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谷:摊子口往事（中篇连载10）
下江人李嘎嘎
文/古谷
我家是1961年下半年搬到摊子口那栋黄墙夹壁房的，具体位置是朝河沟面的头一家，只有一间，15平方米，门牌号是摊子口77号。
搬来没多久，母亲就带着三岁多的小弟去了大渡口，说是去重庆钢铁厂支援大炼钢铁。只有我和刚上小学的二弟，孤零零地留在这还不熟悉的新家里。家里没有钟，母亲就委托74号的李嘎嘎，每天早上过来叫醒我们，去学校附近的食堂吃早饭，然后到学校上课。
嘎嘎那时60多岁，是个干瘦的小脚老太婆，头不规则地左右摆动，睡眠少，天不亮就点上煤油灯倚在床旁的桌前看书。母亲给她一说，她很乐意地答应了。母亲担心她摔倒，她摇着头说：“我有手电筒，一只手扒着墙壁，莫来头（没关系）！”
“嘎嘎”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只听她家的人喊她“gaga”，而且全栋房子的老小都这样称呼她，我也跟着这样喊。她总是摇摆着头，满面笑容，高兴地答应着。（后来才知道，嘎嘎是外婆即外祖母的意思。）
那年头，摊子口地区没有电，晚间四周一片黢黑。好在我家后面的石板路上方有个官茅厮（公共厕所），茅厮前有个路灯，天黑，我们这些小崽儿就在官茅厮前的坝子玩耍。玩晚了，回家倒头就睡。
果然，每天我们还在梦中，嘎嘎就来拍门，大声喊着我和弟弟的名字，叫我们快起床。
1960年代高档煤油灯
有一次，她从我家的门缝往里瞧，发现桌上的煤油灯还燃着很小的火苗。那是我们害怕黑暗，睡前把灯芯捻得很小，蒙上被子时一口吹灭。谁知那晚没吹灭，就蒙头睡了。从此，她每天晚间也过来，看我们吹灭灯没有。
后来，邻居们把这事反映到派出所去了。派出所觉得，家里没有大人怕失火，就给我母亲单位联系，才把母亲又调回南岸来上班了。
时间一久，我和嘎嘎很熟了。空时，她经常问我学习的情况，有时也叫我帮她念她常看的那线装书。我读得有些结巴，看她头不停地摆，我有些冒汗。
有一天，她突然说：“我们给父母官递个奏折。”我茫然地望着她。她说：“来，我说，你写，给官老爷写个奏折。”她叫我拿出作业本，她说一句，我写一句。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是写给区长的，要求给我们这房子安电灯，因为有的家小孩没大人照管，万一失火，会出人命。
写完后，我念给她听，她又叫我改了几句。她说，明儿带上私章，去居委会，用他们的印泥盖章。
第二天，她收收拾拾，杵着拐棍，去找段上的居民委员。下午，她给我说：“居民委员看了，在七段居委会几个字下，盖了他和我的私章。赶明儿，我到马鞍山区委去找人。”
又过了一天，她很平淡地说：“找到了那个姓于的干部，就是他叫我们搬的家。他说，研究一下。”
大家都说，老太婆没事干，人家怎么会单单为你这栋房子牵电线？
嘎嘎的女儿李孃孃也埋怨，说她给干部找麻烦，还以为自己是在宜昌，经常跟区公所的人打麻将，熟络得很？
虽然嘎嘎也在摇头，却蛮有信心地说：“他应承了我的，说了话不算话？茅厮坎上那路灯不是根电线杆？有几远？”
过了十天半月，有人找到嘎嘎，说经他们供电所的人看了，只能把电线拉到屋檐下，屋里的灯线自己安；安好后，告诉他们来搭火（通电）。
大家一听，心都凉了半截，自家安？那时说起电，是很神秘的技术，就连那官茅厮前的路灯，晚上亮、早上熄，都觉得像神话。
星期天，在江北住家的72号廖妈的大女儿回来看她妈，听大家说安电灯有难度，一下想起单位上的电工和她熟，就说，我上班去问一下，看他能不能来帮忙？
第二天星期一晚上，廖大姐就把电工师傅请来看了。据他测算：12间屋，73号焦家和74号李家是通间（两间）要4元，其他每家2元；可以利用两个星期天来帮忙把电线安装好。但是，每家要出2两粮票，还不能叫单位知道了。
