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京剧表演艺术家刘赶三（王政尧）1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新兴的京剧诞生了第一批行当齐全的杰出表演艺术家。其时，画家沈蓉圃以写真的手法将其中的十三位京昆名宿画入一幅一丈有余的画卷之中，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同光十三绝》，刘赶三便是其一。

    刘赶三一生的成名剧目几乎都与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密切相关,同时,这同他的爱国情怀、文化修养和在京剧舞台上的卓绝才能更是密不可分。他一生中不畏强御、憎恨权贵、痛斥腐败、冠绝一时的动人事迹广为时人传颂。 

    一、舞台上揭露科场舞弊案 

    刘赶三本名赶升，宝山，号芝轩，字韵卿，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世业药商”之家。刘家到了他父亲刘乾生这一辈，家道渐兴，在天津盐院充当官役。为了“以儒生昌大门户”，令赶三自幼读书。赶三承其父教，“折节读书，未冠，已负声华”，可惜，学无所用，郁郁不得志，常言“文尤表于时，何苦埋头书案！”与此同时，他由于常到戏园子看戏，逐渐对京剧产生了浓厚兴趣。 

    刘赶三来到北京之后，已从票友下海，先入永胜奎班，后又隶三庆班，在受到程长庚指点的同时，拜了“同光十三绝”之一的郝兰田为师，学老生。尽管刘赶三在师从郝兰田时勤奋学习，在演出实践中又不断努力，但是京剧老生名家甚多却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刘赶三意识到在诸多名家面前难以争胜，遂将生行、丑行同时演出的状况，归为专工丑行。此后的事实证明，刘赶三的这种选择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剧情的需要，丑角和花旦同台演出的机会甚多，因此，刘赶三“同当时有名的花旦都合演过，与红极一时的著名花旦方松林合演时最多。”咸丰八年（1858年），刘赶三在阜城园演出时揭露的由平龄科场舞弊之事而引发的“咸丰戊午科场大案”正是与名旦方松林有关。 

    方松林，又名方松龄，和春班著名花旦演员，“每一登场，神采流映，座客目为之眩，心为之动，歌喉一转，座客无复喧呶者。”年过五旬，时人许以重金酬谢，遂再次登台演出，“松龄本是老名角，身价远在陈凤林之上，京城里捧他的人，不知多少。此番听说他二次上台，当时轰动了九城。”当方松龄在庆和园贴演《翠屏山》，台下有一名叫平龄的观众看得如醉如痴，此后，不断恳请方松龄为他说戏，但时历半载，技艺也不见十分长进。一些朋友戏称其为“赛松龄”，平龄也就居之不疑，一心想在戏馆子露演一回。 

    正当平龄为能以演员的身份早日登场而走火入魔之时，其父却在东奔西走，托人使钱，想为平龄谋得一个举人的名位。

    同年八月初九日，正是乡试之期，而平龄实现自己的夙愿，在阜城园首次登台露演的时间恰恰也挑在这一天。平龄看来人送来的戏单，“原来是阜城园的事，订了八月初九日，平龄派了一出《探亲》，是倒第二。”这时的平龄早已将父亲不要出门，以免露出破绽的叮嘱扔到了脑后，初九日一早便满心欢喜地直奔戏园。 

    《探亲》是刘赶三的拿手剧目，平龄则扮演剧中的一个配角。那日，“《探亲》已演到备驴的那一节，赶三儿竟把自家平时骑的一匹驴牵上台来。说也奇怪，那驴在台上十分驯熟，观戏人无不喝彩：只听得赶三儿道：'这孽畜虽不是唱戏的儿子，上台可真不含糊！’众人知道他是在取笑平龄，又是一片彩声……”少时，平龄出场，果然不见十分精彩。 

    平龄因初次登台，便被抓哏取笑，同赶三发生了争吵，结下了“戏仇”。 

    是年九月，乡试发榜，平龄中试第七名。十月初五日，正是郑亲王端华的生日，“演戏招宾。那日朝中亲贵以及大小官员，谁不去捧场上寿！平龄父子也在其内，将从礼堂退出时节，赶三儿正在台上演戏，扮的是僧道一流；一眼瞧见平龄．忙提着极高的嗓子道：'分身法儿，只有新举人平龄会使。我知道他八月初九那一天又是唱戏，又是下场去考，真是个活神仙。’平龄羞得面红过耳；再看那出戏是新排的《钧天乐》，是用尤西堂昆曲旧本改的乱弹，恰是讥骂科场的戏。平龄坐不住，只得溜了。”然而，平龄科考舞弊的丑闻迅速传开了。 

    很快，御史孟传金疏劾“中试举人平龄,殊墨不符，物议沸腾,清特行复试。”咸丰帝令载垣、端华、全庆、陈孚恩“认真查办，不准稍涉回护。并将折内所指各情，可传集同考官一并讯办。”

咸丰帝旨意下达后，朝野内外拭目以待。 

    载垣等审讯平龄时，平龄只招供在票房唱戏，余皆支吾其词。为了从严审讯，以“举人平龄，供认登场演戏，有玷斯文，应先将举人斥革。”复勘试卷时，发现平龄墨卷内草稿不全，诗中有7个错字。同考官邹石麟认为，卷中的错字系眷录的笔误，便代为改正。这次复勘，发现应讯办查议的试卷，竟有五十本之多。对此，咸丰帝非常震怒，认为主考、同考各官“荒谬已极”，除同考官有无情贿逐案查讯外，将正主考柏葰“先行革职，听候传讯”；副考官朱风标、程庭桂“暂行解任，听候查办”。明确要求“毋得含混了事，…'按例以严惩办。”不久，又发现主考官柏葰听受嘱托，副考官程庭桂收受条子的事件，于是，由刘赶三引发的咸丰戊午科场大案发生了。 

