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的宣城之游与其诗风的转变(上)

方文的宣城之游与其诗风的转变

——兼论嵞山体与宣城体的关系

章建文

摘要:方文是清初杰出的遗民诗人。易代之际,他的诗风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当然与时代的变迁有关,然仅就这一方面思考是不够的,在我们进一步探寻这一变化的契机时,发现方文的宣城之游是其诗风变化的直接诱因。同时在探讨这一直接诱因的基础上,对嵞山体与宣城体的关系也作了一点阐述,说明嵞山体反过来又对宣城体的形成产生启发与引导作用。

关键词:方文;宣城;嵞山体;宣城体;诗风变化

方文(1612—1669),字尔止,初名孔文,又名一耒,字明农,号嵞山,别号淮西山人、忍冬子等,南直隶桐城人。方文是桐城方氏族群中的杰出诗人,与后世的方世举、方贞观并称“方氏三诗人”。钱谦益则称“桐城方尔止,能诗称国手”(《有学集》卷十一《读方尔止涂山诗稿却寄二十韵》)。

方文在明时为诸生,入清后,拒绝参加科举考试,以游食、卖卜、行医为生,布衣终老。方文一介布衣,广泛地接触社会底层,又能广交朝野名流,创作了大量诗歌。从现存的《嵞山集》所收录的自明崇祯丙子 (1636)至清康熙己酉(1669) 2643首(2141题)诗作来看,题材涉及交游、纪游、感时、怀古、咏物等,诗歌内容丰富。诗体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绝、七绝等,众体兼备。他前期师法杜甫,后期主要师法白居易,形成了朴老真至、平易流畅的风格特色,人称“嵞山体”。可以说是遗民诗人中较为杰出的诗人之一。

明末清初,桐城与宣城是上江地区的两大文化重镇,在当时社团文化的影响下,两大重镇的文人之间有较为广泛的交流,有良好的文学互动。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保持自己的文学特色的同时,又有着一致的审美取向。下面我就通过桐城的代表诗人方文这一个案来作一点探索。

首先,我们来看方文的宣城之游。翻检《嵞山集》,方文至少有四次宣城之游。

第一次是在壬午(1642)年。这一年是因饥荒而求助于友人梁平叔。据他的《四令君诗》小序云:“崇祯壬午,江南北大荒,斗米千钱,是岁家人始乏食,有友梁平叔令宣城,不得已,一往谒之。君谢客甚严,独厚予,三个月赠金五百有奇,自是家无饥馁忧矣。”[1]60-61又据作于壬午年的《禊日与蔡芹溪同舟作》:“谷旦属元巳,春云淡天宇。扬舲出石头,须臾达牛渚……借问敬亭山,相去得几许。良朋咸在兹,先期命鸡黍”[1] 27和作于壬午年的《喜冯歉然归自白门》:“去冬我自秋浦来,君舟恰向宛水开。今春君到白门里,我复扬舲之宛水”[1]122,方文于三月初三与宣城好友蔡芹溪一道从南京出发前往宣城,在宣城住了三个月,应在六月初离开宣城。

在此期间,方文广泛接触了宣城名士(在此之前,方文与沈寿民、梅朗中就有交往),参与了他们的社集,在他的集中留下了24首诗,其中五古4首:《梅朗三招同刘长清、龚孟章集天逸阁》《王抑之招集斋中有赠》《汤君谟读书敬亭寄此》《送刘孔安北上》;七古1首:《赠徐善生》;五律8首:《送梅朗三授经白岳》(二首)、《送高若木游泾》《送蔡大美之金陵》《禾塘访麻孟璇村居》《麻无易招同张梅卿、麻孟璇诸子饮》《詹申如招同葛士元、徐川生、令弟借一饮》《梅朗三白岳归过访留宿》;七律7首:《徐圣开社集北楼以“中间小谢又清发”为韵,余得中字》《沈眉生招集西涧》《钱九章招同麻孟璇、沈景山园集》《雨夜偕葛元士宿徐川生山房》《乾明寺杂咏》《孙直公见怀却寄》《赠吴孟虎鸿胪》;七绝4首:《送梅朗三东游》《雨夜宿吴圣水池阁有赠》(二首)、《无题》。

