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练家岗惠济寺
【夸张的“减（移）柱造”】
--- 练家岗惠济寺 ---
将近二十年前，曾去过原平一次，但出于公干，加之当时对原平着实没什么特别的印象。虽住了几天，而且公干的要求也不算太严，但终未曾走出城区一步。随着时间徜徉了这么久，原平的印象早已不清。后来，随着对文物古迹的关注度一天胜似一天，对原平的印象也不过普济桥而已。对于像惠济寺这样的明清木结构，压根没想到有朝一日会去看一眼。后来，惠济寺跻身第七批“国保”，出于对惠济寺彩塑艺术的欣赏，也出于“刷国保”的欲望，此次整理资料时当然把它列入了，毕竟它是目前为止，原平辖区内唯一的“国保”。别说今天的“国保”几乎没门槛，什么垃圾都使劲往进塞，原平古迹中，即便按照严格标准来看，够格的也不在少数，看来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 不久以后就会涌出一批来。
惠济寺，位于原平市区东北中阳乡练家岗村东南，滹沱河右岸的一块土台上。现存庙院座北向南，为一进四合院；没有山门和鼓楼，从钟楼下的门洞进入；从宗教意义上讲惠济寺也属于“五台山文殊体系”，其正殿不是通常的大雄宝殿，而是文殊殿；与文殊殿相对的是观音殿；左右围护厢房。
如此小庙在晋国实在是不值一提，所以尽管庙院中尚保存不菲的宋明彩塑，在晋国以外都算是“上之上品”。但是一直到第七批“国保”，它才挤进了这个还有不少人在乎的“垃圾箱”里。当然，尽管“国保”已经和人民币一样贬值的厉害，毕竟它还是一顶花里胡哨的“国字号”帽子。
我们到原平后展开的第一站就选定惠济寺，走进正殿里，才感觉惠济寺的价值远远不是那几尊宋明彩塑所能表示的。
正殿坐落在宽敞的砖石混砌台基上，面阔五间，进深六椽，单檐歇山顶；殿内梁架四椽栿对前后剳牵用四柱；梁架节点上均有铺作，但与檐下的双假枊五铺作一样，显然是晚期构造，比如最明显的柱头内外两侧劈斜面、笨拙的五边形“猪嘴枊”、细挑的叉手和蹩脚的挑斡等等。不过，角柱的侧脚、生起均肉眼可观。
然而，文殊殿的梁架结构远超出我的见识，之前我看过几百座早期木构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没有这样的。柱网“回”字形，身外无周匝副阶，虽与《营造法式》上规定的“身内双槽”一致，但它仍属厅堂式结构。
梁架构制中同时使用了减柱造和移柱造，殿内原设计只有四柱，这四柱的分布远比普通的“减移柱造”夸张的多：四柱分别置于四个角内，明间次间开阔，尽间狭小，目的就是扩大室内空间。这几乎就是明初“无梁减柱”的前奏，价值突出。
前后槽的内柱上均设一条巨大的内额，和佛光寺文殊殿的构架原理一样，但佛光寺文殊殿的前后槽内柱是相错设置，即前槽内柱设在次间，而后槽内柱设在明间。从表面上看，移动两根内柱只是“技术上”的问题，实际上可能是“思维上”的问题--- 内柱在殿当中，想减去它，思维方向是内额和梁栿的承受力；如果内柱在墙角边，要想减去它，思维方向就不是内额了，而是别的什么构件，比如抹角梁。明初达到“减柱造”的最高艺术境界--- 无梁减柱，其核心思维和技术恰恰就是抹角梁的应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线性承启的思维方向。
惠济寺文殊殿作为“减柱造”的范例，就像现存众多的实例比如榆社福祥寺、佛光寺文殊殿、平定马齿岩寺和繁峙正觉寺等等一样，其基本原理就是，利用前后槽的大内额搭架梁栿而减去内柱，扩大室内自由。惠济寺文殊殿就利用大内额，已经减去了明间左右槫缝下的前后四根内柱，按照正常原理说，成绩已然不小了。上述那些实例基本都是这样的。
