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记忆之七——《金瓶梅》是“绍兴造”吗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金瓶梅》是何处造？学者遥指山阴人。
《金瓶梅》是一部描写市井人物的小说，也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小说。这部具有近代意味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意义是里程碑式的，它为中国古代小说演进作出的贡献又是历史性的。
早在20世纪初期，胡适、鲁迅、郑振铎、孙楷第、吴晗等前辈学者，从文学、小说史、明史、写实成就诸方面的研究，都肯定它是一部世情小说，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把《金瓶梅》列为“明之人情小说”之首，把《红楼梦》列为“清之人情小说”之冠，不无深意。酷爱中国古典文学的毛泽东，曾在多次谈话场合中从政治历史的角度评说、肯定和推荐《金瓶梅》。
“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可谓奇中奇，堪称天下第一奇。《金瓶梅》之奇有四：一是首创天下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世情小说；二是敢冒大不韪，笔锋直指社会恶势力、官场丑幕以及最高统治阶层；三是独挑禁区帘，将家庭琐事、女人小事、床笫性事一股脑儿统统晒到光天化日之下；四是不署作者名，给后人留下了一堆扑朔迷离的历史谜团。
如此一部大作居然没留名姓，是何原因，有何隐衷，作者何人，何方人士，缘何写作？1932年，北平图书馆从山西介休收购到一部1617年的明刻本《金瓶梅词话》，刻本前附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其中“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但“笑笑生”只是虚假的笔名，作者究为何人？且慢，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
由此可知，“笑笑生”留下的唯一线索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在长达近80年的岁月中，众多学者循着这一条仅有的线索，争先恐后地走上独木桥，期望第一个走进柳暗花明又一村，拿到解开“哥德巴赫猜想”的金钥匙。学者们不辞辛劳地进行了大量的调研考证，迄今已提出70个之多的（候选）作者名单。其中广为人所接受的是被称为《金瓶梅》作者的“四大说”，即王世贞说、屠隆说、李开先说和徐渭说。
在数十种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说法中，“嘉靖间大名士”王世贞说流传时间最久，早在两本明刻本中就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另有传说，王世贞曾将每页涂上砒霜的《金瓶梅》，送给严嵩之子严世蕃致使其中毒身亡，因而报了杀父之仇。但经吴晗考证，严世蕃并非死于中毒，在他于1934年发表的论文中，证明《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大约是万历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年)。以后更由于郑振铎、鲁迅、王采石等大家的极力否定，使王世贞说发生根本动摇。
屠隆说最早由著名金学家黄霖提出，屠隆是宁波市仓水街屠园巷人。黄霖围认为“屠隆从宁波至京师，一生游历四方，深知商业内幕和市井风情，又从京官沦为乞丐度日，对人生和人心有着透彻了解，因而才能写出这样一部小说。”“万历年间的《金瓶梅》版本作序者欣欣子是在明贤里写下这篇序言的，而明贤里就是宁波城中的鉴桥头乾溪里，欣欣子则是屠隆的族孙屠本畯。屠家最先是从常州迁徙至现在的宁波，常州当时又被称为兰陵，屠隆号笑笑先生，所以兰陵笑笑生就是屠隆。”但随后徐朔方、刘辉等人撰文质疑，使屠隆说的理论弱点和内在矛盾充分地暴露出来。
