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佛韵:宝相千颜-小型佛教造像
佛教的兴衰,带动了佛教造像艺术的迅速发展。佛教造像在外来佛教文化与汉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新面貌。经过众多艺术匠师的创造,佛教造像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貌。如北魏的清秀古朴,北周的壮硕浑厚,隋代的精巧端庄,唐代的写实传神。特别是长安地区的佛教造像,造型典雅,雕饰华美,构思独特,自然生动,反映了佛教造像艺术民族化的进程。
古代长安,自东汉以后就逐渐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从北魏到唐代,长安寺院林立,宗派众多。佛教造像随之大量出现,雕凿细致,造型精美。西安碑林博物馆新石刻艺术馆“长安佛韵”藏的佛教造像,年代跨度大,品类丰富,风格各异,代表着长安地区的典型样式,展现出雕刻艺术之美,是研究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脉络的珍贵实物。陈列分为“众生祈愿”-北朝造像碑专题和“宝相千颜”-单体佛教造像专题两大部分,共展出佛教造像149件,是从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400余件历代石刻佛教造像中遴选出来的精品,它代表了历史上长安佛教艺术的最高水平。
【宝相千颜-小型佛教造像】
“宝相千颜”主要以小型佛教造像、安国寺造像及大型佛教造像为主。小型佛教造像区以北魏“皇兴造像”(471年)和“和平二年释迦造像”(461年)及唐代“观音菩萨坐像”、唐代“菩萨立像”为代表,布局丰盈有序、构思巧妙,线条飘逸而富有动感。安国寺造像区将唐代著名的密教寺院安国寺旧址出土的十一尊密教造像集中展出,为我们展现了唐代密宗造像独特的艺术魅力。
——安国寺密宗造像——
安国寺,是唐代著名的宗教寺院,建址在今西安市东北隅,唐长安城长乐坊以东,与青龙寺、兴善寺齐名。安国寺始建于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后在武宗灭佛时被毁。唐懿宗咸通七年(867年)重建。西域僧人利涉、河中僧人良贲以及端甫等名僧均出自这里。当年,寺内屋宇雄阔,壁画众多,供奉有多尊大型石佛像和塑像。1959年西安市建设局在城东北隅修下水道时,在据地面10米深的圆形窖穴内发现了十一尊密宗造像,有文殊菩萨、降三世明王像、金刚造像、马头明王像、不动明王像、宝生佛造像、明王像、菩萨头、像残造像等。它们造型别致,多束腰,衣纹为旋纹,流动感强,神态生动;莲花座雕饰饱满华丽,岩后座刻凿细致形象。其中,马头明王像座的莲花与岩石相结合的佛座样式以及宝生佛的马座样式极为少见。从出土位置判断,应为唐长安城长乐坊安国寺遗址。这批造像为我们展现了唐代密宗造像独特的艺术魅力。
菩萨头像
唐(公元618—907年)
1958年西安市安国寺旧址出土
残高15.7厘米,为汉白玉雕刻。菩萨头梳高髻,发丝刻画细致入微,线条流畅,上佩描金发饰。面貌丰腴秀美,端庄和善,柳叶细眉,双耳下垂,戴有金彩耳饰,这正是盛唐时期宫女的形象。凤眼半闭,含蓄深沉,鼻子秀挺,双唇紧闭,嘴角略带一丝笑意,表现出菩萨的温和慈祥。
不动明王像
唐(公元618—907年)
1958年西安市安国寺旧址出土
通高72厘米。像为坐形,圆目宽鼻,颜面造型饱满,梳高发髻,项饰精细,袒露上体,斜披纱巾,下身裙带轻薄,自然飘落在岩石上。双臂虽残,但仍能显示出天王威武雄健气势,刀锋流畅刻画精美,雕刻技巧娴熟,堪称唐刻佳作。
明王像
唐(公元618—907年)
1958年西安市安国寺旧址出土
通高55厘米。虽头臂有残损,但仍能显示出体躯丰盈,比例匀称,姿态自然,典雅优美。佩璎珞、璧珰及项饰;轻纱锦带轻柔贴身下垂。雕刻精巧、华美、流畅。
降三世明王像
唐(公元618—907年)
1958年西安市安国寺旧址出土
通高75厘米,宽48厘米。降三世明王像为三面八臂,忿怒相,头发向上高高束起,头部宝冠正中雕有一尊化佛,身后的背光呈火焰纹,双目怒视前方,表情凝重威严。上半身略微向左倾斜,手中各持有不同的法器。右上手高举金刚杵,右中手持宝剑(断烦恼恶魔),右下手拿箭镞,左上手持三叉戟,中手已断缺,左下手持绢索(示自在方便)。左右第一手在胸前交叉结契印,小指缠绕系结金刚印。胸前的项饰璎珞从两肩到腹部垂至左足和岩石上。腰间系群,天衣从头部的两侧至腋下卷曲直至岩石几座。双脚结半跏趺坐,于岩石之上作说法状。造像表情、手臂、肌肉、璎珞、身饰及各种法器,都雕刻得细腻巧妙,形象生动,人物逼真,刀法精炼,是唐代佛教雕像的珍品。
降三世明王密教五大明王之一,位于东方。降三世,意为能降伏众生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贪、嗔、痴,即能降伏此三毒。一般明王的形象有三种,比较常见的是三面八臂。脸上有三目,身侧有火焰。如同不动明王,也是忿怒像。两旁所持的法器,右边是三股铃、箭与剑。左边所持的是三股戟、弓与索。左足踏着大自在天,右足踏着乌摩妃。相传由于天神刚强冥顽,因此降三世明王乃现大忿怒身来降伏教化,以大忿怒像来慑服他们。
马头明王像
唐(公元618—907年)
1958年西安市安国寺旧址出土
高88厘米,宽55厘米。马头明王原始印度教神话中毗湿奴神的化身之一。根据印度教的传说,当恶魔抢去吠陀圣典时,毗湿奴神化身为何耶揭梨婆,夺回圣典。佛教密宗将他作为明王之一,后来又逐步演变为六观音之一。他能攘除一切众生的灾厄,镇一切众生的恐怖,接触一切危难。马头明王虽为观音之一,但无一般观音菩萨那种端庄柔和、慈悲和善的面貌,而是忿怒相,表现出威猛催伏之状。马头明王,三头八臂,双目圆瞪,有舟行背光。三面忿怒相,主面双牙上翘,造像的特征是头戴马头,发髻高束如怒吼的狮子,表示勇猛精进,催伏邪魔。目光直视前方,表情威严。束发戴冠,冠中有化佛,两侧为童子面。火焰形大光背,头光正上方有残断的马头,项部鬃毛尚清晰可见。明王袒露上身,披帛飘扬,双手在胸前结契印。右侧上手举斧,中手持念珠,下手掌心向外作与愿印,左侧上手持棒,中手持念珠,下手持莲蕾,结跏趺坐。台座束腰上半部是仰莲形,下半部是岩石形,此莲座与岩座结合的甚为罕见,大概是喻意马头明王乃观世音化现之故。明王身饰璎珞由双肩下垂至腹中系以圆璧形物,垂于仰莲座上,雕刻十分精细。下体着裙,轻薄的衣带自头部两侧盘绕,并经腋下垂至莲座两侧,富有强烈的动感。整座雕像简洁洗练,刀锋利落准确,是唐代佛教雕像的代表作品。