第二次是在癸未(1643)年。这一年作于宣城的诗存有5 首,即《宛陵哭梅朗三兼示令弟季升》(四首)、《黄池访梅杓司、张共之》。

第三次是在甲申(1644)年。这一年集中只存一首七言古诗。《偕蔡芹溪至宛兼赠令弟玉立》[1]129-130:“前年寒食杨柳青,有客同舟归敬亭。今年长至雪霜白,归舟又附敬亭客。”“长至”,此处指冬至,也就是说这一年冬天方文到过宣城,可能停留时间很短,所以没有留下多少诗篇。

第四次是在庚寅(1650)年。这一年方文卜居于湖(即芜湖),自春至秋,来往于芜湖与宣城之间。作于庚寅年的《卜居》有“卜居久已定于湖”一句,其集中编入这一年的《上巳社集梅杓司山房,同社者独濯师、谈长益、蔡芹溪、梅季升、幼龙、高梦姞及予共八人》一诗,诗题标明“上巳”,即三月初三(据其中“主人非复旧时欢”一句,应不是壬午上巳之误),《天逸阁怀亡友朗三用蔡四韵》又有“晚来风送雨,六月助悲凉”之句,《饮梅周文秋庄》又有“山中一夜雨,秋气已苍然”之句,时间从三月初三到秋天,跨度较大,我认为方文一直住在宣城的可能性不大,最有可能是来往于芜湖与宣城之间。

此期作于宣城的诗作有13首,除上面所引3首之外,还有《古剑》《响山访梅杓司及令弟昆白,次日谈长益至,各赋二首》《梅季升招饮天逸阁因吊亡友朗三、孟璇、景山》《沈景山墓上作》《麻孟璇墓上》《宛陵雨中访蔡四芹溪》《天逸阁社集怀古分得韩昌黎》《赠宛陵僧》《咏并蒂兰赠蔡芹溪》《梅昆白斋头看秋海棠》。

下面我们再来看方文游宣城期间,宣城诗人与之相聚时所留下的诗作。检索《宛雅二编》《宛雅三编》[2],有梅朗中的《同方尔止、蔡大美游响山,时余将往新安,因送大美之金陵》《同尔止、大美过杓司响山,怀五弟季升不与》,麻孟璇的《天逸阁同尔止、大美、庭生、杓司诸子社集》,蔡芹溪的《喜谈长益、方尔止枉集草堂》,梅磊的《秋日谈长益、方尔止见访同家弟昆白赋答》,梅清的《春日同方尔止、麻孟璇、蔡大美、家季升诸子泛舟响山兼访杓司别业》。

当然,方文与宣城诸子还有在其他场合的相聚与唱和。由上述所列诗题看,方文的宣城之游接触了宣城主要的诗人,如沈寿民(字眉生)、梅朗中(字朗三)、蔡蓁春(字大美,别号芹溪)、徐淑(字善生,号东田)、梅磊(字杓司,号响山)、梅清(1623—1697,字渊公,号瞿山),并与他们产生了良好的互动。沈寿民与梅朗中在明末已名重于世,是宣城文坛的翘楚。清初宣城派卓立于诗坛,后面的几位是宣城派早期的代表人物。

从方文诗歌创作的实际来看,他前期学杜甫,后期学白居易。从大致的时间来看,这一转变发生在1650年之后。因在这一年所作的《卜居》中有“窗间山色青兼赭,架上诗篇白与苏”[1]371句,而此前他几乎没有提及白居易,此后则频繁提到。

