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 “脏腑” 史评述(中)

链接:福建中医药大学国医堂郑敏麟副教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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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论 第二章  中医人读《西方医学史》(上)

3.  总论 第二章 中医人读《西方医学史》(下)

4. 中医 “脏腑” 史评述(上)

 《科学中医脏腑学》

第一部分 总论

第三章 中医“脏腑”史评述

第三节 中医脏腑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

古典脏腑理论阶段

在第一阶段(前脏腑理论阶段)中,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医疗实践经验的医学经验和药物学知识,都是杂乱无章和不成系统的。中国的古代医学的先驱们,在当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以当时医家的粗略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为主干和构架,对这些庞杂和零散的医学经验和药物学知识进行了系统的大总结,逐渐形成以心、肝、脾、肺、肾为中心的五个脏腑系统,以及与其相对应的以性、味、归经为中心的药物理论,这就是中医的“脏腑理论”。中医由此也进入了飞速发展、繁荣昌盛的第二阶段——古典脏腑理论阶段(注:本章节的提到的“中医脏腑理论”均指“古典脏腑理论”)。

在这一阶段,由于当时的医家对他们当时的解剖学、生理学知识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因此,他们亦认为中医脏腑理论中五个功能系统的核心的五藏与解剖学的五个脏器与是完全等同。

一、时间跨度:约公元前300年~约公元1900年,即开始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难经》成书以后,结束于清末、民国初年“中西汇通派”出现以前。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9世纪后半叶,时间长达2200多年,是中医脏腑理论成型的主要阶段。

二、内容:

在中医整体观念下,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的互相联系可以归纳为“以五脏为中心,内联六腑,外络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的五组征象和症候群(即“藏象”),分别归属于心、肝、脾、肺、肾五个脏器统辖,这就形成了完整的中医“脏腑理论”。“藏象”是“脏”的表象,受“脏”所主,是以“脏”为中心的人体五个生理与病理系统。具体如下:

脾:脾位于中焦,与胃以膜相连。脾为阴中之至阴,和胃相为表里,足太阴脾经与足阳明胃经,相互络属于脾胃。主要生理功能是主运化、主升和统摄血液。脾和胃同属于消化系统的主要脏器,饮食物的消化及水谷精微的吸收转输,主要依赖于脾和胃的生理功能。机体生命活动的持续,精气血津液的转化,各脏腑经络功能的发挥,都有赖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的濡养滋润或提供物质原料,故将脾胃称为“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及“脏腑之本”。脾开于口,其华在唇,在志为思,在液为涎、主肌肉与四肢。脾在五行属土,其味甘,其色黄,脾主四时、王于长夏,主中间。

肾:肾为阴中之阴,与膀胱相表里,经脉属足少阴,与足太阳膀胱经相互络属。肾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藏精,主水,主纳气。由于肾藏“先天之精”,主生殖,为人体生命之源,脏腑阴阳之本,故称肾为“先天之本”。肾所之藏精及其所化之肾气(包括肾阴肾阳)有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和生殖的作用,并维持整个人体生理的动态平衡。所以说,人之生身源于肾,生长发育基于肾,生命活动赖于肾。肾在体合骨,藏精生髓,通脑,其华在发,开窍于耳及二阴,在志为恐、惊,在液为唾,在神主志。肾在五行属水,其味咸、其色黑,主北方、王于冬季。

肝:肝位于腹部,横膈之下,右胁之内。肝为阴中之阳脏,与胆相表里,经脉属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阳胆经相互络属。肝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疏泄,主藏血,主升发,喜条达,体阴而用阳。肝在志为怒,在液为泪,肝在体合筋,其华在爪,开窍于目。肝在五行属木,其味酸,其色青,肝王于春季,主东方。

心:心为阳中之阳脏,与小肠相表里,其经脉为手少阴经,同时和手太阳经相互络属。心的主要生理功能有:主血脉,推动血液在经脉中运行不自息。主藏神,主宰人的精神、意识、思维及心理活动。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在体合脉,其华在面,开窍于舌,在志为喜,在液为汗。在五行属火,并与自然界的南方、夏季、苦味、赤色等密切相关。

