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历代王朝以何奇招摆脱财政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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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

历代王朝以何奇招摆脱财政窘境

    汉武帝即位后的元朔五年（前124年），大将军卫青率领六将军和十余万军队，攻击匈奴右贤王，杀敌一万五千人。次年，卫青率六将军再次出击匈奴，杀敌一万九千人。战后，英勇杀敌的将士受赏赐黄金二十多万斤，俘虏的几万敌人也都得到厚赏，衣食由官府供给。但汉军兵士和马匹也死伤了十多万，制作兵器盔甲和转运粮草的费用还不计在内。结果，文景之治以来大农官长期储备的钱和所征收的赋税，全部耗尽还不足以养活兵士。

    于是，有司建议：日前大将军出征匈奴，杀敌一万九千人，富人却乘机囤积粮食，使贫民没有饭吃。现准许富人出钱买爵或赎禁锢免减罪，建议设置受赏的官爵，叫作“武功爵”。每一级出钱十七万，共值三十多万。凡首先买武功爵官的人，可优先选用为官；千夫相当于旧制二十等爵的五大夫；有罪而买爵的，可减罪二等；买爵最多可至乐卿，以此表彰军功。

    以上是《史记·平准书》记载的西汉初期史实。汉朝建立，接下了秦朝丢下的烂摊子，成年男子都参军打仗，老人和体弱的人则转运粮饷，劳作繁重而财物奇缺，连天子也不能坐上由毛色相同的四匹马拉的大车，将相都只能坐牛车，百姓家里没有什么值得储藏的东西。到汉文帝时，匈奴屡次侵犯北部边境，戍边的士兵很多，军粮供应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官府招募百姓，凡能向边境捐献和运送粮食的，均授以爵位，最高的爵位可至大庶长（汉爵第十八等）。汉景帝时，上郡（今陕北榆林东南）以西发生旱灾，朝廷重新修订了卖爵的命令，降低各等爵位的卖价，以使更多的人献纳粮食。又规定，准许服劳役的男女犯人向官府献纳粮食以减罪免罪。汉武帝时，如前所述，准许富人出钱买爵或赎禁锢免减罪，设置受赏的“武功爵”。凡首先买武功爵官的人，可优先选用为官，有罪而买爵的可减罪二等。

    司马迁由此叹道：此后，军功被滥用，大的封侯、卿、大夫，小的补郎官和小吏。吏制杂乱，头绪繁多，而官职则徒有其名。“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

    中国历代王朝，几乎都会遇到国家财政吃紧，陷入严重入不敷出的窘境。为此，王朝不得不推出救急举措来加以挽救。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财库，一般是以两种方式来填充的：一种是朝廷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征收；一种是统治者以非经济的行政办法敛取。从各个封建王朝财政活动的规律来看，前者是常例收入，是主体；后者则属于临时性措施，表现为某种辅助性的财政行为。纵观历史，非经济手段的聚财活动，往往因其出台背景的不同及客观条件的差异，而表现为各具特色的“奇招”。

    其一，捐输资国，拜爵除罪。历代王朝最普遍、最重要的非经济聚财手段，是捐纳。捐纳又称捐输，是通过授予官职（虚衔或实职）、授予功名身份等，以获取捐款、捐物的各种办法的总称。其中实行最早、影响也最大的，是入粟拜爵。一般在常例财政发生困难时，统治者往往采取这种特殊手段去筹集军饷、赈济灾荒、兴办紧急工程等。

    例如，秦始皇曾因飞蝗肆虐、粮荒严重而诏令天下：凡百姓向国家交纳粮食千石者，可拜爵一级。西汉时，文帝刘恒接受晁错建议，用朝廷设置的爵位换取民间的粮食，以填充国库。文帝还鼓励犯法者纳粮以免罪。元代文宗天历年间，统治者实行过短暂的入粟补官之制，用以抵御当时大江南北发生的大旱灾。明清时代，捐输变成了以捐银为主、捐粮为辅。捐纳拜爵又逐渐转化为捐纳补官和补功名。捐输的用途也扩展到筹措军饷、偿付赔款、兴修地方文庙与城池、报效朝廷等诸多方面。

    其二，罚没罪产，补充国用。历代王朝有时会动用国家机器，以司法手段罚没罪臣、罪民和所谓“反叛者”的财产，将其归入国库，或者让罪犯进行生产，为国家创造财富。

    例如，秦朝定制，凡男子如赐有一级以上的爵位，即使犯罪也可以用所赐爵位抵减。凡欠国债者及因犯罪而以资产赎罪者，要根据刑期按日交纳。如没有资产可以抵案偿罪，可以劳役代之。百姓中愿以财产赎罪或抵债者，出一仆人等于献一妾，纳一马等于出一牛。汉恒帝时，诛杀了贪官梁冀，没收其财货，变卖了三十多亿充作官府费用，使全国租税减半。

    明代则以罚没罪官家产闻名于世。嘉靖十年，太监谷大用违法犯罪，都察院尽数抄没其家产。嘉靖三十六年，司礼监太监李彬及其党羽犯贪污诬陷罪，朝廷抄没其家产共白金四十八万余两，玉带、金宝、条环等八箱。万历七年，司礼监太监冯宝犯欺君误国之罪，锦衣卫查抄冯宝及其侄子并其党羽等人庄宅家产、所盗御物和所有财物。清朝此类案例也很多，嘉庆皇帝将大学士和珅家产八亿两白银籍没归公，故有所谓“杀了和绅，富了嘉庆”的民谚。

    其三，清产堵漏，提解归公。历代王朝通过强化中央集权财政的途径聚财或控制地方浮财。

    例如，清朝雍正年间实行的“耗羡归公”。“耗羡”即火耗，起源于明代。明万历后实行银本位的货币税，地方州县官府借口解交税银入国库时为防洒落、丢失，需将零散碎银铸为整块银锭，有火炼之损耗，因而在征收钱粮时另外加征火耗。在雍正以前，火耗一直是作为一种非法的附加税存在的。雍正二年，下令提解火耗归公，取消了地方的耗羡经理权，将各地所有耗羡置于朝廷的监督和控制之下，从而把以前非法的耗羡收入变成了正常国库收入的一部分。同时，将所括收的耗羡银，以津贴的形式发给地方官，用以养廉，使他们不致因俸薪过低、生活窘迫而贪赃枉法，勒索百姓。

    其四，多方并用，救济艰难。历代王朝为满足皇室需求，定时或不定时地向地方上索取土特产品；或清理地方府库，将其机动的积银解缴朝廷太仓；或者将民间的出土之物等收归国库。凡此种种，都是以非经济手段敛取社会财富，以国家的名义集中使用。

    例如，清光绪年间实行新政时，各种费用都取之于盐税。光绪二十年，朝廷为加强海防，令户部咨告全国各省盐区，每斤盐增价二文钱。光绪二十七年，清廷为筹划庚子赔款，又要求各省盐区每斤盐加价四文钱。光绪三十四年，为抵补药（鸦片烟）税，每斤盐再加价四文钱，其中一半用作训练新军的经费，一半归产盐省自用。这种最明显的加价，让百姓苦不堪言。

    纵观历史，历代王朝的聚财救急举措，是对国家主体财政的补充或辅助。对封建政权来说，这种举措是必要的、不容忽视的，因为以税收为基础的国家主体财政，一旦遇到困难，就必然要依赖这种非经济手段的聚财行为，否则就可能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历代王朝有一些较为有价值的思想和实践，曾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和影响。然而，如捐输或捐纳，敛取地方财物等措施，说到底是一种用以应付现状而极少顾及后果的被动行为，它难免会对各个王朝的政治产生不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