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春 | 乱世佳音：碑刻中映射的明季西南历史
乱世佳音：碑刻中映射的明季西南历史
付 春
摘 要：在历代文人墨客的眼中，界鱼石一直代表着一种咫尺鸿沟的地域隔绝现象。前人把明崇祯年间云南巡按姜思睿“星云日向抚仙流，独禁鱼虾不共游；岂是长江限天堑，居然尺水割鸿沟”的诗句镌刻在界鱼石旁，视为理解这一现象的圭臬。但事实上，姜诗所表述的并非这一意思，诗的后四句则笔锋一转，论述“燎原已扑”“解网应消”“河清相投”，来说明两河之鱼可以互通有无。可以说“界鱼石”的现象是一种区分“汉”与“非汉”两种文明的界限，也是一种抗拒统一，偏安一方的地方割据自雄现象。但在姜思睿看来，任何关山险阻的自然环境、纷繁复杂的民族状况，也不能抗拒统一，这就是诗句中蕴含的深厚的政治蕴意。
关键词：界鱼石；明季 ；西南历史
在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海门村境内有一条长约2公里的河，它像一条玉带一般把玉溪著名的两大湖泊星云湖和抚仙湖悄无声息地连在一起，由于地处海门村，形似玉带，所以被称之为海门河或玉带河。因星云湖水面比抚仙湖高3米，湖水通过海门河流入抚仙湖。抚仙湖盛产抗浪鱼，星云湖独多大头鱼。有趣的是，抗浪鱼从不南去星云湖，最多游到海门河中部就戛然返回。而星云湖的大头鱼也仅游到此，好像那里是国界线一般，谁也不能僭越一步似的，即所谓的“两湖相交，鱼不往来”，因此海门河又有隔河之称。在隔河中段有一巨大的赭色碳酸盐巨砾块，其背靠野牛山，面临隔河。石上刻有“界鱼石”三字，好似两湖之鱼以此石为界，由此清代之人在石旁题字：“石怪鱼惊”，认为鱼以石为界，是因石头奇形怪状，鱼儿害怕，以此为界。因有两湖之鱼“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奇迹，界鱼石成为了江川县一大盛景，历代文人雅士在此题咏甚多，吟咏这一奇特景观。在江川县文联出版的《江川古今诗联选》中，界鱼石的题材比比皆是，如明代江川人张鸽的《界鱼石》云：“界鱼石似小鸿沟，楚汉划然息戈矛。青鲦白鲤*各分界，奇峰插天至今留。我从云间历滇黔，山水奇观丰九州。为何有此石突兀，星云抚仙屹中流。”清代贵州普任珑的《题界鱼石》也云：“嶙峋片石卧清渠，天堑平兮两水沮。划界徒难越界多，鱼何事禁游鱼，原来绝塞关山阻，竟似鸿沟过往踈，割据无由传鲤信，龙宫谁寄一封书。”同为贵州人任睿的《题界鱼石》也云：“双峰深锁海门秋，一石平临湖水流，绣壤于今通僰道，危矶偏自限鱼游，居然尺泽分泾渭，也学银河隔女牛，想是龙宫划界域，直教此地割鸿沟。”[1]
以上诗文，均为题咏界鱼石这一奇特现象的，都集中于论述界鱼石咫尺鸿沟、楚河汉界、银河隔牛女、泾渭分明似的地域割绝自然现象，如“似小鸿沟”、“绝塞关山阻”“竟似鸿沟”“割据无由”“尺泽分泾渭”“割鸿沟”“片石中分，划断南北群鱼之往还”等词汇，均为就景论景，讨论一种独特的自然现象，借以抒发诸如思念之类的情感，无涉政治背景或独特的历史因素。