马头明王又称马头观音,以观音为自性身,现大忿怒之形置马头于顶上。《秘藏记》云“马头观音菩萨,赤肉色,大忿怒之相,并三面,牙在唇上,头有白马之形如轮王宝马。”马头明王一面表示空性,二臂表示悲智双运,三目圆睁表示降伏三界恶魔,獠牙可怖势态表示具有众生无明业障,催迫诸恐怖而现形。马头明王的主要功德为:降伏罗刹、鬼神、天龙八部中的一切魔障,消除瘟疫、痛苦、免去一切恶咒邪法等。
不动明王像
唐(公元618—907年)
1958年西安市安国寺旧址出土
通高62厘米,宽43厘米。不动明王,发垂披肩,愁眉瞠目,现大忿怒相,偏袒右肩,上衣斜披,下着摆裙,右手持剑,左手提索,造型特殊,显示此不动明王更具积极性与行动力。不动明王,谓之不动使者。不动,乃指慈悲心坚固,无可撼动。明,乃智慧之光明。王者,驾驭一切现象者。不动明王为一切诸佛教令轮身,故又称为诸明王之王,五大明王之主尊,呈现为忿怒形,降伏一切恶魔之大威势明王。不动明王的降魔时示现的忿怒身,是对那些顽固不化、执迷不悟、受魔障遮蔽的众生而变化的,以喝醒众生和吓退魔障。
在五方佛示现的五大明王中,不动明王居首位。不动明王身相亦有二臂,四臂或六臂的,藏密崇奉的多为二臂像。腰围虎皮裙,三眼红圆。右眼仰视,表示能捆住天子魔;左眼俯视,表示烧毁龙魔和非天;额眼平视,表示降伏夜叉和罗刹。脖子上挂着一条蛇,表示消除根本烦恼,以五骷髅及不动佛为饰表示扫除一切恶障。右手高举着龙剑,左手拿金刚索。造像的忿怒相,也是大慈悲的显现,就如同父母对其恶劣不化的子女,以忿怒方法予以调教,其动机是“慈爱”而非毁灭,因此可以说,比起祥和宁静的形象来,更具慈悲力。右手持的剑,非一般的刀剑,乃是智慧之剑,能斩断烦恼之根,左手所提羂索,是用来捆绑一切恶魔。
残佛造像
唐(公元618—907年)
1958年西安市安国寺旧址出土
残高41厘米。此像腿部以上残缺,座为圆形,分为三层,上层是仰莲,中间为海石榴,底层侧面浅浮雕云纹,造型飞动流畅美观,雕饰精细。
宝生佛造像
唐(公元618—907年)
1958年西安市安国寺旧址出土
通高67.5厘米,宽40厘米,为白玉石贴金造像。造像身披袈裟,端身正坐,佛像左手握拳,持衣角置于胸前,右手向外展开,而无名指、小指稍屈,其余三指舒展,可能施与愿印,结跏趺坐,安静的坐在七匹卧着的翼马驮负的莲台之上。佛像偏袒右肩,虽然佛像头部与骏马的头部均已残损,但仍可看到整体造型的精致华美。雕刻刀法的洗练精湛,是一件具有高超艺术价值的作品。马在佛教中常用来比喻众生的心念,即是指心意驰放不定,如风中狂奔的野马;马也比喻众生的根机四种分别,也比喻佛陀的相好。
宝生佛又作宝生如来,是印度密教金刚界五佛之一,藏密五方佛之一。通称为南方宝生佛,或南方福德聚宝生如来。它是唐代长安密教的遗物,如此高大的马座宝生佛的发现,意义重大。由此推知,当年安国寺可能不只单独供奉一尊宝生佛,依据密教教理的描述,应供奉以大日如来为首的阿閦佛、宝生佛、不空成就佛阿弥陀佛及其眷属诸尊,但可惜年代久远,已是散失不全了。在密教里,宝生佛也是在修法时观想的佛陀之一,象征大日如来的平等性智,也代表修行之德与福聚之德,能满足众生所求的本愿。
文殊菩萨像
唐(公元618—907年)
1958年西安市安国寺旧址出土
通高75厘米。菩萨端坐于莲台之上,束发高髻,神情庄严肃穆,面相温和秀丽。上半身披袈裟,下着宽裙,腰间束以丝带,胸前装饰有华丽的璎珞。双耳垂戴有圆形饰物,左手持莲花上举至肩,莲花之上有经箧,右手手臂弯举胸前,虽残缺但按密宗仪轨应持剑。宝冠、璎珞、披巾、腰衣、莲瓣等身上的佩饰都是精雕细琢,甚至将曲伸的手指都很准确的刻划出来,这更显示出造像的生动与自然。整座造像雕刻的手法十分大胆,衣纹和飘带的处理不仅没有臃肿繁复的感觉,相反给人一种层次分明、重叠复合的美感。整个佛座以圆形为主,莲花纹和云波纹采用高浮雕的技法,并以海石榴等纹饰为陪衬,在形式上富有新意。丝带从莲花座上轻轻的垂落下来,宛如一股清泉,缓缓泻下,富有强烈的质感,这种细腻而写实的把握打破了石质雕刻生硬呆板的特点,巧妙地设计使造像在比例上和谐匀称、错落有致,在形式上变化适度、高低有序,既典雅稳定又富有动感。菩萨双目微合,眉目细长,双唇紧闭,造型的独特更加体现出菩萨的风姿绰约和高贵沉静。
不动明王像
唐(公元618—907年)
1958年西安市安国寺旧址出土
通高51厘米。此像头与右手残,左手持兵器,袒露上体,项饰精致华丽,衣带斜披自然垂落在交跏盘座岩石上。
金刚造像(复制品)
唐(公元618—907年)
1958年西安市安国寺旧址出土
通高75厘米,金刚造像呈现忿怒相,发似火焰,双牙上出,怒目前视。上身袒露,肩搭披帛,右手高举金刚杵,左手已断裂,赤足坐于岩石状的基座上,作金刚降伏夜叉的形象,令人望而生畏。
金刚力士,意为坚固力士,是具有巨大力量的印度古神。金刚,即矿物中最精最坚之金刚石。以金刚所造之杵为金刚杵,为古印度兵器,后逐渐演化为密宗法器。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金刚是守护四极的天神,女娲不天后,天地为了不让四极折断,派了四名金刚力士守卫,世称“四大金刚”。据说,每个凶神恶煞,身长三十丈,力大无穷,一切妖魔鬼怪都怕它,所以才把天给保住了。
——乐善尼寺遗址造像——
