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眸: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传教士的被迫撤离或被驱逐出境——难以掩饰的依依不舍与黯然伤神
梵蒂岗与苏维埃关系恶化，直接影响了新中国建立后的中梵关系，因而也强化了共产党必欲把打击压制基督教和天主教作为其反帝宣传和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杰克·伯恩斯时任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和新闻编辑，在国共内战期间拍摄到很多珍贵照片。这其中就有一组1949年一批神父修女离开中国时的珍贵老照片。
在上海码头等待离开的法国修女
基于政治原因，面对国民党不可避免的溃败，罗马教廷于1949年2月指示中国各地教会:“大修院生迁往安全地带，继续学业”;布道人员，“除有少数特殊危险者可避走外……其他圣职人员得留守其岗位。”教廷指示发布后，部分外籍传教士和大小修院学生开始有计划地撤离中国。
正在通过检查准备离开的神父
4月23日，上海徐家汇总修院十八名大修道生，由中国籍神父蔡总贤率领，乘船抵达香港南华总修院。不久以后，主母会神父张家树和松江光启中学校长连国邦率领主母会修士前往澳门。
一位等待离开的神父
两湖总修院亦迁往澳门，鲁南总修院、景县大修院迁往菲律宾，浙江嘉兴文生总修院二十余人，及北平、顺德、正定、衡阳教区部分修生迁往意大利热那亚修院。除大小修院的学生外，大批外国传教士也开始先后离华。
修女在默默祈祷中登船离开中国
早在一九四八年，国共两党激战犹酣，到处兵慌马乱，在陕西的小修院处境限难，已经不具备安静修身养性的基本条件，意大利籍院长担心这些教会的圣召苗苗被耽误，决定带上他们精心培养的十位年轻修生，出国留学深造。
当年那些教会青少年为了自己现身教会的理想，匆匆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当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几十年年。
他们先到汉口总院回合，做好临行前的准备工作，在签证手续就绪后，经香港去了欧卅叫安道尔公国的方济修院。
1953 年12月，圣卫道会神職們登上郵輪回加拿大。
本笃会修女乘飞机离开河南开封，在上海走出机场。
维多尔教堂法国人最后一任的神父名叫“和为贵”，1951年8月6日在湛江市被公审宣判驱逐出境。这是和他在一起的神父修女被驱逐出境时的他们等待乘船时的照片。
1947年，绛州孔昭明主教顶着政府的压力， 拒绝了政府强迫他离开中国的要求。但是1954年2月还是被强行驱逐，拎着仅有的行李，被3个武装警察押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