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中的行动（下）

星辰，

也只不过是划破时空，

闪烁眼前的一团旧火。

在神经症中，就可能涉及两种可能，如我们提到的梦思那样，唤起的无意识幻想场景激越度超过表象和情感的承受，可能直接导致的“行动上演”（acting out），此时，主体不在，无意识之思在；在极端情况下，还有另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付诸行动”（passage à l’acte），主体要离开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的幻想舞台，因为其处境如此之难，希望立马宣泄带来的焦虑，这样，主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成为对象a。

一、从行动上演到付诸行动

Acting out的无意识上演的剧本，涉及到原始的无意识幻想的激活，此时在挫败的基础上，主体尝试成为他人爱的客体，透过自杀，可以得知对于他人自己是什么。同样，在背后，有着对他人的恨。主体陷入想象的投射的关系中，这导致死冲动的死循环。无意识中的逻辑，从我希望对方死、对方希望我死，到最后，我希望自己死掉。在与他人的恨的极端边界上，会导致自杀的上演。但是，由于此时是无意识的机制，和早年的幻想导致的投射，自杀如果成功，主体什么也没有获得，而是完全的自己内心冲突而产生的臆想的场景，现实并非如此。

从无意识场景的行动上演（acting out），处于冲突中，到最终付诸行动（passage a acte）的自杀。是焦虑的情势在主体发生改变的结果。我们透过弗洛伊德的女同性恋的个案来理解这个过程。

“一个十八岁的聪明漂亮的女孩，来自于一个有良好地位的家庭，导致了父母的不快与焦虑，因为她伴着深深的挚爱，追求一位比她自己大十岁的“社会女士”。她的父母声称尽管这个女人有一个高雅的名字，但她只不过是一个水性杨花的人。他们说，众所周知，这位女士与一个是已婚女性的朋友居住在一起，与她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并同时与一些男人有混乱的关系。这个女孩并不驳斥这些不利的议论，但是她从不允许他们妨碍她对这位女士的崇拜，尽管她从不缺少礼貌与举止上的得体。没有禁止和监督可以妨碍她抓住与这位女士每一个不寻常的在一起的机会，去探知她所有的习惯，在门外或者电车站等待她几个小时，给她送花等等。很明显，这个兴趣在女孩的脑海中已经吞没了她所有其它的兴趣。她不再为教育的学业所困扰，不再思考任何社会职责或者少女的快乐，并且仅仅与少数的女孩保持着关系，这些人要不就是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帮助她，要不就是作为知心女友。她的父母不清楚她与这个成问题的女士关系已经进展到如何了，这种深深的赞美是否已经过了界。他们从未发现他们的女儿对年轻的男士有任何兴趣，或者在他们的关心中得到任何的快乐。同时另一方面，他们感到确定的是，她当下对这个女士的爱慕，仅仅是一种在更显著的层面上的，对她近年来展现的对同性成员的感情的延续，后者早已激起了她父亲的疑虑与愤怒。”

到这里为止，弗洛伊德展现了这个个案最初与父亲的关系，透过无意识中与父亲的冲突，而试图去接近这个女妇人，为的是由此看到父亲对自己的在乎。弗洛伊德对这个同性恋式的关系这样叙述到：“她没有试图欺骗我说她感受到一些从她的同性恋中脱离出来的急迫性。相反，她说她无法设想爱情中任何其它的方式。但是她补充道，因为父母的缘故，她会真诚地协助治疗的尝试，她很痛苦于给父母带来了如此大的悲伤。”

然而，接下来的过程中，一个戏剧性的一幕出现，改变了这种长期的无意识中为了父亲而产生的行动上演的同性恋关系。我们看弗洛伊德的文本：

“在她的行为中有两个表面上相矛盾的细节，尤其使她的父母感到烦恼。一方面，她从不顾忌与她那不受欢迎的朋友一同出现在人流最频繁的街道上，因此对她的名声显得相当的疏忽；同时另一方面，她不蔑视任何可以使她与那位女士约会并隐藏她们的欺骗，借口或者谎言的使用。因此，她在某一领域显得很开放，而另一领域却显得充满了欺诈。在这种条件下不可避免的情形在一天发生了，她的父亲遇到了他的女儿与这位女士在一起，后者他刚刚才知道。他带着愤怒的目光走过她们，预示了坏的兆头。立即地，这个女孩冲了出去，越过了扶墙，跳到了经由附近的郊外铁路线的一侧路堑上。她因为这个无疑是严重的自杀尝试，导致随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呆在床上，幸好没有留下永久性损害。在她康复之后，她发现可以更加容易的为所欲为了。父母不敢于非常坚定的反对她，而这位女士，之前一直冷漠的对应她的求爱，现在被这个强烈激情明显的证据所打动了，开始以一种更友善的方式对待她。”