乐善尼寺兴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是尉迟逥孙太师为其祖所立,原名舍卫寺。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改名温国寺,后又改名乐善尼寺。1978年,西安西郊空军通信学校修建防空洞时,发现十四件佛、菩萨头像。1983年该校基建施工时,又发现一处佛像窖藏,清理出三十一件佛、菩萨头像及一通北魏造像碑。两次出土地点相距不过20余米。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勘察判断,这里正是唐长安城金城坊乐善尼寺的位置所在。由此可以确定这批数量众多的佛、菩萨头像当为乐善尼寺的遗物。这批出土造像造型精美,且大多保存完好。大致可分三类:一为北朝至隋的菩萨头像,多戴有厚重华美的花冠,面容丰腴,长耳隆鼻,眉清目秀,微含笑意,庄严华贵。二为北周至隋唐时期的佛头,丰颐秀目,静谧安详,螺髻或水波纹发髻低平,面向敦厚。三为唐代菩萨头像,以宝缯束发,饰宝相花,发髻多为宝珠式或双环式。从这些头像显然是被打断后埋入地下的可推断其与历史上的灭法毁佛事件有关。
交脚弥勒菩萨造像
北魏(公元386—534年)
1983年先市西郊空军通信学校出土
高38厘米,宽30厘米。佛龛像整体呈尖拱状,正面开龛造像,龛背面浮雕精美的佛本生和佛本行故事画面。龛像正面分三层,中层凿一录盝形帷幕龛,中雕一弥勒、两思维菩萨、两胁侍菩萨。主尊弥勒束发戴宝冠,宝缯短而微翘,面相方圆,细长眉,眼微睁,嘴角上翘,微含笑意。弥勒作菩萨装束,袒上身,佩项圈,璎珞横于腹前一道,帔巾从颈后绕缠两肘飘下。戴臂钏,两手相叠于胸前,下着羊肠大裙,双脚交叉呈交脚姿态,结跏趺坐于束帛座。弥勒有舟形背光,其上雕饰化佛和火焰纹。弥勒左右两侧为两半身跏坐思维菩萨,亦戴宝冠,袒胸露背,项饰颈圈,胸佩璎珞,臂带钏饰,着羊肠大裙,一手支颐,一手扶膝,坐于束帛座。思维菩萨两边又雕两胁侍菩萨,左菩萨上身斜披衣,下着裙,右手下垂执一瓶,左手上抬于胸;右侧菩萨双手合于胸前,袒露上身,佩项圈、璎珞、帔巾绕两肘落于脚下。思维菩萨和两胁侍菩萨头部上方雕四身飞天,身体呈“U”形,姿态稍有笨拙之感。盝形龛楣装饰独特,左右两侧各雕三跪拜供养人像,中间夹一飞天,供养人均作五体投地状。龛像上层凿一大二小尖拱龛,中间大龛内置一坐佛两立菩萨。佛高肉髻,着右袒袈裟,双手施禅定印。两小龛内各置一坐佛,结跏趺坐,手施禅定印,着通肩袈裟,袈裟上阴刻平行“U”纹表示衣褶。在两小龛边侧,又雕刻出一半跪拜的菩萨形象。龛像下层又开有五尖拱龛,中间一大龛,内雕释迦、多宝并坐像,一施禅定印,一施说法印,均着右袒袈裟,结跏趺坐于龛内。大龛两侧开两小龛,皆置一坐佛,衣饰、手印相同,同样为右袒袈裟,施禅定印相。从此尊龛像风格、题材等诸方面来看,反应出较多北魏早期佛像的艺术特点。
观音菩萨头像
北朝(公元386—581年)
1984年陕西省公安学校出土
高49厘米。这尊观音菩萨头像残存胸以上部分,观音面相丰润,清秀安详,双眼微颌。面部曾贴金彩绘,显得华美富丽。头戴高宝冠,冠前正中为一结跏趺坐之小化佛。观音宝缯垂肩,颈饰项圈、璎珞,帔帛自肩而下垂。造型稳重,气势雄浑,雕刻细腻,刀法精湛。
菩萨头像
北朝(公元386—581年)
1983年陕西省公安学校出土
佛头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1978年西安市西关机场出土
佛头像
北周(公元557—581年)
1983年西安市西郊空军通讯学校出土
佛头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1983年西安市西郊空军通讯学校出土
佛头像
北周(公元557—581年)
1983年西安市西郊空军通讯学校出土
佛头发髻呈波纹式,雕饰云鬓,面相丰颐圆润,高鼻大耳,眉弯似弓,眼角上翘,闭目凝神,下巴圆润丰满,呈似笑非笑之状。造像领口以下残缺。这尊佛头像的雕刻技艺完全体现北周时代的佛造像风格,是不可多得的一件珍品。
佛头像
北周(公元557—581年)
1978年西安市西关机场出土
佛头像
北周(公元557—581年)
1978年西安市西关机场出土
菩萨头像
北朝(公元386—581年)
1983年西安市西郊空军通讯学校出土
高42厘米。菩萨头戴宝冠,束发结于脑际,宝冠前雕有宝相花并带穗,头饰雕刻细腻。发髻高盘,宝缯垂肩。面相刻画得肥硕丰满,前额宽厚,颊腮圆润,双眉细弯,双眼微闭,眼睑下垂,双唇微翘,略带笑意。
佛头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1978年西安市西关机场出土
菩萨头像
北朝(公元386—581年)
1978年西安市西关机场出土
佛头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1978年西安市西关机场出土
菩萨头像
北朝(公元386—581年)
1983年西安市西郊空军通讯学校出土
菩萨头像
北朝(公元386—581年)
1983年西安市西郊空军通讯学校出土
佛头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1983年西安市西郊空军通讯学校出土
菩萨头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1983年西安市西郊空军通讯学校出土
佛头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1978年西安市西关机场出土
菩萨头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1983年西安市西郊空军通讯学校出土
菩萨头像
隋代(公元581—618年)
1983年西安市西郊空军通讯学校出土
菩萨头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1978年西安市西关机场出土
高髻上束花冠,面相丰腴,神情庄重,沉思冥想,内涵的情感较为丰富。
菩萨头像
隋代(公元581—618年)
1983年西安市西郊空军通讯学校出土
菩萨头像