肺:肺为娇脏,肺脏清虚而娇嫩,吸之则满,呼之则虚,为脏腑之华盖,百脉之所朝会。肺为阳中之阴脏,与大肠相表里,与手大阴肺经和手阳明相互络属。肺的主要生理功能是:司呼吸而主一身之气,主宣发肃降而输布水液,朝百脉而主治节。肺为气之本,魄之处,在体合皮,其华在毛.开窍于鼻,在志为忧,在液为涕。肺在五行属金,并与自然界的西方、秋季、辛味、白色等密切相关。

三、与同时代的西方医学史对比: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公元前377年)并没有用他所掌握的粗略解剖学来指导内科的医学实践,而是根据西方当时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四种元素说(认为世界是由火、水、风、土四种元素主成的),提出与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相类似“四体液学说”,用于指导临床实践。

过了500年之后,希波克拉底的粗略解剖学,再经古罗马名医、解剖学家盖仑(G1en,公元130-201年)的进一步完善,但仍有许多错误;由于野蛮、愚昧的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文化科学受到严重摧残,致使这些错误又一直持续了1000多年,直至16世纪比利时医生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2.31-1564.10.15),著述了人体解剖学的权威巨作《人体的构造》(共七册)一书,系统地记述了人体器官和系统的形态和构造,纠正了盖仑的200余处错误,才奠定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体解剖学的基础。

17世纪,生理学快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一门比较完善的学科。但,17世纪的医术仍与中世纪相仿,“四体液学说”依然是医学的理论基础,大部分临床医生仍是些江湖医生,迷信、符咒等一些肤浅的治法仍被理发匠、屠夫等没知识的人所采用,种种怪论层出不穷。

西方医学是在16世纪解剖学的基础上,经过17世纪的生理学,18世纪的病理解剖学,19世纪的细胞学、细菌学等学科的发展,直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药理学的巨大进步,才逐渐成为今日的比较完善的医学科学。

四、点评:

1、单纯凭借古代粗略的解剖学,无法建立能真正指导临床的医学理论系统,而中医脏腑学说却很好地承担了这种重任,这是世界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粗略的解剖学,只是对人体解剖结构非常粗糙的了解,只是对人体中很少的部分脏器作粗糙的描述,并根据肉眼所见的解剖结构对其生理功能作出简单的猜测。事实上,这些描述和这些猜测,很大部分是错误的。

从西方医学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粗略的解剖学是对内科学是没有帮助的。没有了生理学、病理学和药理学,即使正确、精细的现代解剖学也仅对外科学有指导意义、而对内科学基本上没有帮助。西方医学是在16世纪解剖学的基础上,经过17世纪的生理学,18世纪的病理解剖学,19世纪的细胞学、细菌学等学科的发展,直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药理学的巨大进步,才逐渐成为今日的比较完善的医学科学。然而,直到19世纪之前,西方的大部分临床医生仍是些江湖医生和巫医。

而以内科学为主的中医,在完全没有经过生理学、病理学、细胞学、细菌学和药理学这些学科的漫长的研究发展阶段,在从公元前3世纪就直接进入了医学高度发展和繁荣的阶段。这可以说是世界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究其原因,中医脏腑学说的确立是其中关键。

2、中医脏腑理论的三个知识源头

以内科学为主的中医,在完全没有经过生理学、病理学、细胞学、细菌学和药理学这些学科的漫长的研究发展阶段,在从公元前3世纪就直接进入了医学高度发展和繁荣的阶段。这个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古代中医是如何做到的呢?聪明智慧的古人仅仅用粗略的解剖学就建立了中医脏腑学说和完善的医学体系吗?

