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脱父辈的「温州二代」

他们是传统家庭工业下的反叛一代,从小在父辈经商的耳濡目染下长大,但最终没有沿袭父辈的产业。因为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这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家境的殷实。

撰文 | 蓝洞商业 钱馨瑶

编辑 | 赵卫卫

“小商品,大市场”,这是费孝通对温州经济模式的最早定义。

1986年,费孝通三访温州,试图寻找“温州模式”崛起的时代密码。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温州所代表的家庭工业个体经济模式深入人心,它是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合体:一是生产领域发展了家庭工业,二是在流通领域开辟了专业市场。

曾经的温州,是对市场经济的时代呼应,而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温州,如何呼应时代的命题?我们试图从三位年轻的温州人身上找到答案。

他们是传统家庭工业下的反叛一代,从小在父辈经商的耳濡目染下长大,但最终没有沿袭父辈的产业。因为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这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家境的殷实。

即使失败,也有人给他们兜底。

“寻觅商机”似乎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领,在挣脱父辈命运的路上,他们终究离不开家庭的关照,也重新演绎了一场属于自己的剧本。

林威和父亲下了赌约,如果一年内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回温州接手家族的鞋厂生意。

当时,林威刚从澳洲留学回来,拿到了金融与项目管理硕士学位。澳洲的留学生活彻底影响了他,“我们会为了一个团队项目彻夜通宵,交完任务后睡上一整天。”那种尽兴、酣畅而淋漓的生命方式和生活态度随处可见,周围的同学不少都成了金融精英。

而父亲原本的打算是,两个儿子回到身边,接手鞋厂的生意。哥哥性格内敛适合抓生产,弟弟性格外向跑业务。

最终,父亲没能如愿。林威考进了国家政府的金融部门,来到了北京,他的哥哥从名牌大学毕业后回到温州,多年后已是国家电网的领导干部。

而家族的鞋厂生意,也交给了林威的表姐一家。鞋厂新增了表姐一家和中层骨干们的股权,林威给父亲建议,撤资后变成技术参股。

由此,父亲处于半退休的状态,开始享受生活,“我和我哥不接班也是他提早退休的原因之一吧。”

林威的建议,父亲也不是都听,因为他是最小的孩子,建议往往被忽视。十年前,他家的鞋厂就开始做电商销售,后来电商收费门槛提高,林威觉得这不利于中小企业,建议父亲把电商部门独立,但父亲没有采纳,保留电商部门至今。

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林威让父亲做点口罩生意,父亲不以为然。直到后来,不少温州人已经从口罩生产中获利颇丰,父亲才想加入其中。

这时,林威又说服父亲,放弃口罩生产,采购口罩原料无纺布,转卖口罩出口生产商赚取差价。做了三次30万-50万元不等的采买,第三次由于商机不再,遭受亏损后,父亲才作罢。

“面对赚钱的机会,60岁的父亲一定是'说干就干’,哪怕失败了也不后悔。”林威说,“在人生的每一个十字路口,我都会问自己,这样做会不会后悔。”

2017年,林威通过留学生政策成功落户北京。得知这个消息后,父亲便开始嘱托北京的朋友推荐一些好的楼盘。期间父亲也跟林威沟通过几个楼盘的信息,林威实地看房后最终未能定下。

2020年,父亲来北京待了两个星期,陪林威看了两三个楼盘,最后敲定房子。父亲交了30万意向金,便回家筹措首付。林威在感叹父亲决策果断的同时,也深感父母的不易。即使在外人眼里,父亲已经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资产颇丰,但拿出几百万的现金,也基本掏空了他的积蓄。

现在,林威有了新北京人所有的一切,人生也有了更多选择权,但他依然乐意做一枚金融行业的螺丝钉。他的高中同学中,有一半接手了家族生意,成绩好的则留在了上海或是杭州。

“螺丝钉也分很多种,门槛有高有低。但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从商的门槛却越来越高。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我选择在有限的人生中做好一份工作,精益求精,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温州人的工匠精神。”林威说。

林威时不时的也跟父亲讨论宏观经济和发展的问题, “政府金融部门的工作拓宽我对资本市场的视野,加深了我对金融政策的理解,提高了我捕捉信息的敏锐度”,林威说,长期浸泡在经济模型中的生活,对钱的概念逐渐淡化,就是个数字。

虽然没有父母赚的多,但金融是一个更能发挥自身能力的行业,他觉得这才对得起父母对他教育上的投入。

女友是广东某市税务局局长的女儿,为了她,宫商从韩国留学回来后开始考公务员。

到了第二年,父母坚决不接受外地儿媳,而女友家人也看不上宫商家鞋厂的小生意,两人在长辈的反对中分手。

“考公务员这条路走到一半,箭已经在弦上了,不得不发”。宫商只能继续备考。一考就是三年,2019年的录取通知成了宫商对自己唯一的交代。

仕途之路并不比经商轻松。入职不久,宫商亲眼目睹,本该评职称的同事给马上退休的老同事行方便,因为老同事还差半级就能领到更高的退休金。

宫商很快发现,这些拱手相让的顺水人情背后,是公务员体系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他单枪匹马没有背景,“在认清这个现实后,我打算乖乖的做一条咸鱼。”