李开先说始于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吴晓铃所加的一条脚注，此后吴晓铃赴美国讲学时明确提出了“《金瓶梅》作者即李开先”。但诚如多数研究者所指出的，李开先生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卒于隆庆二年(1568年)，比绝大多数学者公认的《金瓶梅》作者生活年代早了约20年；尽管他也曾在仕途上遭受挫折，而一生大体顺遂，其心境与《金瓶梅》弥漫全书的怨愤和悲凉情调相距甚远，难以从李开先角度解读《金瓶梅》。
1999年，绍兴文理学院教授潘承玉在其出版的专著《金瓶梅新证》中，提出《金瓶梅》的作者乃绍兴名士徐渭，为揭开《金瓶梅》作者之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证据。潘承玉从“绍兴老儒说”入手，追踪明代士人评价《金瓶梅》的蛛丝马迹，寻找《金瓶梅》抄本最初源头，追溯到徐渭手稿的唯一收藏者、管理者陶望龄。明末著名文学家袁宏道是较早获得《金瓶梅》抄本的人,而且首先将其见诸于文字记载，此抄本极有可能就是他在陶望龄那里看到的徐渭创作《金瓶梅》小说原稿。
根据潘承玉对小说文本的深入考究，最终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他提出《金瓶梅》的作者除了是位小说家，必定还是一位娴熟的戏曲作家、画家和善于写作官场应用文的幕客，同时具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各方言区（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及著书并藏名于谜的爱好。横跨晚明三朝，集著名画家、小说家、戏曲作家、书法家于一体的徐渭，全部符合上述要素，完全有能力驾驭大部著作《金瓶梅》的写作。潘承玉发现《金瓶梅》和现有的徐渭存世作品，从情节各要素到语言各要素，两者都存在大量细微不觉、又无处不在的相同点和相似点，显示出几乎完全一样的知识视野、思想情趣和写作惯性，无法找到第二个人物的文字，具有和《金瓶梅》如此的相关性。
通过对小说文本与明朝史实的研究，潘承玉又提出足以颠覆金学界传统论断的新观点：《金瓶梅》中所描写的地理原型并非山东清河县，而是浙江绍兴市，从而使绍兴文人徐渭是作者的可能性更加增大。徐渭一生命运多舛，悲愤自泄，成为其写作动机之一。为追怀良师益友、被严世蕃杀害的忠臣沈炼并为其鸣冤，是徐渭作《金瓶梅》的另一重要创作动机。徐渭的坎坷经历在其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阴影，特别表现在看待女性的问题上。这种病态促使徐渭从“审丑”的角度来创作小说，妇女在他的笔下都成了迎奸卖俏的市井淫妇，官不为官，妻不为妻，僧不为僧，开创了中国“审丑”小说的先河。
十年间，潘承玉的“徐渭说”得到了胡令毅、邢慧玲等中美学者的丰富与发展，也越来越“在金学塔尖绽放出耀眼光芒”。几乎把毕生心血都献给金学研究的前辈专家吴敢教授，旗帜鲜明地评价潘承玉的徐渭说，“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甚至包括主张屠隆说的黄霖教授，主张王世贞说的许建平教授，在认真审视了“徐渭说”的论证体系后，也都在有关论著中对潘承玉的研究给予肯定。尽管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研究仍然是各家众说纷纭，但正如学者严云受所说，“无论你是否接受潘承玉的观点，你都不能不被他提出的大量文本材料和相关资料所吸引，因而觉得颇受启迪”。
无独有偶，另一位绍兴学者盛鸿郎经过八年潜心研究，于2005年9月以37万字的《萧鸣凤与金瓶梅》一书，破解了《金瓶梅》的诸多谜团。书中说：《金瓶梅》非山东人所作，而是绍兴人所为，作者应为山阴人萧鸣凤，徐渭等参与修改。《金瓶梅》是一部直指正德、嘉靖王朝的政治小说，小说“主角”西门庆是指居于西华门内豹房里、自封为“大庆法王”的正德帝；继承西门家业的玳安则是指来自安陆国的代王嘉靖帝。盛鸿郎考证认为，萧鸣凤是徐渭的表姐夫，他在编写徐渭年谱的过程中发现，徐渭对萧鸣凤的35种别称和涉及有关问题的150余篇诗文，完整记录了萧鸣凤门生徐阶为掩盖萧作《金瓶梅》的“罪行”。同时也记录了徐阶在徐渭政治风波中怕朝廷顺藤摸瓜从而泄露萧写书之事，策划将《金瓶梅》书稿转移到湖北麻城刘家的曲折经历。
