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的双重角色

纪念三八节之一

陈衡哲的双重角色

智效民

陈衡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美女硕士、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用白话文写作的女作家，多次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的第一位中国女学者……。在三八节到来之际，我想介绍的是，她不仅事业有成，成绩斐然，还是贤妻良母，堪称典范。

陈衡哲认为，妇女解放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她们自身，而且还应该影响到丈夫、家庭和子女。据说她在家里比较“独裁、专断”，所以按照胡适的观点，使她的丈夫、著名学者任鸿隽，博得一个怕老婆的“美名”。

他们有一儿两女，任先生对家务和子女的学习从不过问，但是三个孩子在夫人的教养下，从小不仅学习刻苦，长大也事业有成。３０年代初，陈衡哲写过一本关于妇女解放的小册子。她在这本书中曾经颇为感慨地说，倘若连孩子洗澡，都要让爸爸放下手中的书，跑去哄劝，那么做父亲的也就太累了。知情人说，这话是针对胡适讲的。

我曾经在一份海外报纸上看到，她的女儿任以都只身留学美国，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教授。相比之下，胡适的家庭教育却令人失望。抗日战争时期，胡适赴美国担任大使，夫人留在国内无所事事，整天沉溺于打牌。结果他们的二儿子屡屡逃学，混迹于上海滩的娱乐场所。无奈之下，胡适将他接到美国，但他却把学费拿到跑马场去赌博，这也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由此可见，母教对孩子的成长多么重要。

附：参观三多堂

１９９６年６月，我与山西的几位朋友去太谷县三多堂参观。因为邀请方是当地政府，所以导游小姐特别热情。从她口若悬河的讲解中，我才知道太谷曹家从始祖曹三喜起，由种菜、养猪、磨豆腐起家，到日进斗金，历２０多代而不衰，堪称奇迹。其鼎盛时期形成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财团，是晋商中的一支劲旅。

回家以后，我从手头资料中看到，咸丰初年某御史在一份奏折中称：自嘉庆道光以来，富商几乎集中在汾州、太原两府，“如山西太谷之孙姓富约二千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到了20世纪初，曹氏一族在晋商中的势力也相当雄厚。据《清裨类钞》的作者、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兼银行家徐珂调查，在山西富商中，太谷曹家的资产达六七百万两之巨，仅次于介休侯姓，且在祁县乔家之上。

这使我想起了参观中听到的曹家富埒王侯逸闻。比如当年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打来时，仓皇出逃，路经太谷，曾向曹家挪借巨款，为此还将一座铂金制作的火车头闹钟留了下来。再如民国初年，山西最早使用小汽车和电灯的也是曹家，后来小汽车被阎锡山征用，而电灯却使一家人昼寝夜起，阴阳颠倒，以至于有人竟以为曹家的衰败是因此造成的。

另外，在清末民初，曹克让和曹三少父子还是晋剧名票，三多堂每年举行的规模宏大的晋剧“会演”，对晋剧和繁荣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参观中，除了曹家的盛衰，馆内的珍宝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外，有关方面还收集了大量的明清家具和赵铁山的字画同时展出，让人大饱眼福。

相比之下，陈衡哲的感受却截然不同。

１９３４年，陈衡哲应孔祥熙之邀参观铭贤学校，顺路来到曹家大院。她说：当时曹氏一家还有二三十人，全都住在这座大宅子里，宅子里不仅有电灯电话，而且一切都很富丽堂皇。

她还说：曹家“最上层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儿子大约便是招待我们的那位主人叫做'章甫’的。这人很像精明老练，但下一辈子的，却有三分之二是曲背耸肩，苍颜削颊的。”所以她在身临其境时首先想到了“永巷”（汉代幽禁妃嫔或宫女的处所）这个词。

参观结束后，她向同行的朋友们表示：“这种大家族真有点可怕，……（像）是水门汀，任何坚固的花草，也休想找得出一隙一缝来，作为它发芽的门洞。”

一位朋友问道：“假如你生生在这水门汀之下，将怎样呢？”她毫不犹豫地说：“我若打不出一条活路，便只有三件事可做，其一是自杀，其二是发狂，其三是吸鸦片烟！”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她看来，即使是天才，倘若生活在这样一个宛若水门汀似的环境中，也是毫无希望的。因此，她会发出这种“不自由，毋宁死”的慨叹。

这让我非常惭愧：尽管参观的是同一个地方，但倘若不是从书中读到陈先生的议论，我根本不会想到这一层。这让我怀疑自己的人格是否被扭曲，思维方式是否出了毛病？以至于身在永巷，无能为力；参观“永巷”，无动于衷！

于是，我想起这样一句话。大意是：与五四学人相比，现在的学者没有几个得其真传的。每念及此，真是让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