答案是否定的。

以五脏为中心的中医理论,其主要来自于三个知识源头的完美融合,古代粗略的解剖学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第一个知识来源:粗略的解剖学知识,以及从粗略的解剖学结构出发对器官的功能作出简单的猜测的更加粗糙生理学知识。

粗略的解剖学知识,以及从粗略的解剖学结构出发对器官的功能作出简单的猜测的更加粗糙生理学知识,是形成中医脏腑理论的种子和胚芽。

如前所述,自从中华大地上的人类文明发端开始,人类就有着战胜病痛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促使研究人体和疾病的关系,就出现了最早的医学萌芽和最原始的医生。医生要想认识人体产生疾病的原因和如何治疗疾病,首要要认识人体的构造和组成。而宰杀的动物和战争中破损的人类尸体为这些原始的医生认识内脏提供了可能。一些勇于探索的医家为了更好地了解人体和治疗疾病,开始了人体解剖学的研究,正如《灵枢·经水》所述“若夫八尺之上,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后来虽然由于中医脏腑理论的发展,又慢慢模糊了对解剖结构的认知,但在《内经》、《难经》等等很多中医古医籍中可以看到它们的遗留的痕迹。有关解剖方法和结果的论述还散见于《灵枢·肠胃》、《灵枢·骨度》、《灵枢·脉度》、《灵枢·本脏》、《灵枢·天年》及《素问·诊要经终论》等篇中。在《灵枢·肠胃》中,还采用分段累计的办法,度量了从咽以下直到直肠的整个消化道长度,得出的数据与近代解剖学的统计数据基本一致。

从解剖实践得来的知识促进了人们对脏腑生理功能的认识,如心主血脉、肺主呼吸、肾主生殖、肾主水液、胃主受纳腐熟、大肠主传化糟粕、胆藏精汁等,都是以解剖知识为基础的。如从肺脏通过支气管、气管连着鼻腔,推论出“肺主呼吸”的功能;从心脏连着大血管,推论出“心主血脉”的功能;从肾脏通过输尿管、膀胱和尿道开口于外阴,又在生活中观察到男女通过外阴交合而生育,推论出“肾主生殖”、“ 肾主水液”的功能,诸如此类,等等。

这些对脏腑的解剖和生理功能的初浅认知,是中医脏腑理论形成的最原始素材和最开始的发端。

第二个知识来源:古代广大劳动人民的医疗实践经验。

古代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日积月累了丰富的的医疗实践经验,是形成中医脏腑理论的养料和血肉。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述的文明史可以追述到黄帝轩辕(公元前2717-前2599)以前。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日积月累了丰富的医学经验和以植物药为主的药物学知识。

在公元纪年之前的两、三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在华夏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古代广大劳动人民日积月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是产生脏腑理论的最重要的源泉。古代医家通过长期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与体悟而得出中医脏腑理论。对脏腑生理功能和病理状态的认识,有一个通过外在症状的观察,以推测身体内在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的认知过程,从而渐渐总结出相关脏腑理论的规律。这些理论又必须再接受临床实践的检验,能够指导临床实践的脏腑理论被保留下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反之,则被淘汰。如“肾主生长发育、主生殖、主骨”的理论,对临床不育症、小儿发育迟缓症、早衰症、老年痴呆症等证的防治和各类骨折的治疗,都有重要指导意义,故得到保存和留传。

中医脏腑理论,只有在充分整合、并融会贯通了古代劳动人民在医疗实践中积累的丰富临床经验,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从实践中升华而来的脚踏实地的理论;只能这样,对中医的临床实践才有指导意义。

第三个知识来源:元气论阴阳五行 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指导和参与了上两个知识来源的归纳和统合。

中国古代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指导和参与了上两个知识来源的归纳和统合,是形成中医脏腑理论的框架和模具。

不管是古代广大劳动人民的医疗实践经验中积累的丰富的医学经验和以植物药为主体的药物学知识,还是粗略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都是杂乱无章和不成系统的,都只是非常庞杂和零散的,很难组成一个系统有序的医学理论用来指导临床。

这时候,中国古代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对上述两个知识来源的归纳和统合方面就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元气论”所包含的整体观与过程观,促使了中医脏腑学说完成从实体向功能的演化。而“五行学说”的引入,是脏腑学说的五个脏的功能子系统得以确立。

中国古代医家在“阴阳五行”的世界观指导下,古人先根据粗略的解剖学知识和更加粗略的生理学知识、并结合临床中的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认为肺、肝、心、脾、肾五个脏器是人体生理和病理的核心,称之为“五脏”。然后,再根据各脏的生理和病理特点、以及五脏之间生理和病理的互相关系,与“五行”属性的相似性,把分属“金、木、火、土、水”五行,并根据长期在疾病诊疗过程中总结的除五脏以外的其他器官生理征象和病理症状与五个主要脏器的联系的密切程度,分别归属于五脏,这就形成了体内的五个脏腑子系统。同时,根据临床总结的药物的药性,与这五个脏腑系统的相互作用,反推出药物的阴阳五行属性。