隋代(公元581—618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高55厘米,宽32厘米,厚28厘米。菩萨发饰为头戴花冠,云鬓高髻,上刻宝相花。菩萨眉如弯月,双目微合,嘴角上翘,鼻直且端,面庞圆润,宝缯下垂,神情慈祥。整个头像刻画细腻,十分精美。
佛头像
北周(公元557—581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佛头像
北周(公元557—581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观音菩萨头像
隋代(公元581—618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观音头像
宋代(公元960—1279年)
1973年西安市南郊沙滹沱村出土
观音头像
宋代(公元960—1279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两宋时代的佛造像艺术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虽然无法与前代相提并论,但是其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造像题材也有相当突出的表现。宋代造像以写实为主,以艺术的手法表现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真实特征,以世俗的审美情趣和要求来塑造佛像,目的是为了顺应世俗社会。由于艺术表现的目的不同,写实的程度自然也有所差异,宋代造像的风格和手法已经完全脱离了外来模式,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和世俗社会的审美情趣。
菩萨头像
北朝(公元386—581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南北朝时期佛像艺术一方面吸收和模仿印度犍陀罗和马图拉艺术风格和手法,同时有不断融进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和雕刻技法,石刻造像的艺术特征普遍表现为气势雄浑,风格古朴,清秀俊美,神态沉稳含蓄,雕刻缜密华丽,与当时北方民族审美和佛学风气完全吻合,体现出南北朝时代的佛教造像特征。
大势至菩萨头像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
1974年西安市西关王家巷出土
阿弥陀佛的左右胁侍是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三位合称“西方三圣”或“阿弥陀三尊”。大势至菩萨,又称得大势菩萨或大精进菩萨,简称为势至,在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影响要远逊于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形象据《观无量寿经》载,身放紫金色光,法相与装饰皆同于观音菩萨。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大势至菩萨头上的宝冠有定瓶为标志,而观音菩萨头上的宝冠则以一小化佛为标志
佛头
隋唐(公元581-907年)
——馆藏小型造像——
小型佛教造像区展示了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佛教造像,其中包括几十件精美的佛、菩萨头像,时代以北朝、隋唐为主。北魏“皇兴造像”(471年)和“和平二年释迦造像”(461年)及唐代“观音菩萨坐像”、唐代“菩萨立像”等最为知名。
佛坐像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佛作螺髻,面形方圆,身披袈裟,结跏趺坐左手抚膝,右手残破,庄重沉稳的造型、高贵典雅的神韵以及高超纯熟的技艺,显示出唐代造像的不凡气质与艺术魅力。
观音菩萨坐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1952年西安市东关景龙池出土
此菩萨结跏趺坐于束腰莲座上,头挽高髻,戴宝冠,冠前饰小化佛。双臂屈肘于腹前,左手握莲蕾,右手护持。双目微合,作静思状,神态安详慈善。台座布满莲花雕饰,莲台基座分格刻伎乐天,环绕一周。整件作品雕饰华美丰富,雕刻技法纯熟多样,内心世界的传达含蓄微妙,极好的表现出唐代菩萨造像的精细典雅之态,是唐代菩萨造像的杰作。
菩萨立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西安市火车站工地出土
造像头部、两臂及膝下均残断,残高110厘米。菩萨上身袒露,斜披帔帛,长发三缕垂肩,下身着裙,腹部微挺,身体重心侧向左边,项饰精致华丽,衣纹线条简洁流畅,特别是左肩斜披薄纱,腰束薄柔衣裙,腹前系结,自然精妙,颇具韵味。造型简明利落而又非常细微准确,体态优雅娴静,华贵而含蓄。整尊造像趋向女性化但并不过于强调女性特征,是一件受到印度菩萨样式影响的艺术珍品,体现了中和、典雅的东方美学风韵,这尊残像被称为“东方维纳斯”。
菩萨残像是1959年出土于西安火车站附近,这里是唐大明宫的遗址范围内。从这件藏品石质之好、体量之大、雕琢之精可以看出它原是皇宫内的供奉之物。而残缺的原因可能和会昌法难有关。唐代的宗教政策比较宽松,盛唐时期佛教发展极盛,佛寺经济的极度膨胀影响了国家税收,政府渐渐产生毁灭佛教的意图。到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时,下令拆毁庙宇,勒令僧尼还俗,这件菩萨残像就很可能是毁于这次灭佛运动。
天王像
唐(公元618—907年)
碑林博物馆旧藏