辛卯(1651)年所作《初度书怀》第二首即云:“昔闻杜陵叟,降生乃壬子。厥后香山翁,生年亦复尔。相去六十载,英名千古垂。我生幸同庚,性情复相似。酷嗜二公诗,诗成差可拟。”[1]58作于癸巳(1653)年的《秋日归里饮潘蜀藻茅堂谈香山诗甚快有赠并示从弟井公》的“往时刻画杜工部,近日沉酣白乐天。”[1]473之句,透露了方文开始学白居易的大致时间。作于甲午(1654)年的《崔李行》则明确地表示师事白居易:“有唐诗人累千百,我独师承杜与白。……古今风雅有神契,况复俱生壬子岁。”[1]161-162作于癸卯(1663)年的《纵笔》又云:“窃比白香山,自号醉吟翁”[1]867。1663年,又请当时著名的画家戴苍为其作《四壬子图》(陶渊明、杜甫、白居易、方文俱生于壬子年),表明其师承。

而这一时间正是方文庚寅游宣城之后,加上此前的几次宣城之游和与宣城诗人的广泛交流,所以我认为这一转变可能与他的宣城之游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宣城之游促成了方文诗歌风格与审美趣味在“淡”的基础上向坦易定型,那么宣城为这一改变提供了什么样的文化契机呢?

宣城诗歌风雅自梅尧臣倡兴于北宋之后延绵至清,已有几次诗歌发展的高潮,自然形成了宣城自己的诗歌传统。这种深厚的诗歌文化底蕴不仅比桐城的渊源长,而且也比桐城丰富。徐芳在《西江游草序》中说:“嗟乎!尔止以跅弛不羁之才,使其黾勉于世,功业可立就,顾甘自放废,百折不回,虽作为文章,其致止足自娱而已。此欧阳修公序梅圣俞诗所云'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而尔止浩浩焉若将终身者,盖天将纵尔止以诗使与少陵、香山诸贤争千古也,复何慨哉?”[1]767已将方文与梅尧臣相比,但只就“穷工”之论而言,没有论及方文诗歌风格与审美追求的转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梅尧臣与方文师事白居易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方文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或许受到梅尧臣的启发。

其一,诗骚传统。刘克庄说:“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熄,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之下。”[4]指出了梅尧臣继承了《诗经》所开创的风雅传统,主张诗歌反映社会现实。而方文自己也说:“三百篇尚矣。屈宋而后足以追踪继响者,惟汉人乐府。今观其《战城南》《陌上桑》、孤儿病妇诸行以及《焦仲卿妻》等篇,指事属词,微言托讽,为后代高曾之规矩,而少陵、香山其源皆出于此,虽气格声响不能画一,而风旨所归先后同揆,期于闻者足以感动而后止,即有善析者不能歧两家而使之异辙也。”(为周亮工《西江游草序》[1]771-772所引)梅尧臣也学白居易,这也就使我们看到《诗经》、屈原、汉乐府、杜甫、白居易再到梅尧臣一路发展而来的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当然这一点不是主要的,因为方文在诗风改变之前就师事杜甫,然而将这一点与“穷工”结合,我们就会发现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来反映现实,则深深地影响了方文,形成了“布衣自有布衣语”话语特色。

其二,平淡诗风。梅尧臣倡导平淡,但他的平淡是从苦心经营而来,这实际上是梅尧臣学白居易和晚唐诗人的结果。这一点可能对方文有很大的触动,从而引起其美学趣味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又恰恰是其学白居易之后发生的。潘江在《跋嵞山续集后》中对方文的“淡”推崇极至:“有明著作最权奇,熙甫文章尔止诗。淡处尽教耐思索,太羹元酒少人知。”其中自注说:“予尝谓太仆古文嵞山诗,皆淡不可及。”[1]687孙枝蔚在《题嵞山先生续集》中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嵞山诗合荆公语,轻薄儿曹莫浪弹。”[1]843陈维崧在《题嵞山先生续集》中也说:“字字精工费剪裁,篇篇陶冶极悲哀。白家老妪休轻诵,曾见元和稿本来。”[1]843

如果说梅尧臣作为宣城风雅的开创者,他的诗学思想和美学追求已经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对后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明末清初宣城诗坛的再次兴盛,以及方文在与宣城诗人广泛的交流,宣城诗人身上所具有的宣城诗歌文化潜质,被方文发掘出来并加以提炼,则是方文诗歌风格和审美追求发生改变的直接原因。下文将结合“嵞山体”与“宣城体”的关系来展开论述。

(作者系池州学院中文系教授)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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