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凌叔华争抢徐志摩“遗产”始末（一）
林徽因凌叔华争抢徐志摩“遗传”始未（一）
作者|蔡登山 编辑|晓枫婉月
1931年11月20日的《北平晨报》报道中说：“19日午后2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件被焚后，邮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遇难司机为王冠一、梁璧堂，乘客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之友……”
报道中殉难的乘客就是诗人徐志摩。英年早逝的徐志摩，他留与人间一卷诗，也留与人间一段情。当噩耗传到陆小曼耳中时，她感到“天垮了，地陷了，世界进入一片黑暗”。而林徽因在得知消息后，也两眼发黑，双腿一下软了下来。然后她和丈夫梁思成流着泪，编了个小花圈，中间嵌着志摩的照片，敬悼于志摩的灵前。至于前妻张幼仪，在听到噩耗时，她对儿子徐积锴说：“你爸爸上天了，快随你舅舅去接灵吧！”而才女凌叔华也没有忘记他，她在《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文中说道：“志摩，你真的死了吗？谁会相信像你这样一个有生气的人会死了的？得到这消息时，我就不信，可是问了几处，都答说是真的，回电已证明了。可是我仍然不相信，我骗自己说：'也许这孩子觉得日子太平凡了，存心弄点玄虚来吓一吓他的朋友吧！再说，他哪里像会死的人呢？’”“我就不信，志摩，像你这样一个人肯在这时候撇下我们走了的。平空飞落下来，解脱得这般轻灵，直像一朵红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辞了枝杈，这在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许你会选择这一个，可是，不该是这时候！莫非你(我在骗不过自己时，也曾这样胡想)在云端里真的遇到了上帝，那个我们不肯承认他是万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却因为不忍甩下我们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动，像久米仙人那样跌落下来了？我猜对了吧，志摩？”在同一时间里，四个女人在为他“唱悲伤的歌”，为何如此？只为志摩曾经有过的深情，他是“爱”，是“暖”，是“希望”，是“人间四月天”！
徐志摩的猝逝，他的生前好友为他在各地举办了追悼会，其中以北平和上海两处规模最大。追悼之余，由胡适领头，组成编辑委员会，拟将徐志摩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书信、日记全部搜集，编成《徐志摩全集》，以尽对亡友的责任。这在同年12月5日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中就提到：“朋友们在预备印行他的信里，选出一些使活人看来不至于红脸的信，印出一部分，一面纪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对于此后生活毫无依归的小曼，稍有补助。志摩活时是一个喜欢写信的人，你处若还有他的信件，可以找出来寄给我。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张将来由一个人保管(我以为叔华最适宜于做这件事)，等大家都死后再印，可不知这事情结果怎么样。”
何以是由凌叔华来保管呢？原来徐志摩曾经追求过凌叔华，凌叔华可说是徐志摩的“红粉知己”。这在徐志摩1923年与1924年间写给凌叔华的信中(后来经凌叔华曾发表在《武汉日报》的《现代文艺》上，但收信者名字却被涂掉)，可看出端倪。徐志摩日后曾对陆小曼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意思是她是那种能了解他“灵魂的想望”和“真的志愿”的朋友。凌叔华也不只一次说过，志摩与她情同手足，他的私事也坦白相告。志摩写信时，是把凌叔华作为“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因此可以没有顾虑地袒露自己，“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志摩说他写的是些“半疯半梦”的话，“但我相信倒是疯话里有'性情之真’”，还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此学者梁锡华就指出：“从年月可见，徐志摩写这些亲昵到近乎情书的私柬给凌叔华，是在失落了林徽因而尚未认识陆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虚、最伤痛、最需要填补的时候。巧得很，妍慧多才的凌叔华近在眼前而又属云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动情并向她试图用情，是自然不过的。”
基于对凌叔华的信任，1925年3月，当徐志摩决定欧游时(按：除赴泰戈尔之约，更重要的是为他与陆小曼的绯闻，而去躲避风头的)，临行之前他把一个装有“天堂和地狱”案件的小皮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小皮箱就是后来大家通称的“八宝箱”。箱子放有什么东西？据推测，有徐志摩的书信及平时他随手写下的一些散文或诗歌的手犒，最重要的有两本英文日记，那是1921与1922年间他在英伦和林徽因相恋的日记，通称《康桥(Cambridge)日记》。据林徽因给胡适的信，谈及还有《雪池时代日记》(按：那是1922年11月徐志摩回到北京，到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苦追林徽因不得的失恋日记)。