这件天王像头部及左手虽已残缺,但躯体仍具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动感夸张,呈弓形站立状,体魄健硕,身着明光甲,腰缠玉带,胸腹饱满,随风飘舞的袍带更衬托出其威风凛凛的英姿。造型威武雄壮,具有唐代武士的风采,尽显阳刚之美。
佛坐像
北魏和平二年(公元461年)
1974年西安市西关王家巷出土
通高65.5厘米,宽38厘米。佛像偏袒右肩,波浪发髻,双耳垂肩,双手残损,似结禅定印,面容丰圆,双目微睁,静谧安详,结跏趺坐于束腰方形佛座上。衣纹雕刻细致密集。其后为雕饰精美的舟形背光,由外向内依次雕刻涡状纹、飞天、火焰纹等,圆形项光中又雕饰莲瓣纹和小化佛,佛之左右浮雕两尊菩萨立像,菩萨手捧宝珠,立于莲花座上,其中右菩萨左手举一塵尾,做拂尘状。背光纹饰的精细繁缛与主尊的简洁凝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反衬了佛的沉稳恬静。
造像背面为浅浮雕佛本生和佛本行故事连环画,包括1)礼菩萨图;2)梦象入胎;3)听法天人;4)阿私陀占相;5)九龙浴太子;6)七步宣言;7)太子降生;8)布发掩泥,燃灯授记;9)婆罗门八人乞像;10)婆罗门乘象去。其中“婆罗门八人乞像”的佛本生故事,更是其他单体造像上少见的内容。画面布局井然有序,和谐生动。
皇兴五年皇兴造像
北魏皇兴五年(公元471年)
1949年前陕西省兴平县出土
高越87厘米,宽55厘米。这尊造像是以浮雕手法雕刻而成的,正面造像为圆雕型的交脚弥勒,端坐在雕有飞天和供养人的两层台座上。弥勒着通肩袈裟,涡旋发髻,双耳垂肩,面相丰腴,微带笑容。造像衣纹线条为双棱状凸起,并行排列,双手向前垂叠放于胸前,体现的是佛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形象。背光呈尖拱形,外缘为火焰纹,内缘为小化佛,头光刻莲瓣纹。须弥座旁边雕双卧狮。
造像背面用减底平雕手法刻画佛教本生故事,其图像上下分为七层,每层再分二至三格,除最下层的四身天人像外,总共有15幅画面,内容分别为:1)弥勒出生九龙灌顶。2)树下思维。3)弥勒降生。4)请人为弥勒占像。5)骑象入胎。6)9)礼弥勒佛。7)七宝图。8)意义不明确。10)11)13)三幅画面基本相同。12)一种七获。14)儴佉王与二大臣商议出家。15)弥勒往耆阇崛山。以上15个画面,表现的都是弥勒下生经的内容,与正面的交脚弥勒佛造像是一致的,体现了明确而统一的图像特征。弥勒信仰在北魏已十分流行,然而更多地是依据弥勒上生经造像,即表现成佛前的弥勒菩萨。至唐代时才大量流行弥勒佛造像,但主要是倚坐式。交脚式是中亚、甘肃以及长安一带在北朝时盛行的样式,此尊佛像的造型和衣纹也体现出中亚(受犍陀罗影响)的特点,但经过本地匠人之手,又借用了汉画像石上所沿用的平刻加墨线描的手法。显然,石像的凿造者对外来的样式(立体雕刻)和本土的传统(平面雕刻)都十分熟悉,并能妥贴地融为一体。平刻的下生经场景人物及下部的八身天人像都没有用阴线刻出五官局部,这应是采用陕北汉代画像石的刻造方法,即加墨线描绘甚至上彩的方法。
刘保生夫妇造弥勒像
北魏(公元386—534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造像中部刻弥勒佛,表情肃穆端庄,两边刻二胁侍菩萨,面容柔和俊丽,其旁雕护法狮。弥勒头部后有背光,两旁在斜形弧线处刻置是一个胁侍和童子,坐佛两手交叉,右掌向前,两腿向下交叉,服饰和坐垫线条密布。像座中间浮雕手持莲蕾的胁侍,两旁刻铭文:“清信士刘保生、清信女王媚姜为亡女英洛造石弥勒像一区并有奉□。”
刘保生造阿弥陀佛像
北魏景明三年(公元502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永兴元年四面造像
北魏永兴元年(公元532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佛坐像
北魏(公元386—534年)
1973年西安市南郊沙滹沱村出土
佛像脸型长圆清秀,头部隆起成髻,额广平正,慈眉善目,嘴角微扬,和蔼微笑,神情俊秀而慈祥,衣褶自然旋转流畅,姿态优雅沉静端坐在须弥座上。
佛坐像
北魏(公元386—534年)
1974年西安市西关王家巷出土
南北朝后期,随着佛教的传播,佛像艺术更多地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更加蓬勃发展。北魏孝文帝时推行汉化政策,佛教造像的形态转而向南朝文化审美风格的方向发展,盛行“秀骨清相”的造型。此时佛的容貌略长而清秀,眉目慈祥,嘴角上扬微笑;身材修长,肩膀略削,穿褒衣博带式袈裟,姿态略显清瘦飘逸,有如洞察人生哲理,智能慈悲的文人雅士。此尊佛像雕塑技法纯熟优雅,神韵生动、温文儒雅,具有南朝文化、艺术、审美的思想。
佛造像
北魏(公元386年—534年)
2003年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出土
佛造像
北魏(公元386—534年)
1973年西安市南郊沙滹沱村出土
扈氏一族佛造像
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释迦佛像高肉髻,面相丰腴,身着通肩大衣,结跏趺坐,手施禅定印。龛左右两边各有铭文。佛龛上方有9个小佛像,下方为供养人造像,每个造像旁边附有供养人的名字。所谓的供养人,是指因信仰某种宗教,通过提供资金、物品或劳力,制作圣象、开凿石窟、修建宗教场所等形式弘扬教义的虔诚信徒。
杨连熙佛造像
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高58cm,宽46cm,杨连熙为出资人姓名。此碑的佛与二位菩萨都站在莲花上,下面还有两只狮子。北周(557~581)的佛像较少见,其造型头大、脚短、身体壮硕,已透露出些许隋唐造像的风格(隋唐根于北周)。北周是宇文泰长子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的朝代,其为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僧贤香花佛造像