在嘎嘎的劝说下，大家虽说有些心痛钱，还是答应了。我母亲那时月工资只有32元，但她知道，电灯比煤油灯亮。她曾经把家里的烂衣破裤拿到单位宿舍去补，她说，电灯下，落根针都看得到。
民国时期的女人
嘎嘎把我们这栋黄房子的电灯问题解决了，大家很惊喜，她一下得到了大家尊敬。一直到1980年代她过世前，我们这栋黄房子的住户都很信实她。都说她有文化、有见识、敢担当，是一个见了大世面的老太婆。
其实，嘎嘎不姓李，名叫邱文卿。
那是1962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应该是星期四，为啥我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我所读的上浩小学，星期四下午不上课，通常我就到屋后82号院子的石板广场去看比我大的崽儿打纸块；半下午回家生炉子做晚饭，要经过她家门口。
嘎嘎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那靠墙的单人床上。这天，她仍然坐在那里，靠着床前的饭桌，一只手拿着一张大相片，另一只手拿着手绢在擦拭。我看她很专注的样子，有些奇怪，便问道：“嘎嘎，你在看哪个的相片？”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很慈祥地笑了一下，把相片递给我。
这是一张半身女人像，一头水波浪的卷发，面容很柔和，年龄大概30多岁，黑色金丝绒的半衫，右胸纽扣处很随意地露出白色的手绢，身子微微地向前倾，一幅很优雅端庄的神态。相片用手工上了色彩（那时没有彩照），看上去相当气派，就像电影院门厅墙上挂的那些女明星照。
相片右下方，有娟秀的小楷字：邱文卿，民国二十九年。
我不认识这女人，就问道：“嘎嘎，这是哪个？”
她的头摆了几下，说：“我年轻时的相片。”
正在这时，嘎嘎上早班的女儿李孃孃下班回家了，一眼看见桌上的相片，一下变了脸色，一把拿到手上，往内屋走去，一边说道：“跟你说了多少回，这些旧社会的东西不要拿出来，你就是不信。哪天惹了祸你才晓得！”
我赶忙离开了她家。我疑心她当过演员，于是在脑海里搜寻与她波浪头发相似的人物。可惜，因为家里很穷，我看的电影很少，没有找到像她那样形象的明星演员。
她通常要半上午才起床，简单收拾后，开始做饭，她的三个孙儿学生要回家吃午饭。如果学生迟到了几回，家长要被叫到学校去受训。李孃孃在弹子石百货商店上班，一人管一个柜台，请不了假。嘎嘎脚小，走路要杵拐棍，还颠颠跛跛的。所以，嘎嘎就早早把午饭煮好，不耽误孙儿们上学，也省些麻烦。
下午我们放学回来，她总是坐在屋檐下，靠着墙，戴着老花镜，摇着头读线装书。她读得入神，像是在唱，她那下江人的口音很有音韵感。我们远远地站着，只觉得好听，不知她读的什么。
久而久之，她见我爱听她读书，有些感动，便给我讲书中的故事。时间一久，我从她口里知道了“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三言二刻一观”这些书的部分内容。
我先前逃学，缺了很多课，上三年级时，班主任说，跟不上就要重读。母亲说，那就不读书了，去街上卖开水的老虎灶下捡煤炭花来烧，既省下几个学费，还可少买煤炭。
嘎嘎问我：“想不想去捡煤炭花？”
我摇摇头，说：“不想去。那些大崽儿要抢我的煤炭花。”
她叫我下午放学后，把书给她，跟着她读，听她讲书中的内容。她还会讲算数。星期天上午，她给我把这一个星期的课全部复习一遍。就这样，一直到小学毕业，老师都没有叫我留级。