    这次科场案，先后受到惩处的共91人，其中斩决者5人，遣戍者3人，先是遣戍后准捐输赎罪者7人，革职者7人，降级调用者16人，罚俸一年者38人，被罚停会试或革去举人者13人，死于狱中者2人。”平龄即死于狱中。大学士柏葰成为中国科举史上被斩决的职位最高的官员。

    咸丰戊午科场案不仅是清代的科场大案，也是我国科举史上的大案、要案。关于此案是由何而起，即最早引发此案的人是谁，具体情况何如，对此，晚清的官私史著语焉不详，本文根据《梨园外史》等著作记述的人和事，认为此案始自刘赶三台上“抓哏”。当然，刘赶三虽则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但是，他不曾料到他这次在舞台上的“抓现哏”竟会引起这样一场轩然犬波！单凭这一点，刘赶三的行为就“愧杀当时士大夫多矣！”“他的红，也就红在这张嘴上！” 

    在潘镜芙、陈墨香合著的《梨园外史》中，以一个回目专写刘赶三与咸丰戊午科场案，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关于是书的纪实性，师予有专文述评，他写道：《梨园外史》的“纪实性很强，书中出现的京剧演员如米喜子、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刘赶三、谭金福（鑫培）……都是京剧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不仅实有其人，连他们擅长的剧目、艺术特长，乃至轶事都大体上有个根据；还有那些看戏的主儿即清代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官员，也大多实有其人。其中还涉及不少清代宫廷轶闻。《梨园外史》不仅提供了许多近代戏曲史方面的史料，曹心泉说因'中间叙清代朝野士夫之事，而以伶人经纬其间，则是书作小说读可也，作清史读亦无不可也，’……我们的确可以从这个角度获得一些正史所忽略了的东西。”

    笔者在研究米喜子、梅巧玲、程长庚、关公信仰、《施公戏》等有关人、事、民俗、戏剧时，结合研读《梨园外史》的相关内容，同意师予在上文的分析和评论，《梨园外史》的很多记述是可信的。“作清史读亦无不可也，”通过刘赶三揭露平龄，从而引发了这一起晚清科场大案，“我们的确可以从这个角度获得一些正史”所不详的内容，有些还是很重要的，在咸丰戊午科场案的源起尚无其它记述之前，我们应当重视《梨园外史》的相关内容。 

    二、警世讥俗，寓讽刺于诙谐 

    在晚清的京剧舞台上，状元戏等有关科举的剧目和内容都非常丰富，特别是京师乡试、会试发榜以后，戏园内必有讲题之举，即所谓“戏同例行讲题”，“穿穴题义，诙谐百出，咸为解颐。”

适逢此时，刘赶三则以其敏锐的思维、独特的诠释而冠绝一时。

    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会试之题是《君子坦荡荡》。“场后，戏园例行'讲题’之举，诸伶公推刘赶三。是时，十三旦(即秦腔名旦、名武生侯俊山)艳名甫噪，堂会非伊不欢。”刘赶三在演《连升店》的店主人时，对由小生饰演之举人王明芳说：“谅尔也不知闱中命题之意，此指十三旦侯俊山也。坦字右旁为旦，左旁为土，乃十一旦，荡荡各为一旦，加此二旦，则十三旦矣。”

又说：“乃谓京官老爷以昵十三旦之故，至于罄其资，而典质及衣物耳，盖'荡’、'当’同音也。”“一时闻者，莫不拊掌。”对此解题，还有一说，即同治帝“殊嬖”十三旦，为此，“御拟试题《君子坦荡荡》，即隐十三旦。”刘赶三在演出时又说道：“汝（指十三旦）之名已达于九重，不仅老爷们爱汝也，即万岁爷也时时念汝。且恐人不尽知也，故以汝名为题，而试公车，斯诚殊荣矣！吾焉能不贺？……以荡荡之小旦，而加十一旦，非十三旦而何？万岁爷如不念汝，何为首题即藏汝名于中？余言岂欺谑哉？”于是，台下掌声四起，赞不绝口，并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由此可知，刘赶三既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又能够做到雄辩多才。

    显然，晚清时期，演员们尤其是丑行的演员以科举为内容，现场抓哏，寓讽刺于诙谐之中，久有此风。连同上义提到的刘赶三揭发平龄乡试丑闻也同属此风。这正是我国戏剧文化中警世讥俗优良传统的具体体现和发扬。人们评论此中的的刘赶三“与苏丑杨三，俱以丑冠绝一时者也。赶三身小，面又清癯，诙谐杂陈，道白往往推陈出新，一语中的，奇趣恣足。”但是，上述事例还不足以充分反映他“口齿犀利，如一寸之匕，所摘必中要害！”真正说明他在演出中的这一大特点，同时证明他痛恨帝×专×腐×事例的莫过于他在台上尖锐抨击同治帝之死。 

    长期以来，关于同治帝的死因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即：天花、梅毒、疥疮。持此三种说法中不同认识者，各有所据，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就是在当代学术界，至少还有两种观点的持有者在各言其是。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徐艺圃先生根据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一份《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专门请教了中医研究院和北的专家后，得出清同治皇帝系患天花（痘疹）病故的结论。另一派以台湾学者庄练为代表，则认为同治帝死于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