宫商对家里的生意不感兴趣,他只记得小时候家里的生意很大,鞋厂有足球场那么大,是镇上规模最大的,有数个车间,一个车间有一百号人,父亲还曾上过当地电视台,风光一时。

但后来,家里因为利益分割闹得不可开交,一起合伙的股东亲戚最先接手了父亲的股份,各做各的。在寄宿学校读书的宫商一个月回家一次,看着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愤闷不乐。这几年,鞋厂的生意更差了,“大家都想多赚点钱,都想把其他人挤出局。”

父亲的鞋厂,如今只有几十个人。

2013年左右,宫商在韩国留学的时候,做过几年代购生意。有一次,宫商帮朋友垫下了两万的货款,收到的却是对方拉黑微信的消息提醒。

宫商想不通对方为什么这样,后来就再也没有接触,即使他们是从小到大的朋友,即使后来家人帮忙要回了货款。

宫商现在最大的兴趣就是滑雪。他曾在内蒙古自驾游时认识了一位滑雪爱好者,后来又跟着朋友去日本开始第一次滑雪之旅,“之前从没想过,生活还可以这样”。

站在日本栂池高原滑雪场上一米多厚的雪里,宫商看着形形色色的老外,穿着短袖,背着滑雪板坐在雪场边,心里有些激动,这与他在温州多年所看到的,迥然相异。

但沮丧很快袭来,跟他们相比,宫商的滑雪水平差的太远,没有人愿意带他,毫无准备的宫商从坡上冲下时摔了三个360度大跟头,好在雪很软,头部着地的宫商只是扭到了脖子。

他还记得,自己在西安的鳌山雪场飞跳台时,因为没有完成规范动作,飞出去时失去重心而后仰头着地当场昏迷。被人拖到一旁,缓了七八分钟才醒过来。

“我竟然失忆了。”一个小时之前发生了什么,他完全想不起来。

自从回国后,宫商坚持学习滑雪,在温州这个小城里,拿到加拿大单板滑雪教练证书的只有三个人,宫商就是其中之一。

2020年10月,父亲打了几个电话,帮阿楠少交了几万块违反广告法的罚款。

创业五年,阿楠又一次向做房地产开发的父亲求助。父亲较广的人脉帮阿楠免去了与政府部门周旋。“如果我爸不帮我,我也是能用钱解决的。”

相比之下,合伙人背叛带来的挫败感,必须阿楠一个人去抹平。

2014年留学回国后,阿楠在温州某连锁品牌语言培训机构做销售。外教的配比不足得不到解决,学生家长的不满让阿楠压力很大。

“自己签的学生却服务不好的感觉太差了!”2015年,同样顶不住压力的主管老孟和阿楠决定,自己招学生。

除了自己的专业和一年的从业经历,阿楠不知道在这个行业将收获多少。拿着家里给的25万元启动资金,阿楠和老孟成立了温州本土语言培训机构,另外三个合伙人都是老猛的朋友,阿楠并没有在意。

合伙人多了,分歧自然也就多了。创业初期,很多事阿楠并不太懂。团队中有合伙人提出管理财务,阿楠同意了。

很快阿楠发现,“她股份很少,但操控欲很强。”最后,这位合伙人因挪用公款被迫接受调整。阿楠后来反思,“我宁愿自己做,都不想再找合伙人。”

几年来,随着外语的普及,阿楠的培训机构在温州小有名气,业绩甚至超过某连锁品牌语言培训机构在温州的成绩。但阿楠很懂得居安思危,“我常常在找新的突破口。”

2019年,身处外地的朋友经常问阿楠,有没有开设线上课程,阿楠受到启发。她开始为线上教育做准备,从购买线上平台,到录制课程,阿楠就像提前预知一般,在质疑声中开始布局。

遇到突然爆发的疫情,阿楠的培训机构将所有的授课学生都转向线上。可以说,疫情给阿楠的培训机构带来了利好。那段时间,学校保持了充足的现金流,由于欧美留学受阻,学生纷纷转向周边国家留学,对阿楠来说,也是一波小高潮。

2020年,留学成为语言学校的重点业务。阿楠发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想去周边国家留学,而温州的大学远没有杭州的大学数量多。考虑到两个城市距离近容易兼顾,阿楠前往杭州勘察,决定复制相同的模式开设分校。但苦于没有合适的校长人选,她的计划还在搁置。

创业容易守业难,面对自己一手做起来的温州本土品牌,阿楠很感谢自己当初的勇气。

现在阿楠的小儿子已经3岁了。在外人看来,她是创业成功的校长,儿女双全事业有成,都夸她厉害,但阿楠最清楚自己的焦虑。“我不太敢轻易尝试了。”她害怕投入更多的时间、金钱、甚至热情,更担心现在拥有的一切会因为小的失误变得一无所有。

后记:

你可能没去过温州,但你一定听过“江南皮革厂倒闭了”。

“江南皮革厂”所代表的民营经济大潮,是温州年轻人成长的时代背景,长大后的他们出国留学、涌向体制、创业或是接手家族产业,身上释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相比父辈,他们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也再难于归类。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啊!”电视剧里,李鸿章拍着梁启超的肩膀说。

(应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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