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老子》明太祖注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最根本的道理，本身无形无象，非要语言文字才能说得清楚。但语言文字并不是道理本身。许多人研究道之类的哲学问题，往往在语言文字纠缠不休，似乎用语言把道理讲清楚了，就算得到道了。这是对语言的迷信。不管人们用怎样的语言来阐述一种道理，它都与道理本身有一定有差距。所以大智之人，不执迷于语言，更不执着于用语言写成的书本。最重要的是对道理本身的认悟。中国古代的道家，历来有得意忘言的说法，就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道理本身，而把记述道理的语言与书本看轻淡。这种精神，到了后代的禅宗则发展到极端，叫做不立文字，明心见性。这是极端的态度，完全拒绝语言文字，也是不能理解深刻道理的。因为人们还需要用语言作为思考的载体，没有了语言，人类无法思考，所以任何道理也就不能认识了。对于道与理，重要的是悟。悟并不是神秘的，它是人心的一种活动，是对无形无象的抽象道理进行认知的重要活动方式。没有领悟力的人，是不能谈哲学问题的。
人本身就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物，如何独立于万物之上而不与物对？这一问题只能相对地理解，不可绝对地解释。所谓的独立于万物之上而不与物对，实际上是说遵循万物的自然状态，不与万物的自然活动进行人为的对抗。人类的智与故，就是这种人为的对抗之一。现代的人常说，征服自然，又说知识就是力量，似乎是要用人类的知识去征服自然，并且好像还取得了不少的成功与成就。这是一种误解。人类的知识，实质上是对自然的认识，运用这种符合自然规律的知识去进行各种活动，也不是征服自然，而是更好地利用自然规律，来让自然的力量为人类服务。所以知识就是力量，实质上是说知识就是更好地利用自然原有的力量，而不是产生非自然的力量。如原子能这种力量，不是自然原有的力量吗？其他一切科学发明所带来的功能与力量，都是如此。由此可知，所谓的征服自然，不过是在更高程度上的顺从自然，克服人类因不懂得自然的规律而造成的各种无知，而达到更高程度上的与自然合一。
明太祖注：此云小人之仿行道者如是，且政事方施于心，早望称颂，故希言。希言者，希望人言好也。又自然者，复以非常道戒之，故董仲舒有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所以自然。义既正，道既明，他日自然乎！此自然者，戒也。道者，非非常之人安能如是。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此设意以喻。“孰为此者？天地”，乃曰：谁云天地之势不能终朝而风雨骤欤？此所以不知道者，故又云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所以言者，比希言若骤风雨之状，纵有也不能久，故比云。
明太祖读了老子的书，明白了一个道理：帝王不要被小人的希言所迷惑，这种称颂之言，如自然界的飘风骤雨，虽有也不能久，是随来随散的。如果企求人们的称颂之言，在明太祖看来，就是小人的行径，不能算是英明的帝王。董仲舒的那两句话是中国古代的名言，谊就是义，正其义而不谋其利，不是说不谋利，而是说不能不顾义而谋利，只要把义的问题弄清楚了，则利的问题也就有了谋划的基础。不管什么样的利，都要服从一定的义，义决定什么是利，什么是非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实际上就是正其谊不谋其利的同义反复，道就是义，功就是利。所以后人常说道义或功利，意思都是一样的。功利必须在一定的道义之下进行谋取，道义若不与一定的功利相联系，也不是真正的道义，而只是一种空谈。真正的道义，必然要为功利问题提出一定的原则和解决办法。所以，我们理解老子的道，它也不是根本与现实利益无关的道，而是处理现实利益的原则之一种而已。
自然中的现象，都是自然界各种因素进行活动所造成的结果，这些自然中的因素，总在不停地活动，所造成的结果，也就不断地变化。所以变化的结果，永远都是暂时的，都是不能久的，而自然界各种因素的活动，则是永远都会存在的，这就是变化中的不变，暂时中的长久。你要想让自然界中的各种因素停止活动，是不可能的，同样，你要想让这此因素引起的结果停止变化，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自然的根本之理，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道。