同时,根据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宇宙万物都可根据五行属性分为五类;而根据五运六气理论,年、月、日、时均有其五行属性;而五个脏腑系统原本就是根据五行理论建立并分别归属于五行的;于是,通过“五行学说”这个媒介,宇宙万物和时空,均与人体的五脏和脏腑系统成为一个完整的天人合一的统一体。

以“阴阳五行”学说为蓝本和指导构筑的中医脏腑理论的五个脏腑子系统,其属性既能基本符合其哲学意义上的特质,又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的医学规律水乳交融而不相背,体现了古人无与伦比的天才与智慧。

这个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从公元前3世纪)《黄帝内经》、《难经》成书以后,就已是一个完整自恰的理论体系。中医脏腑学说,作为中医理论的核心,指导了中医的治病临证用药整整2000多年,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中医脏腑理论中的心、肝、脾、肺、肾,已非解剖学的实体脏器,但二者之间又并非毫无关联。这种关联度和相似度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当时医家的粗略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的正确程度的大小。

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医疗实践经验的医学经验和药物学知识,都是杂乱无章和不成系统的,中国的古代医学的先驱对这些庞杂和零散的经验和知识进行了理论系统的大总结,以便用以指导临床。

在当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以心、肝、脾、肺、肾为中心的五个脏腑系统逐渐成形,这就是中医的“脏腑理论”。于是,中医的五脏渐渐脱离了解剖实体的内涵和外延,而成为脏腑理论中五个功能系统的核心,而被中医赋予新的内涵和外延。因此,可以说,中医脏腑理论中的心、肝、脾、肺、肾,已非解剖学的实体脏器,而是成为中医脏腑理论中五个功能系统的核心的一种符号。但,因为脏腑理论的形成中,当时的粗略的解剖学知识、以及从粗略的解剖学结构出发对器官的功能作出简单的猜测的更加粗糙生理学知识,都起了重要作用,都是脏腑理论形成的重要的理论来源和根据,所以,二者之间又并非毫无关联。这种关联度和相似度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当时医家的粗略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的正确程度的大小。

此外,由于当时的中医家自认为,他们的解剖学、生理学知识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他们亦认为中医脏腑理论中五个功能系统的核心与解剖学的五个脏器与是完全等同。在这一点上,古人是深信不疑的;但从今天我们的眼光来,则完全不然;所以,在这个阶段,藏与脏貌合而神离。

4、中医脏腑理论的创立,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脏腑理论,使中医在完全没有经过生理学、病理学、细胞学、细菌学和药理学等学科的漫长的发展阶段,在公元前3世纪就直接进入了医学高度发展和繁荣的阶段。

粗略的解剖学,只是对人体解剖结构非常粗糙的了解,只是对人体中很少的部分脏器作粗糙的描述,并根据肉眼所见的解剖结构对其生理功能作出简单的猜测。事实上,这些描述和这些猜测,很大部分是错误的。

从西方医学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粗略的解剖学是对内科学是没有帮助的,即使正确、精细的现代解剖学也仅对外科学有指导意义、而对内科学完全没有帮助。因此在19世纪之前的西方,大部分临床医生仍是些江湖医生和巫医。

而以内科学为主的中医,则完全没有经过生理学、病理学、细胞学、细菌学和药理学这些学科的漫长的研究和发展阶段,在公元前3世纪就直接进入了内科学高度发展和繁荣的阶段。这个现象可称为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究其原因,应归功于中医脏腑理论的建立。

在中医脏腑理论创建之前,中国的医学,只是大量的零散混乱、不成体系的民间治疗经验。而中医脏腑理论体系的建立,使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形成五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子系统,再通过五行学说,这身体内的五个子系统又与天地万物、宇宙时空均产生了关联;同时,通过观察中药对人体五个子脏腑系统生理和病理的相互作用,又反推出了中药的四气、五味、归经。由此,就产生了以一个五脏为中心,天地包罗万象的中医理论巨系统。这个巨系统统合了民间所有的治病用药经验,并反过来对中医的治病、用药起了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5、脏腑理论的创立后,中医的脏腑概念便逐渐脱离解剖实体器官的实体,完成了从实体到功能态的演化。