我听她讲了好多故事。那些故事总是离不了忠臣、奸臣，忠臣总是被冤枉坐牢、杀头，结局很悲壮；而奸臣都是大官，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勾结坏人，做汉奸；皇帝通常都是听奸臣的，最后亡国息政。还有就是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比如天寒地冻母亲要吃鱼，儿子卧在冰上，待体温暖化冰层后钓鱼给母亲熬汤，后来老天爷垂怜，让儿子考起状元，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读四年级时，她告诉我，光听她讲，她累，她希望我读给她听。我说，怕读不通顺，她听起吃力。她说，不要紧，先看一遍，不认识的字问她，再读给她听。她拿了一册薄薄的线装书给我，我记得是《石头记》。
老本子《石头记》
两天后的下午，我刚做完作业，嘎嘎颠颠跛跛地来到我家门前，问我：看到哪一页了？我说，有些字不认识。她很认真地问：“是那些字不认识。”我说不认识的字多。
她就翻开书，叫我读给她听。我磕磕巴巴地读着书中贾宝玉、林黛玉吟诗作画的事；她闭住眼睛，很享受地摇摆着头，专心地听。读了好一阵，她睁开眼，问我：这一段说的什么？我说，我不是很明白讲的什么。
她拿过书，叫我跟她像先前读课文一样，她读一句，我读一句。读完一段后，她再讲给我听。就这样，我渐渐地对书里讲的故事有了兴趣，读起也通顺多了。
读到有些诗句时，她睁开眼，叫我停下来，听她背诵。特别是林黛玉的葬花词，她背诵完后，还问我，有错没有？我说没有错。她的头也不摇摆了，像小孩一样，露出天真的笑容。
她有时也杵着拐棍到摊子口茶馆去听下午场评书。我放学路过茶馆，见她在那里喝茶，我就跟茶博士说，那是我婆婆。茶博士不阻拦，我站住听。收场时，帮她灌一暖水瓶开水，提回家。
有段时间，她听了《三国演义》的一些章节，专门给我讲桃园三结义。她特别推崇赵子龙，讲到长坂坡一战时，情不自禁地像茶馆说唱一样，旁若无人地唱起来：“长坂坡、救阿斗，杀得曹营人人抖……”
她愤恨曹操，说到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恶言，说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疑心深重的坏人，要我跟她一道反对曹操。为此，我认真地读了《三国演义》，很多年都认定曹操是一个坏人。
我们这些邻居都猜测，嘎嘎家过去是有钱人。但是，她从来不讲她的家景，只是偶尔叹气，说起过去家里请有大孃佣人之类，几句话就戛然而止。
直到文革中，被红卫兵封了剃头铺、只得提包跑街的毛剃头，在给我剪头时，很随口说，李家在宜昌是一户殷实人家，专做洋船生意的买办。我不知道什么叫“买办”。他说，就是买一半、赚一半。我疑心是街上那种油腊铺，卖酱油麸醋盐巴，可是嘎嘎这么弱小，盐巴包子搬得动吗？
听嘎嘎讲书的同时，也听她讲了搬家的原因。原来，除了我家，其他九家人原来都是马鞍山那红楼围墙外面的住户。
红楼先前是英国人的亚细亚火油公司，1949年后成了南岸的区委机关。1959年海弹公路通车，区委要修支路连接海弹公路，就喊他们搬家。
嘎嘎说，就是区委姓于的，把我们这9家人的房子拆了，安置到了这儿。搬家时，说得好好的，有电灯，搬来才知道点煤油灯。
她还讲，民国年间在宜昌时，跟民生公司有买卖往来。中日战争时，儿本狗子（日本鬼子）打到宜昌，她们一家人逃难来到重庆南岸，民生公司的人打总承（很负责地帮忙）在马鞍山买了一栋官家的二层小洋楼，住得好好的。后来搞么子运动，女婿也没有了，要养家，女儿才出来赚钱。为搬家到摊子口的这两间屋来，大部分家具都丢了，高头（区委）只赔了60元钱。
我听那“赚钱”两字，觉得很刺耳，我说叫“上班”，她头摆个不停。
