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着力渲染的袁绍“性格缺陷”真的存在吗？ | 刘三解

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曹操军中的诸多问题，尤其在他这支绝大部分由“杂牌军”组成的野战部队，在官渡决战形势愈发艰难的情况下，出现了史书中讳言的“众叛亲离”的窘境，真正忠贞不二的，只有他亲自统辖的1万兵马。

结果，袁绍还是输了，到底是输在哪儿了？

对于这个戏剧性的结局，《后汉书》、《三国志》，乃至于后来的小说《三国演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情节铺陈，以证明一个很周折的结论，那就是曹操更善于用人，也更善于听取谋士们的意见，而袁绍则是郭嘉评价的八个字：

多端寡要，好谋无断。

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中则借青梅煮酒之机，评价袁绍：

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这一系列评价，几乎成为时下通俗说史之中，对袁绍认识的基准点，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三国志·郭嘉传》与《三国演义》的文辞并不一致。

相同者，在“好谋无断”四个字，不同者，在“多端寡要”和“色厉胆薄”的区别。

“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实际上是对前八个字的解释，概括下来，就是胆小而贪婪、愚蠢。

问题是，史书中可见，郭嘉、荀彧、贾诩这几位顶级谋士，对时人多有臧否，有没有提及袁绍胆小呢？

答案是否定的。

正如之前的节目里所说的，袁绍此人处变不惊，迎敌而上，不但不是个胆小之人，甚至可以说是豪勇之辈。

《三国演义》由此引申出的“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实则是宋明市井之徒对于袁绍的错误想象。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是由宋元诸多评书、话本改编而成，其中虚构了诸多情节，以丰满三国人物的形象，比如，刘安杀妻割肉侍奉刘备，曹操为褒奖义举，还送上了黄金百两；比如，刘备摔阿斗，收买赵云之心；再比如，刘备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这些故事，与史无据，所能代表的，只是话本时代主流受众心中的英雄气概，在今人看来，其中的价值观已经非常别扭，但要和下面要说的这本书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这本书名为《花关索传》，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一处明代宣姓墓葬中出土，究其刻印时间，为明成化年间。

此书开篇也是“桃园三结义”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刘备作为大哥，对关羽、张飞提出，你二人都有妻小，恐有回心，干脆都杀了吧！

关、张二人觉得大哥说得太对了，只是自己杀自己老婆、孩子，有点下不去手，就约定，互杀全家，关二爷手狠，杀却张飞一家老小，而张飞到关公老家，杀了一十八口，却对已经怀孕的关羽之妻胡金定动了恻隐之心，这才生出了关索。

这样的故事，在今人看来，无疑是禽兽之行，但在宋明的游民文化之中，却是“大英雄”的勋章，英雄越大，越无视人伦底线。

确切地说，在《三国演义》成书的年代，市井之徒眼中的大英雄，就是泯灭人性的亡命徒，所以，袁绍以小儿患病为由，放弃攻打曹操的机会，又最终覆灭，纯属是心慈手软者的活该。

他不是英雄的终极原因，也在于此。

然而，郭嘉眼中的袁绍，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所谓“多端寡要”，翻译过来，就是在纷繁的事件信息中，抓不住重点；“好谋无断”，则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那就是想得多，定得少。

具体到事儿上，最令人诟病和争论的，无疑是袁绍为什么没有抢先“挟天子以令诸侯”？仿佛袁绍只要抢先祭出这个绝招，就可以无敌于天下，曹操只能束手就擒了。

这个疑问，甚至还成为很多人眼中袁绍最大的战略失误，并洋洋洒洒数万言地讨论袁绍的心思，其实，面对一个问题，首先要确认的是，有没有，而非，为什么。

有人或许会说了，《后汉书》和《三国志》的《袁绍传》里都提到了沮授劝谏袁绍“迎献帝定都邺城”，袁绍本要听从，却因为郭图、淳于琼的谗言而拒绝，最终没有成行，事实俱在。

问题是，在陈琳《讨曹操檄》中还有这样的词句：

后会銮驾东反，群虏乱政。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翼卫幼主。

翻译过来就是，汉献帝从关中离开，东返洛阳的时候，因为冀州北方发生战争，不能离开，所以，袁绍派出从事中郎徐勋安排曹操出兵，以整修都城、宗庙，保护皇帝。

“从事中郎”是东汉制度下大将军或车骑将军的属官，定员二人，秩六百石，在袁绍的“车骑将军幕府”中属于非常“清贵”的人物，以他为使者，派遣曹操出征，绝非拿汉献帝不当回事。

要知道，《讨曹操檄》，又称《为袁绍檄豫州文》，也称《檄州郡文》，这是公开的宣传材料，又是定向投放给左将军、豫州牧刘备及各郡国长吏的官方文书，少量的文学夸张可以容忍，如果大篇幅的胡说八道，肯定起不到拉拢盟友的作用。

毕竟都是千年的狐狸，跟谁玩《聊斋》啊。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已经说得非常清楚，重夺兖州前后，曹操一直是袁绍的下属，根本不是什么独立势力，所以，檄文中提到的，袁绍派曹操西进迎奉天子，很可能就是事实。

那么，为什么《后汉书》和《三国志》都显示袁绍拒绝了沮授或郭图的建议呢？

道理很简单，袁绍拒绝的是“迁都邺城”的建议，却并没有否定“迎奉天子”事业的重要性。

天子至河东郡安邑的时间，也确实非常尴尬，正如檄文中所说的，“方有北鄙之警”，具体来说，就是鲜于辅、刘和等人聚兵10万，与袁绍联合围攻公孙瓒，爆发了鲍丘之战，此战中公孙瓒被斩首2万余，自此一蹶不振，退守易京。

在此条件下，袁绍显然没有余力和意愿，将汉献帝接往邺城，所以，让自己的下属曹操去迎接天子，即调和了沮授与郭图、淳于琼两方的建议。

迎天子以获其利，远根本以避其害。

袁绍的这种“调和”决策，恰恰说明了“多端寡要，好谋无断”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多方听取意见，以自身的立场，博采众家之长，寻求两全，甚至一举多得的“良策”，还要以独立思考的名义贯彻之。

现实是，在官渡之战的进程中，袁绍屡屡以这种决策方式行事，恰恰印证了郭嘉对他的判断，也就是说，袁绍对于谋士之言，向来是“言听计用”，只不过，全都听，却只用自己的方式“用”。

这到底是算是一种错误，还是领导艺术，恐怕只能见仁见智了。

更何况，对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妙策的作用，恐怕我们也过于拔高了，至少它和官渡之战胜败的关联，绝没有过往想象中那么大，为什么呢？

答案究竟是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