正是父亲愤怒的目光，让她意识到自己让父亲的失望，这时候，导致主体对于上演的剧本具有意义全无，于是，焦虑袭来，支撑幻想的对象a跌落，主体在当时立马决定赴死。

二、分析家的伦理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家应该直面这个问题，和分析者讨论恨、内心冲突、自杀观念，以便使得挫败的相关经验，得以重新建构其意义。然而，问题在于，自杀的时刻是一个刹那，分析者透过某个环境和内心的契机，即可做出决定。所以，如果没有讨论时间，分析家知情的时候，可以采取各种措施，争取时间，包括强制入院、亲属陪伴等等。如果紧急时刻过去，退行的无意识情感可能消退，而不再有如此强烈的自杀念头。然而，住院最好不要开抗抑郁药物，因为这无法减少主体的对客体的恨，以及无法言语化创伤，反而因为对医生的依赖构成更多的退行，导致更为严重的情况发生。

三、极端或英雄式自杀的伦理位置

在一些极端的或者英雄式的自杀中，与上面的症状性的自杀不同，此时的个体并不会有任何对客体和自己的恨，以及绝望的感受。他们清楚为何要死，这个死亡也具有价值。

例如，明知自己会死的疾病，无法治愈，而只会带来对自己没有任何益处的生活的延喘，带给自己无限的痛苦和家人的负担。现在常见的例如：老年痴呆、肺气肿、大脑动脉硬化、恶性肿瘤、艾滋病等等。一些残障人士、随着年龄增长，或者单纯年纪过大，而家庭环境的问题，也都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另外，一些精神障碍，由于无法清醒地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疾患导致患者生活在一种过度兴奋但是迷幻的世界，虽然没有尊严可言，但是，在患者清醒的时刻，会决定自杀，离开这种自己无法控制的生活状态。最后，有的个体在面对一些极端情况，会为了更为崇高的目标，如人性、爱国主义、乃至科学政治理念等等而选择自杀。这些欲望的伦理，在很多电影中都有放映。如《垂直极限》中开头登山遇到危险的父亲，为了保住队友和自己的孩子，割断了自己的绳子。在科幻或者魔幻的电影中，如《生化危机》，被感染的个体会选择在被完全僵尸化之前自杀。

这些行为是值得尊重的，人具有死去的权利，如果他们这样选择，当然，他们也在这种时刻有同样的活着的权利。

四、其他过激行为

杀害他人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发现为了行动上演而构成恨的投射，而杀死对方；但是也可能出现，除去为了理念而自杀，也有因为这些理念而杀害他人的情况。后者，也构成伦理电影的核心剧情，人在自己生命中需要作出最艰难的选择的时刻。

1997年洛杉矶以南的圣地亚哥市曾发生一起严重的“邪教”天使之门的信徒集体自杀事件，共造成39人死亡。这个邪教是美国一个以圣地亚哥作为主要活动区域的千禧年主义不明飞行物体宗教组织，由马歇尔·阿普尔怀特和邦尼·尼托斯在1970年代早期创立。这个事件的发生是因为这些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信徒，都坚信教主认为，在1997年3月26日，能通过集体自杀来进入跟随在海尔-博普彗星之后的外星飞船。他们为了能够上升到飞船中，必须舍弃自己的身体。因此，这个自杀行为的个体是行动上演，他们并不是要死，而是去另一个星系生活，这个观念是妄想性的。精神病的行动暂时目前不在我们讨论的范畴，精神专科医院的出警部门会专门处理这类事物。

五、自杀行为与存在的关系

我们知道，强迫神经症，涉及到冲动的控制，强迫症也因此时常陷入抑郁，甚至自杀企图中。当然，癔症受制于他人的欲望，也会因为内心冲突而陷入自杀的情势。

为了澄清我们对于死亡的伦理态度。需要涉及的尤其是行动上演的时候对分析者的干预。因为这个时候分析者并不知道自己发生着什么，而只有分析家可能知晓。分析家应该以各种方式告诉对方，一方面是赴死的动机，一方面是赴死的权力。这里就是分析家遭遇的伦理问题。我们透过海德格尔来看看这个问题为何经常处于分析会谈的核心位置（我的同事潘恒向我引介了海德格尔的思想）。海德格尔1949年到1951年间提出的四维体，或者“四方域”物论。

海德格尔透过四维体出发，以死亡来定义人：“会死者是人。人之所以被叫做会死者（die Sterblichen），乃因他们能赴死（sterben koennen）。赴死就叫（heisst）：能承担死之为死。只有人会死。动物只有终止（verendet）。唯有人会死，而且只要人在大地上，在天空下，在诸神面前持留，人就不断地会死。”