北周保定二年(公元562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高48cm 宽 27cm。北周王朝建都长安,立朝虽仅25年,但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却留下了重要印迹。中国西北地区见证了佛教美术风格的变迁,这不仅是对北魏遗风的颠覆,也开启了隋唐美术新风。据文献记载北周时期长安寺院林立,僧侣众多,造像成风,仅雍州长安地区有名可考的寺院就达几十所,而且寺院主要集中分布在汉长安旧城中,但这些寺院的具体位置已不可考。
佛造像
西魏(公元535—556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西魏(532年-556年),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地方性朝代,532年北魏宗室元修被高欢立为帝即孝武帝。534年孝武帝与高欢决裂, 高欢带兵从晋阳南下,北魏孝武帝元修被迫入关中投靠关陇军阀鲜卑人宇文泰。十二月孝武帝被宇文泰毒杀,孝武帝死后,在535年正月宇文泰拥立北魏孝文帝的孙子南阳王元宝炬为帝,改元大统,与高欢所拥立的东魏对立,建都长安,政权实际上由宇文泰操控。551年三月,元宝炬死,长子元钦嗣位。554年元钦被宇文泰所废,不久被毒死。元宝炬四子元廓即位,同年去年号称元年,为了迎合宇文泰胡化运动而被迫改复姓拓跋。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宇文泰病死,由侄宇文护承继。557年宇文护得将领支持,迫西魏恭帝禅让,西魏灭亡。由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即大周天王,建立北周。建都长安(即今陕西西安)。至此西魏被宇文氏的北周取代,经历两代三帝,享国二十五年。在整个西魏统治时期,一直都由权臣宇文泰控制着政权,在他努力下,任用苏绰等人改革,采用和北攻南策,使西魏进一步强盛。甚至攻入南梁的成都,夺取南朝西川荆雍地盘。在北方经济逐渐恢复,人民安居乐业,且在三次战役中大败东魏大军(最著名的是两魏沙苑之战),奠定北周统一中国北方和隋朝统一中国的基础。
佛造像
隋代(公元581—618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佛像为磨光式肉髻,无发纹;面相丰满圆润,眼横长呈杏仁状,目光平视,鼻梁高挺,唇线分明,容貌端庄清秀,神情平静温雅。佛像台座为造型简单的四方台,背光为同心圆形。
三面佛造像
隋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从秦汉以后长期分裂走向统一,逐渐走向繁荣的时期。隋之前,周武帝灭佛毁寺,581年隋文帝执政,恢复佛教。隋文帝谓“我兴由佛法”,诏文有谓“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现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佛教因此大行。开始了我国佛教艺术的又一昌盛时期。造像的数量方面,同样风格的造像开皇年间远远多于仁寿、大业年间。而且几乎为小型造像,一直延续到唐初。在隋代造像的复兴热潮中,涌现出了一批成熟洗练、形式完美的作品。创造出形象朴素典雅,装饰繁丽的艺术风格。在造型艺术方面从静态转向动态,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彩绘佛坐像
北周(公元557—581年)
2003年西安市北郊六村堡出土
彩绘佛坐像
北周(公元557—581年)
2003年西安市北郊六村堡出土
佛立像
隋代(公元581—618年)
1955年西安市南郊沙滹沱村出土
隋代的石佛造像主要分布于中原北部地区,长安、洛阳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在佛教及佛教造像方面起到了中心的作用。隋代石佛造像形式变化越来越丰富,这种变化前期主要是相对北齐、北周的风格对比而言的。东部地区多承袭北齐风格,西部地区多受到北周时期的影响,但与北周相比,体态略为柔软,带动感,更能代表所谓隋代造像形式的时代特征。隋代璎珞繁复华丽,多流行“X”型及“U”型的二重璎珞,或“U”型璎珞,并饰大佩,帔帛多在腹前及膝前呈二重“U”型。隋代后期到唐代初期腰部扭曲更大,但还带有僵硬感,形成了盛唐时期体躯三道弯的雏形。
菩萨立像
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菩萨赤足直立在石座上,容颜端正庄重,头上戴着花冠。菩萨两手一上一下,右手持物,左手已毁损,有二层大数珠挂在颈上,垂至腹前。裙裳系于腰间,褶纹整齐有致。
菩萨立像
隋代(公元581—618年)
1955年西安市南郊沙滹沱村出土
菩萨像头部残缺,身体纤细,颈饰项圈,帔帛遮住双肩,胸部微露,帔肩绕过肩部搭至底座,还有一些在长袍前打成结垂至膝盖。饰有珠链,下身着裙遮住玉腿,裙带分别于前后对称飘于裙下摆处。璎珞于腰际前后交叉。菩萨跣足立于莲花基座之上,造像左胯微微抬起,造型优美典雅,饰品从肩部开始一直落到膝盖。帔肩的末端,就仿佛垂落在莲花座上。
菩萨立像
隋代(公元581—618年)
1955年西安市南郊沙滹沱村出土
观音菩萨立像
隋代(公元581—618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观音菩萨立像
隋代(公元581—618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菩萨立像
隋代(公元581—618年)
1963年陕西省蓝田县出土
