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神住在白云的城堡

                           邰筐

自从柏拉图把诗人逐出城邦，两千多年以来诗人在城市里的合法性一直就遭受着质疑。柏拉图对诗人的要求未免过于苛刻和偏激，他驱逐诗人的理由有三：一是诗人不够理性；二是诗人与现实太隔，离真理太远；三是对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过分渲泄，怕有不好的教化作用。但柏拉图并不抵触诗歌，因为他毕竟说过，“要是消遣的、悦耳的诗歌能够证明它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有存在的理由，那么我们还是非常乐意接纳它的。当然，它必须有益于建立'正义’的城邦和培育'正义’的人格。”

理解了柏拉图的意图，他心目中好诗的标准自然也就出来了：“好诗要理性；好诗要真实；好诗要有精神向度。”这个标准不仅今天依然适用，我想就是再过两千年也不会过时。

英国诗人库泊也曾说过，“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这一句话好像一下子就定了性：乡村是神性的，而城市不过是物质的产物，诗神似乎并不住在那里。

无可争议的事实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速，现在的诗人，十之有八九都生活在城市里，或者正奔向城市途中。但自五四以来，却鲜有好的城市诗歌出现。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印象深刻的是顾城的《鬼进城·之三》，王小龙的《出租车总是在绝望时开来》，梁平的《重庆书》，杨子的《胭脂》，黄灿然的《货柜码头》。

大部分所谓的城市诗歌要么只是躲在城市高高的楼群里朝着乡村偶尔的优雅回望；要么只是对城市表象的隔靴搔痒和居高临下的悲悯贩卖。

抒情的场域变了，再弹老调子就显得怪异。换句话说，书写对象决定你的言说方式。你站在城市的立交桥上面对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流的时候，和你站在村庄月光下一片麦地里的心境肯定是不一样的。

人们在城里生活时间越长，心就走得越远；心走得越远，离开的渴望就会越来越强烈。大家似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悖论的诗歌立场上：即肉体生活在城市，灵魂却好像一刻也没在这里呆过，而是梦一般游荡在乡村；这个“乡村”也不是当下那个正不断遭遇强拆和空巢的乡村，而是一片深藏在他们回忆里的甚至被他们净化过的精神私域，它的位置也许离心灵和天堂更近一些。

圈养在都市的人类，只有日历的更替，而缺少了对四季的感知；我们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不再抬头看星星了。但你抬不抬头，星空都在那儿。你信与不信，诗神依然住在白云的城堡。

其实一开始我们都是信的。我们都曾像仰望星空一样寻找缪斯的影子，在我们的心里，或许只有彩霞的霓裳和白云的宫殿才能与之相匹配。后来，我们一次次被现实教训得头破血流，在生活的泥淖一次次陷落，而诗歌也从云雀变成了灰头灰脸的土鸡。

我们最终因自身的庸俗而失去了信的力量。

波德莱尔曾说， “一个旁观者在任何地方都是化名微服的王子。”我的脑海里常常重叠晃动着这样几个画面：一个画面是波德莱尔躲在巴黎某个小酒馆的角落里津津有味地听下夜班的工人发牢骚，听狂热的波希米亚人在密谋政治。另一个画面是：桑德堡在喧闹的芝加哥和屠夫和小贩混在一起。还有一个场面是狄更斯每天晚上都要孤独地穿过半个伦敦。

就是这种旁观者的角度让波德莱尔写出了《恶之花》，让桑德堡写出了《芝加哥》，而就在一次次的漫游中狄更斯构思出了《双城记》。

在今天的城市，诗人似乎只有回到大众之间，学会在人群中思考，在游走中张望，诗歌才会获得那种安静的力量。

在城市拥挤的人群里，单靠外表已很难区分哪个是诗人。但我知道，诗人从来都是怀揣秘密图纸的那个人，就像卡尔维诺一样，他们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座“看不见的城市”，那是一个可以容纳诗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