尽管两位绍兴“牧童”对《金瓶梅》作者各有其人，然而却都遥指“杏花村”——绍兴。更有后来人在两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金瓶梅》中的绍兴影子。一位也爱隐姓埋名的研究者“月老”，以图（照片）作为补充，形象地将绍兴与《金瓶梅》的因果关系展现在读者面前：
其一在明朝可查证“一府两县”的府城中，两县治呈东西向排列于府治两侧，并以河为界，只有绍兴一府。小说中虽说西门庆所住地址为“大宋国山东清河县牌坊”，但是明朝时东平府并非“一府两县”的格局。何况小说写道：“(东平府)调委阳谷县丞狄斯彬，沿河查访苗天秀尸体下落”，“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由此得出两县治的具体方位是：清河在东，阳谷在西，两县中间有界河。由此可见小说中故事发生地是山东清河县的观点不严密。
其二小说中西门庆的家在县前街，山东清河县没有县前街，绍兴的县前街自古到今一直存在。从西门庆家到其祖坟有这样一条路线：县前街→东街口→沿东街西行→大街东口→过牌坊、沿大街南行→南门，从西门庆家到灯市去玩的路线是：县前街→大街→大街口→狮子街，狮子街是很多情节的发生地。县前街，东街、东街口、大街、大街口、狮子街、南门等都为明代绍兴府城所有，且都在徐渭家附近。
其三过县西桥就是“大街口”，大街口的叫法估计只有绍兴有，也就是今天的解放路。古代绍兴府城内的山阴大街，它确实既和县前街、东街相连，又和狮子街相连，绍兴府城以中间的府河为界，西边的傍河大路叫山阴大街，东边的傍河大路叫会稽大街，（今叫北、南后街）。县前街以南紧接的是“东街”，东街往南是“狮子街”与“狮子桥”，狮子街就是今天的鲁迅西路。狮子街以南是南门，西门庆家的祖坟在南门外，绍兴自古以来很多城里人的祖坟也都在南门之外。
其四小说写到西门庆所在的山东清河县有察院、盐运司、工部、提刑院、都监、帅府、钞关、盐场等。小小的县城怎么会有府级以上城市才有的建制，内陆的清河又怎么会有盐场呢？而这些衙署机关在绍兴都有。小说还写到西门庆在家请客，来了山东“两司八府”官员。“两司八府”无论和宋代还是明代的山东都对不上号，唯一能对上号的只有明朝绍兴府的“两分司八县”。
其五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绍兴风俗的描写。写到几个市井小人物给别人送礼，送了几瓶“老酒”，又两次写到西门庆在家吃同僚送来豆酒。查明代地方志，老酒和豆酒分别是明代绍兴底层社会和达官贵人喝的两种代表性的酒。小说还出现大量绍兴饮酒名目，如看灯酒、上坟酒、会亲酒、寄名酒、满月酒，大量与酒相关的绍兴菜如糟鲥鱼、糟蹄筋、糟笋、糟鸭，特别还写到绍兴人标志性的服饰毡帽。主要民俗属绍兴，如岁时习俗中的元宵习俗、清明习俗、端午习俗，丧葬习俗中的“摔盆”“跨坟烟堆”，文化习俗中的宣卷、唱莲花落等。关键方言属于绍兴，如存在绍兴方言的人称系统，如舅母有“吴大妗”“大妗子”，接生婆有“蔡老娘”“邓老娘”“屈老娘”，买卖的中介人称“中人”，市井骂人的叫法有“小娘养的”；表层方言中一再出现标志性的绍兴方言“伊”，如“跟伊家人苗青共谋”“不料伊又娶临清娼妇”等。
明代大文学家袁宏道之弟袁中道的《游居杮录》提出，《金瓶梅》这部“极佳”小说，“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致”，是一位“绍兴老儒”“慧人”所作。而唯有徐渭具备《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
如果《金瓶梅》花落绍兴，那么名士之乡就摘得了一颗皇冠上的明珠。如果《金瓶梅》作者确为徐渭，那么青藤道士或将成为中华第一神人。我和所有乡人期待着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