当海德格尔在思考人在四维体中的地位和关系的时候，他更多地是从整体人类的生存命运，而非仅仅从一个个体、民族的视角来思考人的存在问题。因此，人，作为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作为曾经，已经乃至将要生存和赴死的所有人的总类。在大地上，在天空下，在神灵前的“栖居”命运明显已成为晚年海德格尔最为关注的问题。  在《存在与时间》中，“死”被称为是“向死而在”的“亲在”的 “最本己（eigenste）的可能性”。亲在“领会着的”向这一最本己的可能性的亲临前行使得死亡“要求亲在作为个别的东西”（als einzelnes）来存在。所以，亲在的“向死而在”既是亲在存在“最本己的可能性”，又是其“无所关联的”（unbezueglich）的可能性。而且，这种“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可能性也还是“无可逾越”（unueberholbar）。因此，悲凉、孤独、惧怕而又无处逃避就构成了亲在“向死而在”之命运的底色和地平线。

我能只能独自赴死，如同弗雷格表示的，我的痛和告诉医生的我的痛并不一样，我的痛是实实在在感受的，而医生只是把这种痛的描述变成他的医学知识的表象。人们的经历因此本身并没有好坏，而首先是经历对于个人的欲望的悲剧，这样，分析家也不可能真正体验这个过程，而是透过话语，使得其中的创伤经验被见证，进而得以安息。所以，在死亡这里，人面对自己的存在，面对那些不可表述之“物”。正是因此，我们需要从存在的根基，从异化的根基，区分无意识幻想支撑的赴死，还是直接遭遇到某“物”（对象a的跌落）的赴死。而后面这一种，是对欲望的原因有所认识，知道它的即将丧失，而决定赴死。

只有对这点有所清晰的认识，认识到人的必死性，才能反照自己的存在，了解欲望，而构成拉康所谓的比死更强的欲望。因此，如同海德格尔，在面对死亡的四维体的理论上，才建构起之后的《筑·居·思》的建筑伦理思想；拉康也从异化和分离的本质出发，建构起分析中的行为过程，与主体的欲望伦理的思想。

我们推荐一部电影《记忆提取》（与梦的提取和改变未来相反，这是提取过去来作为现在用，但也涉及幻想和未来等问题啊）。这部电影在回忆、大他者的话语、以及幻想之间的思想复杂性，也揭示出思想的伦理的问题。

六、遭遇死亡、自杀问题时分析家的伦理抉择

一般性的自杀行为（即行动上演）作为一种症状性的自杀，我在这里指的是潜在的早期心理机制的破灭，歪曲他们对相异性和他性的看法，自体区分于对象能力以及对潜意识的惩罚的需要。早期假想的投射认同机制的存在，早期焦虑的溢出，以及原始的，残酷的，虐待性的过度存在，将会促使受试者在自杀行为发生的那一刻不能加以区分和辨别的能力。他们对对象的憎恨通过身份认同的机制转向了自己，因此他们认为对方恨他们自身，并要他们去死。自我仇恨，增加了另一个想要他们的死亡和绝望的想法，可能释放一个自杀的行为。因此，自杀行为的伦理作为症状是无意义的伦理学。

我想总结一下自杀行为的最终推动的几个因素：

1对所仇恨的他者的关联是普遍存在的。

2.主体对相异性看法模糊，自我/客体区分能力差。他们思考和了解他们的仇恨和绝望的原因，但却没有明确他们赴死的理由。如果他们知道了最后的这个问题的理由，那么我们就不是在处理自杀行为，而是采取了一种激进的自杀行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即这种自杀行为是完全不同的激进的自杀行为。区分激进的自杀和有症状的自杀属于分析师的伦理范畴。

在即将发生的自杀行动上来看，自杀的风险取决于强制性因素的性质。症状行自杀决定在自杀的一瞬。如果没有主体的行动，那么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主体的虚构的失败会招致病理性衰退的减少，自杀风险就会减退并最终消失。那么，在最危险的时刻能做些什么？

1.消除自杀的手段，至少在几个小时内。 这意味着使主体远离在危机期间他们可以行动的高处、汽车、药物、绳索和其他手段。

2.不要让自杀对象独处。保持他们能共处几个小时。

3.在某些情况下，采用以下目标来施展住院治疗是有益的：

3.1 将自杀主体与导致主体感受失败经验的家庭、社会或职业环境分开。 禁止探访者将有助于将这些主体从该环境中断开。

3.2在住院期间婴儿性的退缩是有利的 - 病人在大他人者的照料中，并向他投降。 这可能会缓和惩罚性的残酷的原始超我的功能。

3.3 利用这一时刻，通过对话来接近那些杀人冲突，探索主体与被憎恨客体的关系，他们所假设的失败经验等等。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就不得开具任何药物。许多分析家认为，药物不会消除主体对对象的绝望或者仇恨。相反，它将进一步纠缠到原有的心理机制之中。我们应该把我们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话语和对话的力量之中。

下文，我们将从这四个牵涉到无意识最基本立场的行为出发，来探索精神分析会谈的边界之内的精神分析家的核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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