像高43.5厘米。这件观音菩萨像,头戴花冠,顶梳高髻,胸前饰璎珞,臂腕戴镯,左手提篮,右手执杨柳枝,神态自然生动。雕刻手法和衣褶的安排,均富有装饰性的美。显得雕工细致玲珑,刀锋犀利明快。特别是莲座左右雕刻的护法小双狮气势轩昂,造型更为生动别致,是小型雕刻中不可多得的一件优秀作品。
彩绘佛立像
北周(公元557—581年)
2003年西安市北郊六村堡出土
双观音菩萨立像
隋代(公元581—618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高56厘米,宽25厘米,菩萨不是站在独立的两个莲花座上,而是两个莲花座并立于一个基座之上,底座中间有阿弥陀佛刻像,这有别于常见的造像样式。这尊造像刻有珠宝装饰,包括耳环、带有莲花式样吊坠的项圈、长串珍珠和其他优雅地绕在颈部的珠链,正面、背面均下垂至膝。尽管佛像缺失手臂,但从残缺的部分可以看出右边的菩萨手握细颈瓶,右手手指握住球状瓶底,身体右倾;左侧的菩萨与之互补,左手手指持柳条,身体左倾。此细颈瓶与柳条为观音菩萨所持之物。他们胸部部分袒露,腿部线条在轻柔的衣着下依稀可见。腰间的衬袍以带有狮头图案的腰带相系,这种代表幸运和让人畏惧的动物用来增加菩萨的威严。他们背部纤细的躯体被褶皱的衣袍所遮掩,腰部上方的圆盘用以托起整串项链。从背部可以看到倒“V”字形的发式设计和相对粗壮的颈部立于带有褶皱的披肩之上。
在石座正面的莲花状佛龛内,有一个与菩萨头冠上同样姿势的佛。这对观音菩萨的起源无从考究,但是他们高耸的头饰下层次分明的头发和发辫与出自云南大理和南诏王国的鎏金同单体立佛造像(现收藏于三藩市亚洲艺术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布鲁克林博物馆)发式相似。
观音菩萨立像
隋代(公元581—618年)
1959年西安市碑林区和平门外出土
佛坐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佛像面容饱满,身披袈裟,结跏趺坐于束腰台座之上,左手抚膝,右手残破,台座上的“节波育”(敷布)如同天幕自然下垂,上刻突起而又自然流畅的纹饰如行云流水,概括简练而富有韵律感与节奏感。
菩萨立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菩萨束高髻戴花冠,发型优美,五官姣好。衣纹线条为凸起阳刻,简洁流畅,项饰精致华丽,整体刻画细腻精妙。此像虽左手残缺,但整体完好,充分体现出唐代佛教造像高度写实和形神兼备的艺术魅力。
佛立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1973年西安市南郊沙滹沱村出土
入唐以来,李氏王朝在继承和发扬了隋代开国规模并抚异族聚居长安、洛阳两京,大量地吸收印度和西域各国的文化精髓,大力提倡佛教,遂使佛教文化日趋繁荣昌盛。中国的佛教造像逐渐形成了以长安地区造像为代表的“长安模式”的造像形式,这种模式的佛教造像,也是在继承和发扬了南北朝晚期以来,特别是北齐、北周及梁、陈各代佛教造像不断变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笈多式造像的影响后,而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不断变革与创新的产物。
佛坐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佛作螺髻,面形丰圆,肌肉饱满,体魄雄健,双眉如弯月,细眼微睁,嘴形小巧。着披肩袈裟,结跏趺坐,衣质轻薄透体,弧线形的纹饰自然流畅而富有韵律感。
佛立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天王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1974年西安市西关王家巷出土
在佛教中,“天”是指有情众生因各自所行之业所得到的殊胜果报。一般说到天王,人们自然会想到四大天王。在印度,四大天王原是古代神话中的神将,他们的出现时间早于佛教的形成。后来佛教把它们作为自己的护法天王。佛教认为我们居住的世界中心是一座虚拟山,在须弥山半山腰的犍陀罗山中,各住有一位天王,他们分别是指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和北方多闻天王。他们各自率领着八大神将守护四方天下,一般被人们称为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不但是佛教的护法神,又是下界众生的保护神。这尊天王虽没有四大天王十分明显的造像特征,但依然是作为护持佛法、保护寺院的护法神。天王的雕刻形象在中国大约出现于北魏时期,他们脚踩恶鬼或夜叉,起到守法正法、镇邪除妖的作用。
持弓天王造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高69厘米,宽106厘米,采用高浮雕手法。造像虽然头部已残缺,但健壮的身躯和生动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唐代工匠技艺的精湛与高超。天王形体魁伟,肌肉虬劲,威武强悍,身穿铠甲、腿裹行毧、脚穿战靴,俨然是一位威风凛凛的武将。天王将弓箭紧紧的握在手中,骄傲的坐在被降服的夜叉背上,显示出力拔山、气盖世的气概和魄力。夜叉则双手交叉在前,托起头部,表情十分痛苦,似乎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整座雕像在充分展现天王的力量与强健中,又有几分精致与细腻。造像衣带自然而逼真,以流畅的线条从天王胸前绕过形成在空中飘舞的状态,从而增添了整尊造像的动感和活力。
佛教中庞大的护法军团共分为八个方面,夜叉就是其中一支,是一种能吃鬼也能害人的恶鬼。由于夜叉出身于贵父贱母的家庭,能飞善跑,还能遁行,因而具有善恶两面性。
