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星象学揭秘29
《史记·天官书》：正史与星象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依靠个人的力量撰成的通史。它不光通在时间上的贯串古今，也通在对各种人物、事物的全面涵盖。它的通不只是面上的覆盖，而且是深入详尽的表述，故《史记》一书在中国历史著作中的地位一直独居鳌头，无可比拟者。从星象学的观点说，特别要感谢《史记》的，是它的《天官书》《律书》二篇的设立。没有这二书，我们就对自战国至西汉初年的星象学茫然无知。
战国时我国最早的星象专著甘氏和石氏的《星占》和《天文》早已亡佚，今天依靠《史记》二书差可知其梗概。由于《史记》将《天官》《律书》列为专章，定立前所无有的体例，后代历朝正史无一不仿效继承，列专志记叙各个时期的天文星历之学及其实况，绵延二千多年，保存完整资料，这在后人看来诚属功德无量。这一点也是司马迁及其《史记》天官、律书的伟绩。《史记》能经历二千年而越来越受人们青睐，与它这种全面而详备的体例有直接关系。司马迁要把他的《史记》藏诸名山以传万世，确实达到了目的。
《史记》关于星象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天官书》中。司马迁写《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所以他十分重视天文星象之学。不通此学，就无法“究天人之际”，不“究天人之际”，也就不能“通古今之变”。所以可以肯定，天文星象之学，既是古代史官的专职技能，又是他们观察历史、评价和总结历史的基础。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真正了解古代史官及其著作。
《天官》二书在《史记》中是整个体系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级。后来的史家真正理解这一点的寥寥无几。同时，《天官》二书也是了解司马迁其人乃至整个西汉时代思潮的基础。西汉为何盛行天人感应学说、灾异谴告论以及一套独特的世界模式？不通《天官》书及星象学，看来只能隔靴搔痒，不着要害。总之，《天官书》对于了解司马迁、古代史官制度、西汉思想等等问题，均有重要价值。现代人往往只从现代西方科学分类标准上的天文学角度来看待《天官书》，这既割裂了《天官书》与《史记》整体的有机联系，犯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错误，又以今人眼光去套古人思想，犯了脱离时代背景的反历史主义的错误，所以其研究结论，纵然有一些现代天文学方面的成绩，也根本不能谈到对古代社会和古人思想的真切理解。而其余的研究史学、文学等的人们，更是或把《天官书》视作无足轻重的东西而置之不理，或把它视为畏途而不敢接触，也只以现代学术的观点去分析研究《史记》，其结果也必然是对《史记》和《天官书》的片面割裂和严重忽视，仍无法获得对《史记》和司马迁的真切感受。只有注意抓住《天官书》这个环节，才能抓住研究《史记》和司马迁乃至西汉思想、政治等各方面问题的关键。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实事求是。现代人要想真切理解古代历史和古人，必须彻底抛弃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养成的现代文化的有色眼镜，设身处地，对古代社会和人群进行角色化，才有可能沟通，获取有关信息。以下介绍《天官书》、《律书》的有关内容。
《天官书》在《史记》记载专类事物的八书中列第五，《律书》列第三，其卷数分别为第二十七卷和第二十五卷。先介绍《律书》，因其有关星象的内容比较少。
《律书》以为“六律为万事之根本”。所谓六律，即音律中的六阳律，谈到律，实际包括六阴吕在内，因为吕是助律的，二者相辅相成。那么，律吕又与星象有什么关系呢？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律吕是万事的根本，自然星象之事也不会例外。但究竟二者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呢？《律书》对此有一套专门的学说。
《律历》说：
在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可而度也。
又说：
二十八舍，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熟万物也。舍者，日月所舍。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古人用旋玑玉衡之类的观天仪器观测日月五星（即七政）的运行情况，而周天恒星二十八宿和人工创造的十干（十母）十二支（十二子）以及音律（十二律吕），则是用来标志日月五星运行情况的量度体系。而日月五星的运行，以及五行八正之气的变化、万物生长成熟衰败的变化等，又是天地间阴阳二气周运变化的表现。二十八宿及干支音律组成的量度体系，又把这些变化统统纳入其中。因为古人认为，其表面变化形式虽然不同，而实质和根极原因却是一个，故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系统，必须合观而不可分割。
《律书》是怎样建立这个整体标度体系以反映天地自然变化的呢？该书并没有对此大发抽象的议论，而是简明地给出这个系统的原型而已，本物既在，又何须多说呢？当然，由于时代久远，书籍多有脱误，《律书》的有关文字明显已有脱文和错简的情况，我们只能适量进行补充。以下将《律书》的这个系统格式化，以清眉目。所补充者用方括号括起。
观看这个图要注意，1、戊己在中央，是据《淮南子·天文训》补的。《律书》提到“十母”（即十干），而正文中却未写出“戊己”应放在何处，故据《准南子》补。
2、南方午无月份，而五月蕤宾应属午，当排在南方。
很明显，今所传《史记·律书》于此有错简，使得五月蕤宾及其星宿跑到清明风东南方中去了。
3、星宿之名与通行二十八宿名不同，且所选的星也有不同。具体为：建星，通行选斗星，七星与张，应张在前七星在后，注即柳，弧即弧矢，通行选鬼星，狼即天狼，通行选井宿，罚即伐星，通行选觜宿，浊即毕宿，留即昴宿，
4、按其排列规律，西北、北属冬，十月在西北，十一月、十二月在北，一季三个月，第一个月为一方位，后两个月为一方位。东北、东属春，月份安排同冬。夏、秋两季杂乱，依冬春例，应当是四月（夏之第一月）在东南，五、六月在南，七月在西南，八、九月在西。其余音律、星宿、十二支随之。
5、此图省略了《律书》对八风、十二支、十干、星宿、音律的名义解释，通观这些解释可知，是以阴阳二气的变化为基础，以万物变化为特征，来理解八风、干支、星律的名义及其安排分配的。以这个思想为基础的系统，是当时运用星象学的基本依据，与《天官书》中的占星术有密切关系。
以下再看《天官书》的内容。
《天官书》首先一一介绍天空五大区域：中宮、东官、南宫、西宫、北宫的星宿的名目及其与人事的对应意义，并简略述及部分星宿的占星意义，接着叙述岁星（包括岁星和太岁纪年法）、荧惑、填星、太白、辰星的所属方位、五行、四季、十干、星占、行法、庙宿、异名等项内容，这一部分与《五星占》十分相似。
此后又介绍二十八宿分野、日占、月占、妖星占、云气占、异常气象占、山川水泽建筑草木畜禽诸事物之占、候岁法、风占、五音占、太岁占等等各种占法，体例与后世《开元占经》《乙已占》之类十分相似，知古之天官之中，星象仅是部分内容。
最后部分，总结了星象学史及其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之规律的关系，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主旨的简要应用，列举了占天下各地区所需注意的主要星宿，及秦始皇时期至西汉前期的主要星占实例。提出了五星皆有逆行的发现，概括了占星术的基本要领。
总之，《天官书》是一部简要而完整的星象学专著，从体例上已基本确定了后世星象学著作的基本框架，为其后历朝正史《天文志》的撰著和其他星象学著作的编纂奠定了基础，树立了模本。后世的星象学著作在内容含量上大大超过了《天官书》，但它们永远取代不了《天官书》的开创之功和先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