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老子》明太祖注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人君以道治民，但不以道明示于民。道在人君之心，所谓存乎一心，运用之妙。这是人君的利器，不是民众的工具。道是玄妙之理，只对人君有用，对民众则无用。人君的任务是治理民众，民众的任务是生产与生活。生产与生活，不需要玄妙深奥的道，只需要生产生活的常识。民尽其本分，则君得安定。道是无为之道，故惟人君可用。民众必须有为，故道不可明示于民。民知道，则多智，民多智，则多心，民多心，则多思，民多思，则不安于本分，不尽本分。民不安于本分，不尽本分，则人君不得安，不得久。
宋徽宗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为道者，使由而已。
由之，就是遵照统治者所指引的路前进。至于这条路是否正确之路，以及正确之路在何方，则民不必知道，亦不必过问，因为他们搞不懂，或者说他们的任务不在于此。这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意思。帝王按照道的精神，制定国家的法律制度，民众的本分，就按照这些法律与制度去生活与生产。在理论上，帝王是得道的圣人，他们制定的法律与制度，其正确性，及天经地义，神圣不可怀疑。若让民对与帝王的治理之事，则失去了统一，而陷于杂乱，天下将不得治理，而一片单混乱。这就是统治者的逻辑。
明太祖注：上古圣君，道治天下，安民而已。岂有将货财声色奇巧以示天下，使民明知。若民明知货财声色奇巧，君好甚焉，则争浮利，尚奇巧之徒盈市朝，朝皆弃本以逐末矣。所以有德之君，绝奇巧，却异财，而远声色，则民不争浮华之利，奇巧无所施其工，皆罢虚务而敦实业，为数年淳风大作，此老子云愚民之本意也，非实痴民。
我们又看到了明太祖与众不同的解释。非以明民，人们都说是把治国之道明示于民，而明太祖则说是将货财声色奇巧明示天下之民。此说有没有根据?我们可以从反而证实一下，老子的原话是：“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从字面上看，并没有明确地说明民就是以道示于民。所以明太祖的解释，也不是说不通的。老子还曾说过，不贵难得之货，不尚贤，不见可欲，绝圣弃智，给予仁弃义，绝巧弃利，诸如此类的话，不贵不尚不见以及绝，都是不使民知之的意思。所以非以明民，不一定只是指把道明示于民，也应包括货财奇巧等事。明太祖还说不明民的愚民政策，是为了引导民众不争浮华之利，皆罢虚务而敦实业，并不是使民痴愚的意思。这都是明太祖的新说法，值得注意。
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楷式。
以智治国，不一定是任用多智之臣来治国，更可能是在治国政策上以智为主的意思。帝王崇尚用智治国，则下臣也要表现自己多智，来讨帝王的好，以图升官发财，这是可想而知的。上下一齐用智，则有转化为欺诈的可能。因为智与谋相通，而谋与诈亦是一步之遥。这中间的区别实难把握。帝王用智治国，其演变成人人欺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对国家来说，是最大危害。所以老子反对以智治国。另外，按老子所说，大智若愚，这是帝王之智。也就是说，帝王用智，控制下臣，但那是大智，在表面上则像痴愚一样，这就不会留下崇尚用智而引起的种种弊病了。
明太祖注：老子言大道之理，务欲使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伦攸叙，实教民愚，罔知上下，果圣人欤？又言民难治，当哉？若小民知有可取者，彼有千方百计，虽法严冰霜，莫知可治。老子设喻，故以智治，又不以智治，文何奥哉？非也，盖谓民多智巧，王若以巧以计治民，则为民祸，臣若以智事君理政，则君之贼。治国不能没有法与令，问题是法与令是否正确与适度。如果正确并适度，就要出法与下令。如果不正确且不适度，就不能发布法与令。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法与令，而是法与令的正确及适度与否。宋徽宗一见到法与令，就一律反对之，于是走向绝对的无为，甚至要焚符破玺，掊斗折衡，如此治国，国将不国，历史正好证明了这一点。明太祖深知用智治国的危害，民用智，则有千方百计来应付统治者的法令，从而使国家之法失去效用。君用智治民，则不知爱民，只能成为民祸，这就是暴君产生的原因。臣用智事君理政，则欺上罔下，中饱渔利，不忠不廉，国家将为之衰败。
常知楷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楷式，就是以道治国的方法或原则。帝王应该首先知道这些楷式，如无为无事，不贵不尚等。能知且能行这些楷式，此帝王可以说具备以玄德。玄德，并非玄妙之德，而是掌握大道于其身而后表现出来的品德。这种品德，由于来自于大道，所以难言而深奥，它的基本精神，是与世人的价值观正好相反的。若能按这种玄德进行统治，其国其政，就可以达到大顺的境界了。唐玄宗说什么令物反归妙本，大顺于自然之性，这就把与物反矣的反字理解为返回的返了。显然不符合老子的原意。这里不是返回自然本性的问题，而是政治状况大为顺畅的问题。这种顺畅的得来，没有什么奥妙，只不过是帝王按照大道来治国，按照与世俗相反的价值观来统治的必然结果。
明太祖注：是以朴民绝奇贵为式，呼为玄德，特以远深二字艰之，惟务俭为主。
帝王治国的楷式，来自于大道，按照大道来治国，从根本上讲，就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当然不必用智。但是无为而治，本身并不神秘，它不过是按照政治的需要，进行正确且适度的管理而已。这里没有什么“与天合德，深不可测，远不可穷，独立于万物之上”的问题。宋徽宗的解释，也是对老子所说“与物反矣”的误解。循天之理，也不是一句空话，它一旦落实到现实的政治中，就会有相当具体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运用之妙，能在实践中确实地加以巧妙运用的帝王，才是真正高明的帝王，宋徽宗恐怕不能入其列。明太祖所说的务俭朴民绝奇贵，都是这种运用的例子，这里没有玄秘，也不是深不可测，或独立于万物之上。恰恰相反，它正是深入到万物之中，大家都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凡是把老子的政治思想神秘化，玄妙化的，都可说尚未得老子本意。而如明太祖之流，才可说已接近老子无为之治的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