释迦牟尼降外道造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唐代的佛像造像多身着袒右袈裟或双领下垂式袈裟,受到印度造像的影响,也可见到早期犍陀罗式的通肩大衣。此像为一块长方形竖石板上以高浮雕技法表现释迦牟尼立像和象征“外道”的两个圆轮,下部凸出的长方形台座外沿右侧有楷书题记“释迦牟尼佛降伏外道时”。其形式别具一格,目前尚未发现完全相同的例子。还有人认为,两圆轮应是拟人化的日天和月天。
佛造像
唐咸通五年(公元864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佛造像
唐至德三年(公元758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佛造像
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
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
四面佛造像
北周(公元557—581年)
1974年西安市王家巷出土
菩萨立像
隋代(公元581—618年)
1963年陕西省潼关县老虎城村出土
佛坐像
北周(公元557—581年)
1974年西安市王家巷出土
七佛造勒像
北周(公元557—581年)
1974年西安市西关王家巷出土
佛坐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1963年陕西省潼关县老虎城村出土
佛坐像
唐代(公元618—907年)
1963年陕西省潼关县老虎城村出土
王仁静造弥勒像
唐仪凤二年(公元677年)
1963年陕西省潼关县老虎城村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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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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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指导、平面设计师
深圳市平面设计协会GDC 会员
山西美术家协会设计艺委会副秘书长
山西省艺术委员会研究员
太原市美术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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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生于山西汾阳
曾就职于正是形象设计,英语周报及合善国际上海公司等
2008年山西“端午情”高校大学生平面设计大赛评委
第二届山西省海报大展暨<和平·进步>主题海报展执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现就职于中国移动山西公司,业余时间从事古代佛教造像的学习与研究,师从著名佛像鉴定专家、禅画家金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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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奖项
2008年第二十一届波兰华沙国际海报双年展-入选奖
2007第九届伊朗德黑兰国际海报双年展获奖作品-入选奖
2006年日本东京字体设计指导俱乐部年展-入选奖
2006年第二届台湾国际海报展-国际评审奖1项、入选奖2项
2006年第八届日本富山国际海报三年展-入选奖
2006年第四届宁波国际海报展-入选奖2项
2006第五届国际商标标志双年展-铜奖
2005年中国之星设计艺术大赛-最佳设计奖1项、优秀设计奖2项
2002年2010上海世博会100招贴展-入选奖
2002年“我爱设计”国际图形设计竞赛-创意奖
2000年山西省首届汾酒杯广告与包装设计大赛-优秀奖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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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展
2008年世界的目光“祈福中国——纪念5.12汶川大地震”全球优秀平面设计邀请展
2008年情系灾区“我们在一起”公益海报展
2008年山西“端午情”高校大学生平面设计大赛展
扇动2007国际扇面设计邀请展
i’m xxx——之我的名片流
2006年“X动力2006”汉字主题国际海报邀请展
2006年瑞士“文山文海”中国文字海报收藏展
2005年第二届山西省海报大展暨<和平·进步>主题海报展
2004年晋商大院海报参展“中国·国际设计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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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版物发表
《国际设计年鉴》二OO八
《中国设计年鉴》第五卷
《亚太设计年鉴》第三卷
《3030中国新平面设计》
《中国设计机构年鉴》第二卷
《100 X 10 {Episode 2}》100位年轻设计师的1000件作品
《China Graphics·设计年鉴》
《新纪元中国当代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