中国古代医家克服了当时落后科技的困难,越过时代的局限,通过移植借鉴当时的哲学等方法,成功地完成了脏腑概念由实体器官到功能态的转移演化。虽然战国的医家早就知道并在《内经》中阐明了“要真正战胜疾病,必须先探明疾病的根源”的医学之方法论,是一条最脚踏实地的医学发展的正确道路,即如西方医学的发展所走的路径。但要探明疾病的根源,必须以完备解剖、生理和病理等学科为基础;但,限于当时的解剖学很粗疏,其他学科还永未到产生之时;要说明发病的机理,不得不采取“黑箱”的方法论,天才地创立了中医脏腑理论。

《内经》借鉴移植当时的哲学方法进行思辨,同时放弃了器官解剖观察、进而转向对自然条件下的人体的外在表象的观察来揣测身体内部生理病理原因(即今人所谓“黑箱”),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是由于当时医学的内在矛盾——当时医学科学的基础研究的极落后水平与古代医生治疗疾病的迫切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伴随着“黑箱”方法的兴起和缘此出现的中医脏腑理论的巨大成功,解剖学方法便无可奈何地让出其在中医学中的地位,脏腑概念的内涵便发生了背离解剖实体器官的嬗变——从实体向功能的演化。

6、脏腑概念虽然了悄悄完成了从实体向功能的演化,但并没完全脱离解剖实体实体,而是二者并存于医疗实践和中医理论的典籍中,混为一谈。

如“肝生于左”的就是此现象的一个典型例子。

首先,《内经》有对肝脏的解剖位置的明确记载。《灵枢·论勇》曰“肝举而胆横”,这说明肝、胆的位置相邻。《灵枢·本脏》云“肝大则逼胃迫咽。”这表明肝与胃的位置较为接近。《灵枢·本脏》又云“肝高则上支责切胁”杨上善认为“责”当为“膈”,是肝在膈下。综上表明,古代医家已经知道与现代解剖学基本一致的肝的部位,表明“肝生于左”不是从其解剖位置而言。

其次,《内经》除了对肝脏的解剖位置的明确记载,还有“肝生于左”的表述。“肝生于左”一词见于《素问·刺禁论》“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隔肓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旁,中有小心”。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素问·阴阳离合论》所说“圣人南面而立”,因此,《内经》上讲的“左右”,是人体背北面朝南时的左右,即前方为南方,左东、右西、后北。“肝生于左”之“左”不是指我们身体的左侧,而是指“东方”。

《内经》云“阳从左,阴从右。”《素问·六节脏象论》云“肝者……此为阴中之少阳,通于春气。”《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春气始于左。”“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的天人相应整体观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从五行上看,肝属木,与自然界中风、春、东方等一类具有生发向上性质的事物和现象相联系。同时,天地自然界间气的升降运动方位特点是阳气从左上升,阴气从右下降。因此,“肝生于左”之意是指肝阳之气从左生发、疏泄的功能特性。(《黄帝内经》肝脏腑理论发生学研究)

《内经》中常常把对脏腑的解剖实体的描述和五行化、功能化的描述混为一谈的情况比比皆是。

7、关于中医脏腑理论中逻辑推理的缺陷和错误

①中医最常用的思维逻辑“取类比象”,就是一个不严密的逻辑推理,可能出现错误的推理结果。

何为“取类比象”?中医书籍是这样描述的:“取类比象”是古代中医特有的一种认识事物的方式。“取类”,即把具一系列属性上的相似点的事物归为同一类;“比象”,即已知同一类其中一个对象还具有其他的属性,由此推出另一个对象也具有相似的其他属性的结论。

由此可见,“取类比象”并无神秘之处,亦并非中医的专利,它其实就是逻辑学中的“类比推理”。所谓类比推理,就是由两个对象的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性质,推断它们在其他性质上也有可能相同或相似的一种推理形式。