然而它运用减柱造的同时，又使用了移柱造，即把次间槫缝下的四根内柱再往尽间方向移动了大约半间，这样就使得室内空间更加宽绰了。但是，这“美好的愿望”在木头的承受力的极度限制下，难以实现。尽管能找到足够长的内额，但它不是无限承受重力的。因此，巨大的内额很快不堪重负而下沉，只好在梁栿相应的位置下临时支柱。
原本的设计是要减柱的，实际的结果是没有减掉。这看起来是劳而无功了，但这内柱从殿当中往边角上的移动，延展了“减柱造”的思维方向。一个设计的价值，未必有多么复杂，往往是简单的一步（甚至这一步可能并非有意识的）就有开创性的意义。
除此以外，文殊殿梁架的其他构造也有其独特之处，比如，左右尽间的两根内柱直抵平梁下，与左右内“角柱”之间设置剳牵连接，剳牵下置压跳，连接稳固。这种做法也为他处未见。
其实，“国保”判定惠济寺是明清建筑是对的，从众多构造和构件特征来看，惠济寺文殊殿都是明代所遗。但是由于庙内有不少碑碣保留着，其中有些碑碣上叙事较为详尽，提到惠济寺建于唐末，宋代重修，之后历代修缮。据此，很多地方资料都说，惠济寺是宋代建筑，或者有“宋代风格”，使得很多“照抄者”都这样说。
从上面举出的很多实例不难看出，惠济寺的构造原理确实是早期，准确地说，那些实例全部指向了金代。换句话说，惠济寺文殊殿现存构筑物是明代的，但其构造原理却是金代的。也就是说，这房子极有可能是明代在金代的基础上重建的。但绝不是有人说的“模仿”--- 明代人模仿了一座金代的房子。
在惠济寺文殊殿，有传说的两根“唐柱”，即左尽间平梁下的两根内柱。柱子上用字条贴着“唐代遗留柱”，这两根内柱是不是唐代的，不用争议。关键在于，不光是这两根内柱，包括四根内“角柱”和右尽间的两根内柱，柱头全部卷杀圆润，绝非檐柱头内外两侧劈出斜面的典型明代做法。可见，这些内柱均是早期构件，这也是文殊殿为明代重建的旁证。至于殿内“能治病的枸杞木”，纯属瞎扯。
【惠济寺·明、清·外檐转角铺作】
除木结构的巨大价值外，在惠济寺的文殊殿和观音殿中，还保存了二十五尊宋、明彩塑。其中文殊殿内的十尊彩塑为宋代作品，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遭到剧烈的破坏--- 除两尊金刚和一尊供养人外，其余彩塑的头都被盗，至今下落不明。这些彩塑的风格与同时代的其他彩塑完全一致，特别是两尊侥幸完好的金刚，与南禅寺、镇国寺的金刚无论是总体造型还是具体装饰细节都很相似，而与同地域的其他明代作品，比如三圣寺则毫无相似之处，足见其为早期无疑。
观音殿内共存明代彩塑15尊，除主尊观音菩萨和两尊供养人外，其余即“十二圆觉菩萨”，造像生动细腻，女菩萨全部是世俗女性温柔娴雅的形象，足可见晚期“宗教世俗化”的印痕。除一尊菩萨头被盗外，其余保存完好。这些作品即便放在彩塑数以十万计的晋国，依然属上乘之作。
从构造形制上看，观音殿为清代早期建筑，两山墙尚存清代壁画，色泽鲜亮，保存完好。另外，文殊殿月台左侧还残存清代晚期角殿一座，殿内也有完好的壁画。院内还保存有宋代经幢和明清碑碣数块，可供参观者旁照惠济寺的沿革。
十月四日一大早，我们在原平展开的寻访第一站就是惠济寺。运气很不错，当我们八点到达门口时，正好看门的大叔在庙里。“血舞”一个劲地和大叔套近乎，不停地说明我们几个人是多么的正经和专业。其实，大叔很厚道，对我们上蹿下跳、满屋子折腾拍照的举动，没有丝毫的反感，反而因为他的庙能引起我们莫大的兴趣而自豪。临走时大叔告诉我们说，他的庙很快就要得到修缮了。如此重要的文物，虽然在晋国显得平凡一些，放之全国，也确实该好好维护一下。可惜，在这之前，被破坏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了，但愿亡羊补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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