月，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邀请美国15个新闻机构记者来华访问一个月。
美国新闻界和国务院被轰动了，美国新闻界接到邀请后纷纷向国务院申请访华。杜勒斯在压力下，不得不在1957年8月宣布，美国将准备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
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复会。王炳南返回华沙前，毛主席特意接见了他，并嘱咐他，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要多劝说，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对美国人不要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但是会谈仍然是马拉松式的。到1960年9月6日，已经是中美第100次会谈了。从日内瓦到华沙，到1964年回国前，王炳南已经与美国三任大使会谈过，他见证了中美关系前进的每一小步，背后是中国外交人夜以继日的辛勤付出，而在中美会谈的9年里，王炳南也9年未回国。
特殊时期后，王炳南出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换了头衔，换了工作地点，不变的是为中国外交事业奉献自己的决心。
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王炳南开辟了民间外交的新局面。
他一生廉洁奉公、勤俭朴素。一双接见外宾专用皮鞋一穿就是十年，部里给的装备费从来没有要过，连袜子都是缝缝补补。他的司机可能是最“清闲”的司机了，除非有外事活动或下大雨，否则王炳南拒绝接送。
1988年冬，王炳南沉沉睡去，再也没有醒来。
王炳南去世后，家人遵照他的遗嘱，把他生前积攒的两万多元全部积蓄，捐献给了老家农村陕西省乾县好畸村，把他的骨灰撒在了生养他的的黄土高坡，未葬入八宝山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