类比推理的基本原理可以用下列模式来表示:

A对象具有属性a、b、c,另有属性d,

B对象具有属性a、b、c,

==========================================

所以,B对象具有属性d。

中医中“取类比象”(类比推理)的例子如:

花类药质轻飘,其性多飞扬而多发散,所以它的药用功能是多治头部疾病,故有“诸花皆升”之说(但“旋复花独降”)。

贝壳类药质沉重,其性多易下沉,故贝壳类药多用于重镇潜阳安神,谓之“介类潜阳”,如珍珠母、石决明、龙骨、牡蛎者(但鳖甲等则被视为所谓的“血肉有情之品”谓之滋补肾阴)。

类比推理有或然性,是一种主观的不充分的似真推理。因此,要确认其猜想的正确性,还须经过严格的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

类比的结论具有或然性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对象之间不仅具有相同性,而且具有差异性。就是说,A,B两对象尽管在一系列属性(a、b、c)上是相似的,但由于它们是不同的两个对象,总还有某些属性是不同的。如果d属性恰好是A对象异于B对象的特殊性,那么我们作出B对象也具有d属性的结论,便是错误的。例如,地球与火星尽管它们在一系列属性上是相似的(太阳系的行星,存在着大气层,适于生命存在的温度等等),但是地球上有生物,能不能说火星上也有生物呢?不能,因为火星还有不同于地球的特殊性。航天科学考察表明,火星上并未发现什么生物。另一方面,对象中并存的许多属性,有些是对象的固有属性,有些是对象的偶有属性。比如,血液循环是人体的固有属性,而吃了鸡蛋产生过敏反应,这是个别人身上的偶有属性。如果作出类推的d属性是某一对象的偶有属性,那么另一对象很可能就不具有d属性。

类比推理的适应范围:尽管类比推理可以在某类个体对象与另一类对象之间进行,但是类比推理却不能在某类与该类所属的个别对象之间进行。如果以为类比推理是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压缩,那就错了。类比推理只能在两个不同对象或不同领域中进行过渡。

类比推理错误之一:

有人以为存在着这样一种类比推理:

S类的某一个体具有属性a,b、c、d。

S类具有属性a、b、c

==========================================

所以,S类具有属性d。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是凭主观想象用类比推理的模式去描述了一个实际上是归纳概括的逻辑过程。诚然,无论是归纳推理是类比推理都是已有知识的外推和扩展。但是不能因此而混淆了两种推理方法之间的根本区别:归纳推理是从个别(特殊)概括到一般,而类比推理是从某一特定的对象或领域外推到另一个不同的特定的对象或不同的领域。

类比推理错误之二:

还有人认为有这样一种类比推理:

S类对象具有属性a、b、c、d。

S类的某一个体对象具有属性a、b、c。

=============================================

所以,S类的某一个体对象具有属性d。

这种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这是凭主观想象用类比推理的模式去描述了一个实际上是演绎的逻辑过程,演绎推理是从一般推出个别(特殊),而类比却是从某一特定对象或领域外推到另一个特定对象或领域的。这种根本区别不能混淆。

中医有否正确运用“取类比象”推理思维方法?事实表明,中医运用“取类比象”推理时经常很天马行空,如“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这种天马行空的“取类比象”推理思维方法,足以让现代的很多人瞠目结舌。当然,结局并没有那么糟,因为医学毕竟是一门必须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的科学,所以,经过3000多年中医临床实践的检验和淘汰,最后能留传到今天的大多数是经过无数中医家的无数次临床实践验证、有一定生命力的理论;而其他的奇思妙想、胡思乱想都在历史和时间的长河中慢慢地消亡了。

但由于这种“取类比象”中的事物的联系,多属非因果关系,有的仅是生活经验的总结,有的仅对是少数和部分临床个案的总结,有的是仅仅根据当时公认的“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理论学说的“想当然”的一种推论,甚至有些是纯粹的主观臆想,再加上中医缺少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科学精神,所以,不可避免的在流传下来的中医典籍中,也还存在有很多错误。试举例如下:

《难经·三十六难》:“脏各有一耳,肾独有两者,何也?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难经·四十一难》云:“肝独有两叶,以何应也?……肝者,东方木也。木者,春也。万物始生,其向幼小,意无所亲,去太阴尚近,离太阳不远,犹有两心,故有两叶,亦应木叶也。”这是靠对五行学说的主观臆想,曲解解剖形态学。

《灵枢·本脏》云:“黑色小理者,肾小;粗理者,肾大”。“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缓;皮急而无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结”。这里通过皮肤色泽、纹理及其厚、薄、急以及腠理的密、粗、疏和毫毛的美且粗、稀或无等形态结构的特点,推知肾之大小,膀胱(三焦)之厚、薄、缓、急、直、结等解剖学知识。显然,这种认识并非大量解剖标本观察基础上的对肾、膀胱(三焦)、腠理、皮肤、毫毛形态联系规律之归纳,而是在“以表知里”方法得出肾与膀胱(三焦)、外应腠理毫毛结论之后,换言之,即在“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的前提下,从腠理、毫毛的形态结构推知。肾、膀胱(三焦)的结构形态。在这里,获取解剖知识的手段(解剖方法)显然已嬗变为“以表知里”。

《难经·三十三难》云:“肺得水则浮,……肺熟而复沉……肺者,非纯金也,辛、商也,丙之柔。大言阴与阳,小言夫与妇,释其微阴,…其意乐火,又行阳道多,故令肺得水而浮也。肺熟而复沉,……故知辛当归庚”。此处偷换物质的金、木、水、火、土概念与抽象的五行概念,推理出中医理论并用于指导临床。

《素问·脏气法时论》云:“肾色黑”,《难经·三十四难》云:“肾色黑”。肾之解剖色泽并非黑色,肾色黑是因肾属水,水与黑相应,故有“肾色黑”之说。《素问·刺禁论》“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王冰从天人相应角度解释:“肝象木,主于春,春阳发生,故生于左也;肺象金,主于秋,秋阴收杀,故藏于右也”。丹波元简之《素问识·刺禁论》对此注云:“人身面南,左东右西,肝主春生之气,位居东方,故肝生于左,肺主秋收之气,位居西方,故肺藏于右”。《先哲医话·多纪桂山》引山田业广之言曰:“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其所谓生者,言生长其气于左。凡《素问》中言,生者皆同,言左者,非言位置,肺藏于右亦然。验之于实际,病在左者宜疏肝泻肝,可以见也。”因此,“肝左肺右”并非言其居位,实乃受五行学说影响,根据肝属木,主春气(升),居东方(左);肺属金,主秋气(降),居西方(右),经取象比类推演而来,是根据五行理论的纯粹推论。

以脏补脏的临床实践,其理论依据无疑根植于《内经》的“比类取象”、“同气相求”等思想。《别录》云肾“补肾气,益精”。《圣惠方》以牛肾粥治“阴萎气乏”。《日华子本草》言羊肾“补虚耳聋,阴弱……止小便”。《中国中医独特疗法大全》云猪肾“适用于慢性肾炎”。可见,以肾补肾存在着以动物的解剖实体器官治疗人体解剖实体器官的病变(如慢性肾炎)以及人体非解剖实体的“肾虚”病变(如耳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内涵。这种以解剖实体用治非解剖实体病变的悖论实践,至今仍在不知不觉中继续着。

8、为什么我国以五行学说为哲学指导产生的脏腑学说,对中国医学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希波克拉底以西方类似五行学说的四种元素说(火、水、风、土)创立“四体液学说”,却对西方医学没有明显的指导作为呢?

首先,中医脏腑学说不是纯粹发端于中国古代的哲学“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只是起着指导和统合作用,而中医的脏腑学说是根据当时以粗略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为根据而创建的。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只根据古希腊哲学“四种元素说”的一种凭空想象和简单推论,虽然希波克拉底本人是有一定解剖学知识的,但他所创立的“四体液学说”却是完全了脱离了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一种“奇思妙想”。

其次,“四体液学说”只是一种内容匮乏、缺少临床验证和指导意义的希波克拉底个人创立的简单学说。而中医脏腑学说却是统合了古代广大劳动人民的医疗实践经验中积累的丰富的医学经验和以植物药为主的药物学知识,以及粗略的解剖学、生理学知识的一门充满了临床经验和验证的医学前科学。