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从事于道，目的是同于道。人不是道，而要同于道，唐玄宗有其办法。第一是要悟道忘言，不能把解释大道的言与教当作大道本身。言与教只是人了解道的中介，一旦认识了道，就可以舍弃这个中介。这就是悟道忘言。其次是体道忘功，道本身是功成而不居的，根本不把它对万物的功用当作一回事，人也应当这样，同于道才是最大的功，有了这个功，其他一切人事方面的功都不足挂齿。悟道和同于道，从根本上讲，就是从顺于道，道对事物如何，人就应如何。完全按照道的规律去做事，就算同于道了。问题是怎样了解道的根本规律，这就是悟道的任务。不能真正了解道，就不算悟道。也许自以为已经悟道，而实际却理解错了，这样去做事，虽然自以为是从顺于道或同于道，实际上却偏离了道的精神。历代不少的人都在力图理解道，做了大量的解释，又都不一样，到底谁的理解是正确的呢？人们都自以为自己的理解正确，于是老子一个人的学说，就变成了千万种意义不同的学说，谁能分清其中的是非？
明太祖注：人能专其志，务于道，大者未尝不得常道。有志布德，未尝不有大德。若用邪心奸诡，未尝不由奸诡而失身。所以下文有三同焉，复明此理者何？譬如人之在世，愿作何等，必得何等来应，即是好此而此验，喜彼而彼来必然。
道术为天下裂，这是庄子的话，意思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一个老子由人们解释成千万种不同的样子。庄子离老子的时代很近，在他那时就发生了这种现象，时间又过去了二千多年，这种解释积累得更多，也就是说道术分裂得更为严重了。我们看四位皇帝的解释就很不一样，更何况更多的解释者了。宋徽宗反对苦心劳形式的求道学道，他认为这样的学习，不是真正的悟道方法，所以不是倚于一偏，就是蔽于一曲，这就是道术为天于裂的原因所在。宋徽宗的方法是独以性觉，这是唯一的方法。觉就是悟，不是言教所能说得清楚的。即俗人所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以人的本性觉悟的道，是否真得与道为一，实在无法验证，更不能广泛推广。所以仍然是造成道术为天下裂的原因。明太祖的意思是说，喜好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只要学道的人有求道的切实动机，并为了努力，就能获得与之一致的效果。而清世祖则要求学道的人首先做到无我，然后才能从顺而不违背于道。
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物质有同类相从的现象，但人与道之间是否具有这种关系？谁也无法证明。如果只是对道完全地信奉，就能与道相合相同，这也太简单了。信只是心理上的问题，而与道相合则不只是心理问题。实际上就有十分信奉而不能合于道同于道的人，诚信不能代替悟与了解，信奉不是使人与道成为同类的因素。信奉只是一个开端，其后还有许多事要做。
明太祖注：好此而得此，好彼而得彼，既云如此，又有且信且不信者，犹豫，甚有全不信者，即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故下文云跂者不立，跨者不行，亦再比也。
信不足，确是导致分歧的源点。如惠施和韩非，则不是信不足的问题。此二人都对道有信仰，也有自己的研究与理解，但他们之所以与庄子的观点产生分歧，只在于他们对道的理解与庄子不同，而不是由于信不足。这是一种分歧，而由信不足所产生的分歧，则是另一种分歧，二者不同混淆。老庄之后，对老子的道信奉到了极点的人为数不少，但从来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这就说明虽然信仰很足，也会产生分歧。至于由于信不足产生的分歧，则象佛家与道家之间或道家与儒家之间的分歧一样，从根本上就有差距。信奉就是明太祖说的“好”，即喜好，明太祖认为喜好道就能得到道，这是说喜好为得道的基础。
清世祖则认为不信的的危害在于另有主张，即所谓罕信之者喜于作也。皇帝最不喜欢人们另有主张，从孔子开始就是述而不作，这到后来就成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所以人们习惯于解释古人的思想，而不习惯提出自己独特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