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应诏陈言疏 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奏 备陈民间疾苦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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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1.26-1872.3.12）《应诏陈言疏》.(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初八日)/2021-03-01.转自.古道情怀.私有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仰见圣德谦冲，孜孜求治。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己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请为我皇上陈之。

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庆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鹜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酞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慈为慎，以柔靡为恭。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日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日敷衍，日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锥株，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剑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己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拒，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亚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颓风。去年京察人员，数月之内，擢藩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盖亦欲破格超迁，整顿积弱之习也。无如风会所趋，势难骤变。今若逮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转不足以收实效。臣愚以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

……所谓培养之方何也?……曰“教诲”，曰“甄别”，曰“卜保养”，曰“超擢”。……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本无才猷之可见，则莫若于言考之。而召对陈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之愚见，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释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 过于攻讦者，不必发抄而己。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肯轻冒不匙?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朗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为用，并行不悖。

臣本愚陋，顷以议礼一疏，荷蒙皇上天语褒嘉，感激思所以报。但憾识见浅薄，无补万一。伏求皇上怜其愚诚，俯赐训示，幸甚，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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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1.26-1872.3.12）《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奏》.（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二十六日）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人臣事君，礼仪固贵周详，然苟非朝祭大典，难保一无疏失。自去岁以来，步趋失检，广林以小节被参。道旁叩头，福济、麟魁以小节被参。内廷接驾，明训以微仪获咎。都统暂署，惠丰以微仪获咎。在皇上仅予谴罚，初无苟责之意。特恐臣下误会风旨，或谨于小而反忽于大，且有谨其所不必谨者。行礼有仪注，古今通用之字也。

近来避皇上之嫌名乃改为“行礼礼节’。朔望常服，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为补褂。以此等为尊君，皆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谓国家之大计，果安在哉?即如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次在其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今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参赞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而位卑则难资弹压，权分则易牵掣。夫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诸将既多，亦宜分为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办武宣大股，西路分办泅镇南太，东路分办七府一州。至于地利之说，则钦差大臣宜驻扎横州，乃可以策应三路。粮台宜专设梧州，银米由湖南往者，暂屯桂林，以次而输于梧。由广东往者，暂屯肇庆，以次而输于梧。则四方便子支应，而寇盗不能劫掠。……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臣又闻皇上娱神谈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关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

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去岁求言之诏，本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乃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联自持之。”在皇上之意，以为中无纤毫之私，则一章 一服，皆若奏天以命德，初非自执自见，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而不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国家设立科道，正民视民听之所寄也。皇上偶举一人，军机大臣以为当，左、右皆日贤，未可也;臣等九卿以为当，诸大夫皆日贤，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为当，然后为国人皆日贤。默险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震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日贤，乃合夭下之明以为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憨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绣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如禧恩之贪黩，曹履泰之污鄙，前闻物论纷纷，久之，竟寂无弹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发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梭，以备有事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也。……今日皇上之所以使赛尚阿视师者，岂不知千金之弩轻于一发哉!盖亦见在廷他无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此三者辩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伏惟圣慈垂鉴。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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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1.26-1872.3.12）.《备陈民间疾苦疏》（咸丰元年1851年十二月十八日）

奏为备陈民间疾苦，仰副圣主爱民之怀事。

臣窃闻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乂安，能抚民也。我朝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间惟一年无河患，其余岁岁河决，而新庄高堰各案，为患极巨；其时又有三藩之变，骚动九省，用兵七载，天下财赋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虚，殆有甚于今日。卒能金瓯无缺，寰宇清谧，盖圣祖爱民如伤，民心固结而不可解也。我皇上爱民之诚，足以远绍前徽。特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瘼，致圣主之德意不能达于民，而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臣敢一一缕陈之：

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苏、松、常、镇、太钱粮之重，甲于天下。每田一亩，产米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计业主所收，牵算不过八斗。而额征之粮已在二斗内外，兑之以漕斛，加之以帮费，又须各去米二斗。计每亩所收八斗，正供已输其六，业主只获其二耳。然使所输之六斗，皆以米相交纳，则小民犹为取之甚便。无如收本色者少，收折色者多。即使漕粮或收本色，而帮费必须折银，地丁必须纳银。小民力田之所得者米也。持米以售钱，则米价苦贱而民怨；持钱以易银，则银价苦昂而民怨。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买钱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悬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两千，则石米仅得银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小民暗加一倍之赋。