第三,不知仅仅只是巧合、还是古人天才的直觉,以“五”基数的五个子系统,能全面系统地阐明人体九大系统的横向联系及其相互作用,此点我们在后面章节(本书的第二、三部分)的阐述中大家将会明了。

第四,同时代的波克拉底学说和《内经》一样,在医学的方法论方面,都是倾向于整体论的。但波克拉底整体论方法的夭折,缘于西方“原子论”、“还原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的主导文化思想的选择;《内经》整体方法的成长发育及其在中医学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则缘于“元气论”文化思想的选择。

9、“元气论”文化思想正是脏腑学说顺利完成从实体到功能态演化的外部条件。

如前所述,单纯凭借古代粗略的解剖学,无法建立能指导临床的医学理论系统。为了发展出能指导医学的理论,中国古代医家尝试让医学研究超越解剖学,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在这一方面,“元气论”功不可没。从古到今,西方的哲学主流是还原论和原子论;主导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是“元气论”的自然观。

春秋时期,老子提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老子·四十章》),孔子也论述了“道”与“器”的关系;从此以降,以道为本,以器为末,以道为体,以器为用,形成“重道轻器”、“尚无薄有”的社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本身就站在解剖学等实证科学的对立面,而对中医脏腑学说背离解剖方法的演化表现出认同及强化作用,使得“粗守形,上守神”(《灵枢·九针十二原》)成为《内经》医学思想的主流。后来人在老子有关“道”和“无”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元气论”。

“元气论”的主要观点如下:①气乃无形质可见,其内部没有空隙,外部没有边界的连续性物质。②世界本源于气。③气自身具有运动属性——气化,其动因缘于气的内在矛盾,即阴阳两个方面,阴阳的相互作用,使气处于聚合弥散、升降出入等运动状态中。

“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 (《正蒙·神化》)。自然界各有形质的具体实物,皆气聚合而成,“气凝为形”(《物理小识·四行五行说》)。“虚空”亦弥漫着气,“虚空即气”(《正蒙·太和》),“空皆气所实也”(《物理小识·气论》)。如此,则整个天地自然,无论是具有具体形态的实物,抑或各实物之间看不见、摸不着的“虚空”,皆由气组成,都充满着气,“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所不同的只是实物和“虚空”中气的存在形式不同,前者呈“聚合”状态,而后者呈“弥散”状态,故哲学大师王廷相云:“有形亦是气,无形亦是气,道寓其中矣”(《慎言·道体》)。张载则云:“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正蒙·太和》)。这样,整个物质世界便统一于气这一物质本原中,气凝聚而为实体,实体又复散为气;物质的连续性和间断性处于不停的转化中,以气为中介,一物亦可向它物转变。整个自然界就是这样永恒地“流动”着。

“元气论”认为,世界是一个统一于“气”本原的有机整体,事物处于永恒的运动和变化之中,而这一变化和发展是以时间为主轴的气化活动的“过程流”,一切有形事物的存在不过是这一“过程流”的瞬间表现或空间记录。正如张岱年所说“中国的辩证思维中最具特色的,应该是整体观点与过程观点。中国哲学与中国医学都是把全世界看作一个整体,把每一个人的身心,每一个动物,每一个植物,都看作一个整体;同时又把全世界看作一个过程,把每一个事物的存在也看作一个过程。”

总之,“元气论”的哲学思想塑造出东方文化,肇始之初便专注于整体和过程的传统,并导致中医学最终舍弃了解剖结构实体这一观察对象,“司外揣内”取代解剖学方法并迅猛崛起。

脏腑学说整体系统观念的确立,就其过程来说,经历了两次跃迁。第一次是实体到功能态的演化,使脏腑学说的建构置于元气论思想基础之上。此时,脏腑学说便具备了整体系统特征,这是元气论自然观自身特征所决定的,这一次跃迁实现了系统观念从无到有的突破。第二次跃迁是五行学说的介入,这一跃迁使业已具备的系统观,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条理化,五行学说的引入是脏腑学说系统观念最后确立和成熟的标志。

【参考文献】:

[1]李如辉:脏腑学说的演进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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