1925年7月底，徐志摩欧游归来，他与陆小曼的感情热度并没有递减，反而急骤升温，徐志摩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少阻拦，他都要争取这番恋爱的成功。不久双方各自顺利解除婚约，徐、陆两人终于在1926年8月10日，也就是阴历的七夕情人节，订婚了，紧接着在10月3日——阴历的孔子诞辰日，他们在北京北海董事会举行婚礼。此时徐志摩忙得无暇顾及那个存放在凌叔华那里的“八宝箱”。到了婚后，他们移居浙江硖石及上海后，又顾及到箱子里有不宜陆小曼看到的日记、书信等，因此徐志摩也就没有急着把箱子索回。而在这期间凌叔华也经历了与陈西滢结婚等人生大事(1926年7月)及后来(1927年10月)与夫婿同赴日本旅居的景况，“八宝箱”就一直存放于凌叔华在北京的家中。
1928年6月，徐志摩再度欧游(此次是由于婚后生活的窒息，他渴望借此旅行来激发久已枯涩的诗情，也同时希望因此“小别”能让与小曼的情爱“胜新婚”)。12月，他回到北京探望老师梁启超的病。他见着很多旧日的朋友，但此时凌叔华与陈西滢已从日本返国，并在两个月前与陈西滢(同年10月，陈西滢应聘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移家武昌，因此徐志摩此行并未见着凌叔华，人在武昌的凌叔华显然没有机会将“八宝箱”当面交与徐志摩。因此才有后来(1931年12月10日)她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之句。
凌叔华说她通过卞之琳，将“八宝箱”转交给徐志摩。为此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在80年代曾写信问过卞之琳，据卞之琳的回信说：“凌叔华致胡适信，说曾把徐'文字因缘箱’交与我，是她记错了，我从未闻此事，不知她究竟交给了谁。”笔者就时间推论，1928年10月凌叔华离京之前，卞之琳还在上海私立浦东中学念高中，直到1929年夏天，他才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而认识徐志摩则更晚了，那要等到1931年初徐志摩到北大教英诗及翻译课时，卞之琳呈上习作请徐志摩指教，徐志摩将卞诗带回上海，跟沈从文一起读，并把卞诗发表在上海的新月《诗刊》及南京的《创作月刊》《文艺月刊》上，这都是后来的事。因此凌叔华不可能将如此重要的“八宝箱”交予一个从未与徐志摩谋面的人，这也难怪卞之琳在1994年1月1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长文，认为凌叔华的种种说法，是一笔糊涂账。
但徐志摩在此时确实将箱子取走了，我们看1928年12月13日他给小曼的信中说：“车误了三个钟点，到京已晚11时，老金(按：金岳霖)、丽琳(按：老金的美国女友LilianTailor)、瞿菊农，都来站接我……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初进厅老金就打哈哈，原来新月社那方大地毯，现在他家美美地铺着哪……丽琳还是那旧精神……”在凌家住了一晚后，第二天徐志摩便到协和医院去看梁任公的病，他见到梁思成与林徽因(按：两人于3月21日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婚后赴欧洲参观古建筑，然后取道西伯利亚，于8月18日回京)。由于新婚燕尔，林徽因“风度无改，涡媚犹圆，谈锋尤健，兴致亦豪，且亦能吸烟卷喝啤酒矣”！
据1932年元旦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说：“……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按：指凌叔华)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Tailor及我三人)。”因此可以推定徐志摩是从丽琳处取回箱子，凌叔华的“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恐是“丽琳”的笔误罢，况且老金、丽琳与凌叔华、徐志摩都熟，现在又住在凌叔华家，由其转交是最自然不过的。总之，此事与卞之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而“八宝箱”在1928年12月中重回徐志摩的手中。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蔡登山，一九五四年生人，台湾作家。曾任高职教师、电视台编剧，年代及春晖电影公司企划经理、行销部总经理。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主要作品，著作有：《电影问题·问题电影》、《往事已苍老》、《人间四月天》、《许我一个未来》、《人间花草太匆匆》、《人间但有真情在》、《传奇未完——张爱玲》、《百年记忆》、《鲁迅爱过的人》、《另眼看作家》。编著有：《徐志摩情书集》、《柔情裹着我的心——徐志摩的情诗与情话》、《消逝的虹影——王世瑛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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