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来了，我们那栋黄墙房子有六个知青，她很不解，说：年轻人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怎么去农村当农民？她拿旧书中讲的“发配去充军”作比喻，可是，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学生都被充军？特别是她的三孙子1966年就该上大学，已经耽误了三年，再这么一折腾，不就混老了？她这么一说，把家里人吓得不轻，赶快响应号召，头批就走了。
1972年，我在乡下患了病，要办理病退回城，有关审批手续传回南岸街道革委会。街道来人向她调查情况，她说：“拜托，拜托！让娃儿早点回来治病吧！做点好事！”那调查的人就没有卡我，我很顺利地办了户口迁移手续。
我从农村回来后，天天看病熬药，又没有收入，很受人白眼，情绪很低沉。她就经常给我讲：“一截田坎三节烂，人生哪有不遭磨难就过一辈子的？”还讲，“姜子牙卖麦面遇旋风，吹得麦面满天飘……”
她找来旧书，叫我念：“王播少孤贫苦，寺院随僧斋饭，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王播诗云：'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闍黎（僧侣）饭后钟。’后二纪，播中进士，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见所提旧句已被碧纱笼罩，感慨续提：'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使得碧纱笼。’”
“你看，王播一个读书郎，到寺庙蹭饭，和尚讨厌他，饭后才敲钟，害得王播饿肚子。他很悲伤，写了两句诗在庙墙上。后来他发奋考上了状元，做大官到了这里，见和尚把他的诗句用纱笼罩住保护起来。王播很感慨，又续写了两句。你看，王播当年穷，连吃口斋饭都被和尚欺辱；当他中了状元当了大官，和尚都来讨好巴结他。你不要志短，茅厕的石板都有翻身的一天！”
她还望着天空，唱读一句在茶馆听评书的话，距今快50年了，还清晰地记在我的脑海里：“有朝一日时运转，两条裤子重起穿。”
那些年，布票紧张，寒冬腊月都是穿一条裤子，裤子短了，脚后跟被雪风吹得裂开不少血口，渗出血丝。在农村时，农民也说，能吃饱饭、穿两条裤子，那就是共产主义了。
此后，我真正开始了在底层劳苦大众中拼搏，为谋得一碗饭食、穿上两条裤子，而透支自己的青春。
1977年，中国迎来了举世瞩目的大变革，首先改革了大学和中专校的招生制度，恢复了高考。嘎嘎最引为骄傲的三孙儿那年30岁了，考上了四川最有名的大学，距他1966年在北开中学高中毕业已过去11年。两年后，我也结束了在建筑行业打工的颠沛流离，进入母亲的单位，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1980年代初期，四代同堂的嘎嘎，在煎熬了50年后，倒在了病床上。据说，病根在头部，可能与常年不停地摇摆有关系；或者说，她早就患有脑部疾病，才导致她这么多年不停地摇头。嘎嘎很快离开了人世。
许多年来，李嘎嘎那不停地摇摆着头、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述她所看书中故事的情形，老是在我的脑海里回放。我想，若不是她在我少年时期给予引导和鼓励，我在30岁那年会去参加考试、从而进入大学学习吗？想了想，我也像嘎嘎那样，不停地摇头。
2021年1月16日初稿于云南版纳
2021年2月9日定稿于云南版纳
作者近照及简介：
苏玉新，网名古谷，1952年生，大专文化。1969年下乡忠县当知青，1972年病退回城，从事过多种职业。退休后致力于纪实文学写作，任中华知青作家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