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小译｜罗伯托·埃斯波西托：免疫的两面性(上)
免疫的两面性
文｜罗伯托·埃斯波西托
译｜蓝江
一
自大流行以来，所有的讨论都无一例外的关注一件事：免疫。个体免疫或群体免疫，自然免疫或诱导免疫，暂时免疫或显著免疫。进行大规模的监测就是为了发现人们是否已经获得了对病毒的免疫。我们想知道这些已经免疫的血浆是否可以给病人注射，反过来让他们免疫。我们期待着去发现，那些已经治愈的人的免疫可以持续多长时间——我们担心免疫的保护效果会中断。但对免疫的关注，并不纯粹是医学范围关注的问题。它也涉及到法律上的问题。企业家、学校负责人，大学校长，他们都渴望拥有一个免疫的屏障，在他们职权范围内来面对感染的风险。对于州长、市长、主管人员来说亦是如此，他们会考量缺少免疫或一再拖延的免疫带来的政治后果。
还有一些更为普遍的问题，涉及到作为整体的社会领域，危险在于它会将免疫变成巨大的免疫泡沫。倘若免疫装置不是一点一点地蚕食掉所有的个体和集体存在领域，除了封城，保持社交距离（这里有一个词语上的悖论，它被定义为“社交”，但产生的反社交的效果）之外还能有什么？每一个人脸上都带着口罩，这不就是免疫需要的隐喻吗？甚至在智能手机上下载app也被成为“免疫”，尽管在意大利智能手机仍然下载量不够多。那么，这是什么？它来自于何方？是什么导致了真正的免疫综合症？它似乎统一了我们时代的所有语言？
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千万不要将免疫概念的含义还原为一种近期经验，一种医学或法学的性质，旨在创造出抵御风险的防护性界限。这并没有什么错误。但为了从各个方面来理解它，我们必须在更广阔更深入的层次上来把握它，我们可以长期观察它。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从谱系学角度来看，免疫或免疫化似乎是一种范式，借助这种范式，可以重新来解读现代史。即便我们的身体需要自我保护，这是所有人类历史上的基本特征，让其成为可能，但只有在现代性中，自我保护才成为一个基本问题，也成为了一个战略任务。在以没有任何技术-自然保护为特征的前现代时期，人们感觉需要建立起人工免疫装置来保护自己不受邪恶、冲突的伤害，也不让外来讯息来威胁他们或骚扰他们。我们今天面对的仅仅是这个动力装置的最后一步，尽管这个装置在今天更为强劲，更为加速。简言之，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从古至今以来史无前例的非比寻常的变迁。
但是为了理解这种现象在各个方面的价值，如历史价值、哲学价值和法律价值，那么我们就要从语言开始进入到更宽阔的视野中。此外，倘若我们注意到这个词的拉丁语起源，我们会意识到拉丁语immunitas的含义恰恰是communitas的反义词，我们只能在整个关系中来理解这个词。两个表达——immunitas和communitas——都来自于拉丁语的munus，它既代表法律、职务、义务，也代表礼物。构成这些含义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给予他人礼物和关怀的规则。但——这里有两个词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如果共同体（community）在肯定意义上与munus相关，那么免疫（immunity）就是在否定意义上与之相关。共同体的成员感受到共同关怀的义务的束缚，无论他怎么宣布自己免除义务（immune），觉得自己被豁免，不受此限制。他就不对其他人负有义务。所以，也正因为如此，他也不会经受承担个人身份共有的东西所带来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看，免疫涉及到相对于共同体的一种特权意义。
在法律-政治层面上，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例如外交人员或议会议员豁免了其他主体负有的部分法律义务。但在医学-生物学层面上，这个层面上，无论是自然免疫还是后天免疫，原生免疫还是诱导免疫，都保护人们不受疾病的侵袭，而其他人仍然面临这种风险。通过重叠这两种含义，即法律含义和医学含义，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共同体层面决定了对个人身份进行保护的壁垒的破裂，而免疫用一种防御性和进攻性的方式来重建这些壁垒，反抗一切威胁到其存在的要素（外在要素或内在要素）。它可以用在某些个体上。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旨在保护生命的紧急保护措施，在所有社会机构中都被普遍化了。国家本身，以及flavor体系，就像一个巨大的免疫化的装置，防止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特别的是，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将法律定义为社会体系的免疫亚系统。这是什么意思？无论法律体系如何包容，它始终都是建立在排斥的可能性之上。有些人认为自己具有某种权利，他们必须认为他们不具有这些权利或其他人并没有这些权利。不应该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即便在历史上的确存在着某些人没有权利，没有生命权，甚至扩展到整个种族都没有权利。我们要从范式的角度来看，范式涉及到法律装置——法律的逻辑及其形式用语（我们知道，法律通常是形式的，不会有太实质的东西）。如果所有人都天然地具有某种权利——这就是被界定为“自然法”的自然法（ius naturale）传统——那么这就不是一种实质权利，而是由法律建构的权利。它也是非必要的权利。严格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权利甚至不是单纯而自明的事实。一种权利，即便被广受承认，一旦权力的平衡被打破，这种权利通常也是可以被抛弃的。没有任何权利是永恒的，即便那种可望不可及的权利。让我们来看一下工人的权利，直到某一个点上，他们的权利被认为是不可剥夺的，那么从社会状态发生危机开始，他们的权利会逐步地被缩减、被减少、被废除……
我重复说一下，我们决不能将这种矛盾（这个二律背反就是法律的一部分）还原为某些特殊事件或特殊情境。
这是包含于所有法律结构的逻辑-形式要素，实际上政治也是如此。正如政治行动预设了当下的情形，如果说没有敌人，至少也有对手存在一样，法律也预设了让某些人享有的既定权利，这个范围并不完全是法律范围。否则，它就会与正义相冲突。不过，我们都清楚，无论法律如何通向正义，都不可能有绝对正义的法律。法律所能做的事情就是降低不公正，并没有认为法律可以彻底消除不正义。这种自我批判的能力，这种对不完善性的明察，对于法律的正常运作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当我们总能意识到法律是不完善的，明察到自己的不公正，才能（通过不断地对其意义进争论）逐渐逐渐的接近正义，成为更为公正。在现代社会中，法律可以理解为不断拓展的界限，它会更越来越广阔，但不会占据整个领域——否则界定法律的界限会消失。对公民权的思考亦是如此。为了让某些人享有公民权，在逻辑上以及在历史上，必然存在着其他没有公民权，或者至少说尚未具有公民权的人。否则，公民权的表达就会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