此外如房基，如坟地，均须另纳税课。准以银价，皆倍昔年。无力监追者，不可胜计。州县竭全力以催科，犹恐不给，往往委员佐之，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朴满堂，血肉狼籍，岂皆酷吏之为哉！不如是，则考成不及七分，有参劾之惧，赔累动以巨万，有子孙之忧。故自道光十五年以前，江苏尚办全漕，自十六年至今，岁岁报歉，年年蠲缓，岂昔皆良而今皆刁！盖银价太昂，不独官民交困，国家亦受其害也。

浙江正赋与江苏大略相似，而民愈抗延，官愈穷窘，于是有“截串”之法。“截串”者，上忙而预征下忙之税，今年而预截明年之串。小民不应，则稍减其价，招之使来。预截太多，缺分太亏，后任无可复征，使循吏亦无自全之法，则贪吏愈得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悍然不顾。江西、湖广课额稍轻，然白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其一也。

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庐、凤、颍、毫一带，自古为群盗之薮。北达丰、沛、萧、砀，西接南、汝、光、固，此皆天下腹地。一有啸聚，患且不测。近闻盗风益炽，白日劫淫，捉人勒赎，民不得已而控官。官将往捕，先期出示，比至其地，牌保辄诡言盗遁。官吏则焚烧附近之民房，示威而后去；差役则讹索事主之财物，满载而后归，而盗实未遁也。或诡言盗死，毙他囚以抵此案，而盗实未死也。案不能雪，赃不能起，而事主之家已破矣。吞声饮泣，无力再控。即使再控，幸得发兵会捕，而兵役平日皆与盗通，临时卖放，泯然无迹；或反借盗名以恐吓村愚，要索重贿，否则，指为盗伙，火其居而械系之；又或责成族邻，勒令缚盗来献，直至缚解到县，又复索收押之费，索转解之资。故凡盗贼所在，不独事主焦头烂额，即最疏之威，最远之邻，大者荡产，小者株系，比比然也。往者嘉庆川、陕之变，盗魁刘之协者，业就擒矣，太和县卖而纵之，遂成大乱。今日之劣兵蠹役，豢盗纵盗，所在皆是，每一念及，可为寒心。臣在刑部见疏防盗犯之稿，日或数十件，而行旅来京言被劫不报，报而不准者，尤不可胜计。南中会匪名目繁多，或十家之中，三家从贼，良民逼处其中，心知其非，亦姑且输金钱，备酒食以供盗贼之求而买旦夕之安。

臣尝细询州县所以讳盗之故，彼亦有难焉者。盖初往踩缉，有拒捕之患；解犯晋省，有抢夺之患；层层勘转，道路数百里，有繁重之患；处处需索，解费数百金，有赔累之患；或报盗而不获，则按限而参之，或上司好粉饰，则目为多事而斥之。不如因循讳饰，反得晏然无事。以是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

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臣自署理刑部以来，见京控、上控之件，奏结者数十案，咨结者数百案。惟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皆审系原告得失，水落石出。此外各件，大率皆坐原告以虚诬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脱然无事。其科原告之罪，援引例文，约有数条：或曰申诉不实，杖一百；或曰蓦越进京告重事不实，发边远军；或曰假以建言为由，挟制官府，发附近军；或曰挟嫌诬告本管官，发烟瘴军。又不敢竟从重办也，则曰怀疑误控，或曰诉出有因。于是有收赎之法，有减等之方，使原告不曲不直，难进难退，庶可免于翻案；而被告则巧为解脱，断不加罪。

夫以部民而告官长，诚不可长其刁风矣。若夫告奸吏舞弊，告蠹役作赃，而谓案案皆诬，其谁信之乎？即平民相告，而谓原告皆曲，被告皆直，又谁信之乎？圣明在上，必难逃洞鉴矣。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质讯者，有交督抚审办者，有钦派大臣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后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

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务。其盗贼太众，冤狱太多二条，求皇上申谕外省，严饬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其银价太昂一条，必须变通平价之法。臣谨胪管见，另拟银钱并用章程一折，续行入奏。国以民为本，百姓之颠连困苦，苟有纤毫不得上达，皆臣等之咎也。区区微诚，伏乞圣鉴。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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