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社会实验室：人们会更多帮助高权力者吗？
文：朱可可 苑明亮
来源：亲社会实验室（ID：Prosocial_Lab）
古语云：附骥尾以涉千里；攀鸿翮则翔四海。一般认为，高权力者总能惠及亲属或下属，因此，人们会向往与高权力者有更密切的关系。亲社会行为是增进关系的一种途径；但另一方面，高权力者又被认为是资源的占有者，玉汝于成，有更强的能力从容应对问题，很少陷入困境而需要别人帮助。那么，人们是对高权力者更多亲社会行为，还是对普通人更多亲社会行为呢？
对有权力者惠而不费的人情往来，可能带来潜在的收益，因此人们对与高权力者来往乐此不疲；但另一方面，掌权者多资源和渠道解决自己的问题，且人们也要为尊贵者隐瞒弱点。两者是相互矛盾的，民众会如何对待高权力者呢？会更多帮助他们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待高权力的亲社会行为有差异吗？
依据同情-利他假设和个体追求社会公平的动机，人们会帮助那些唤起自己同情和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而高权力者很难唤起他人的同情，因为高权力者常被认为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去解决问题，处于优势地位，不容易陷于困境，因此人们会对高权力者表现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
但是，社会交换理论和互惠视角却认为，亲社会行为会带来报酬和互惠，也就是说，人们愿意帮助那些更可能给自己带来潜在收益的个体，因为与高权力者通过亲社会行为来维持和建立关系的潜在收益更高，因此人们会对高权力者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此外，文化也可能影响人们对高权力者的亲社会行为。一项在印度（高权力距离）的研究表明，人们在实验室情境的短期互动中很少合作；一项来自66国数据的研究表明，权力距离和亲社会行为呈负相关。因此，由于不同文化下的权力距离不同，或许个体对高权力者的亲社会行为也不同，权力距离高的文化下人们的亲社会行为或许更少。
但从另一方面看，高权力者往往有更多的渠道和资源，交好高权力者就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潜在收益，所以，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背景中，人们也可能更有动力通过亲社会行为建立和维持与高权力者的关系。
上述两方面的观点显然是对立矛盾的，但又各有一定的道理。我们通过对中美两国共893名参与者的研究，探讨受助者权力特征是否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文化差异是否会导致个体对不同权力特征的人表现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不同。
为验证受助者权力特征假设，研究中所有问题的设置仅对象（高权力/低权力）不同，其余相同。
研究采用的所有材料都由研究者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再由另一位研究者回译成英文，经过反复讨论商议，保证了研究材料的中英文版在语义表达上基本一致。
中国被试均为高校大学生，完成纸质版问卷；美国被试由学生和工作人士构成，他们通过MTurk数据公司在线填答了问卷。我们操纵的研究条件主要是将受助者分为高权力者与普通人两种；然后测量中国被试与美国被试在这两种实验条件下的亲社会行为。
中美被试指向普通人和高权力者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如下表所示。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被试的年龄、性别和身份（学生vs.工作人士）后，受助者权力的主效应显著（p<.001），人们对高权力者表现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这一方面说明高权力者总是表现得威严强大，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因此很难唤醒他人的同情；另一方面，高权力者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人们可能会觉得资源分配不公，这也会使得人们对既得利益者（高权力者）有内隐和潜在的恶意和敌意。
其次，我们看到文化的主效应显著(p<.01)，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背景下，个体对高权力者表现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因为在高权力文化中，对于高权力者的亲社会行为，例如接济很可能被视为是对高权力者威严和权力的损害，因此人们对高权力者的亲社会行为会更加谨慎。
最后，受助者权力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p=.111)。说明受助者权力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是相对普适的。总的来说，与普通受助者相比，中美被试都倾向于更少帮助高权力个体；从亲社会行为总量上看，中国被试比美国被试的更少。
我们的研究发现，受助者的权力特征是影响个体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相比普通人，高权力者更少获得他人的帮助；不同权力距离的文化也会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高权力距离文化的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更少。换言之，高权力受助者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中，也更少受到人们的亲社会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研究被试基本都是90后，他们相对而言拥有更平等、更自由的成长环境，以及受到家长的溺爱等独特的成长模式可能也对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影响，也许他们更加自我中心，对高权力者不像父辈一样敬畏和尊重。
总之，目前的研究结果虽然显示人们更不愿意帮助高权力者，但其深层原因或心理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