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真正让我生气的是…...

文  /齐泽克

                  译/MMEL

摘自：https://blog.oup.com/

真正让我生气的是，对我作品的批判（甚至是一些有利的）不断地将我描述为一个我不想成为的后现代文化的批评家。我认为自己是处理本体论的基本问题的哲学家，此外，还是一个具有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哲学家。

每个看过希区柯克（Hitchcock）《迷魂记（vertigo）》的人都记得红杉公园里的神秘场景，朱迪·玛德琳（Judy Madeleine）走到一个已有千年历史的树干前面，红木的横截面显示了它的生长历史，它指向靠近外边的两条圆形线边说：“我在这里出生……然后我死了。”类似地，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哲学缪斯站在欧洲历史时间表前，指向两个彼此靠近的日期标记说：“我在这里出生……第一个标记是1781年，即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纯粹理性批判》的出版日期，第二个标记是1831年，即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逝世的那一年。”

某种意义上，对我而言，所有的哲学都发生在这五十年中：在此之前的巨大发展只是为先验概念的兴起做准备，而在后黑格尔时代的发展中，哲学以一个普通对象（the common Judy）的身份回归，即庸俗的19世纪经验主义。对我而言，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四位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都表现出与主观唯心主义的距离，并获得了对历史本质和我们生存异化的非形而上学的见解。他们为如何突破绝对主观性而又不退缩到先验唯心主义之前而苦苦挣扎。

但是我在这里指的是哪个黑格尔？我的出发点是什么？为了最大程度地简化它，定义我的哲学立场的组合是斯宾诺莎、康德和黑格尔的观点。斯宾诺莎可以说是唯心主义本体论的顶峰：我们可以通过理性认识现实，消除幻觉的面纱。康德的先验转向在这里引入了一个根本性的鸿沟：我们永远无法了解事物的本质，我们的理性仅限于现象领域，如果我们试图超越现象达到全部存在，我们的思想就会处于不可避免的对立和矛盾中。黑格尔在这里所做的是假定在现象之外没有自在的实在，也就不意味着存在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现象界以不可能的界限为标志，但是除了这个界限之外，没有别的，没有其他世界，没有积极的现实，因此我们不会回到前康德的唯心主义。只是对于康德而言，我们知识的有限性，即达到物自体的不可能性，被铭刻在事物本身之中。

此外，黑格尔不是批判性的思想家：他的基本立场是和解——不是一个作为长期目标的和解，而是一个作为事实的和解，使我们面对已实现理想的出乎意料的痛苦真相。如果有黑格尔的座右铭，那大概是：找到事情如何变错误的真相！黑格尔传达的信息不是“信任的精神”（罗伯特·布兰登Robert B. Brandom对黑格尔的现象学的最新著作的标题《A Spirit of Trust—A Reading of Hegel’s phenomenology》），而是不信任的精神——他的前提是每个大型人类事件都会出错，并且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其真实性。法国大革命要求普遍自由，并在恐怖中达到高潮，共产主义希望全球解放，并催生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因此，黑格尔的教训因此成为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84》“自由就是奴隶制”这一著名口号的新版本：当我们试图直接地执行自由时，结果就是奴隶制。因此，无论黑格尔是什么样的，他绝对不是我们无限追求的具有完美思想的思想家。

海涅（在哲学家的最后几年里是黑格尔的学生）传播了一个故事，即他曾经告诉黑格尔，他不能赞同黑格尔的公式“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all that is actual is rational）”，黑格尔仔细地环顾四周，并不太大声地告诉他的学生：“也许，我应该说：凡是现实的东西都应该是合乎理性的（all that is actual should be rational）。”即便事实如此，就算不是海涅的发明，这个轶事在哲学上也是一个谎言，它代表了黑格尔在他的学生那里掩盖他思想的痛苦信息或真相的企图。

这样的黑格尔才是我整个作品的中心参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