在“界鱼石”三字旁还镌刻有半首明崇祯年间云南巡按姜思睿的“星云日向抚仙流，独禁鱼虾不共游；岂是长江限天堑，居然尺水割鸿沟”的诗句。这一诗句被前人视为理解“鱼不往来”这一现象的圭臬。但事实上，姜诗所表述的并非这一意思，当地人所选取的只是其诗的前四句，而后四句则笔锋一转，云“燎原已扑殃池焰，解网应消在沼忧。分咐鲛人传鲤信，河清从此得相投。”论述“燎原已扑”“解网应消”“河清相投”，来说明两河之鱼可以相互往来。是什么原因使得身处明季乱世之中的姜巡按作出如此与众不同的解释，对此，或许我们应该全面仔细地研读一下姜思睿的《题界鱼石碑》。此碑立于明崇祯年间，高193厘米，宽90厘米，厚16厘米，现存江城镇界鱼石公园。碑文的前四句，前已作分析，在此不再赘述，而后四句所言则表现出与前四句截然相反的意思，即殃及池鱼的燎原烈焰已经扑灭，河里捕鱼的渔网业已收起，让渔夫传话给两湖鱼族，所有阻碍它们往来的障碍业已清除，包括怪石嶙峋的界鱼石已经不起作用，它们可以自由往来了。什么是已经扑灭的殃及池鱼的燎原火焰？河里的渔网又指什么？“河清从此得相投”又有何蕴意？这些都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因此，我们还要仔细研读一下碑刻中的其它信息。
在碑左下角署名为勾章*姜思睿。关于姜思睿，云南的省志及府州县志中记载甚略，如康熙《云南府志》卷10《官师》云“浙江慈溪人，崇祯癸酉(六年，公元1633)巡按云南，慎刑抚叛，佳惠士民。”道光《云南通志》卷126《秩官志·名宦》记为“字颛愚，慈溪人，少孤事母孝，天启二年举进士，授行人， 崇祯三年擢御史，明年巡按云南”[2]。以上云南两本著名志书所载甚简，且连姜思睿何年巡按云南都记载不一。稍微详细一点的为《慈溪县志》，其记云：“字颛愚，天启壬戌进士，授中书，改湖广道御史，崇祯三年上陈天下五大弊，皆切中时病，四年帝分命内官往宣大三边监视，思睿言祖法禁用宦官，不听。再劾辅臣周延儒、成基命，后温体仁私书发，复劾其欺误，声望甚著。出使云南、山西皆有实政，未几，假还卒。”[3]这些记载，对姜思睿在云南的政绩、政声全无涉及，这对于我们理解姜思睿的《题界鱼石碑》毫无裨益。但碑的右下角处刻有“
町抚定普事还度海门桥见界鱼石作诗以合其成”一行字。“
町”，又称“句町”，“汉时设牂牁郡，夜郎王为大长。其侯邑有同並、漏卧、句町、进桑等地区为区域。当始于开设郡县之前，从蜀通交趾道之事迹可以推知，在战国时已有句町、进桑等部族”[4]。句町，应属西汉时的牂牁郡，即今天的广南、富宁、广西百色一带。[5]这一带在明清属于临安府及广南府地区。所谓“抚定普事”则与发生在明末崇祯年间被方国瑜先生称之为“晚明一大事”[6]的“普名声之乱”有关。
明末崇祯年间，在云南临安府地区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土司叛乱——普名声之乱。它是发生在明王朝内有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大起义的尖锐阶级矛盾，外有东北女真族后金汗国的激烈民族矛盾的内忧外患之际。明王朝在这两大矛盾交织冲击之下，穷于应付，无暇顾及云南。而云南社会内部此时也矛盾重重。中央派驻官员和地方民族统治者之间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导致爆发了这次叛乱。此次叛乱对明末云南历史影响较为深远。其“牵制了当时蜀、楚、黔、滇四省军事、经济力量，客观上起了减缓明朝廷对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压力，加速了明朝廷封建统治灭亡的历史作用”[7]。
普名声发迹是在明末“卫军松弛，土军湧散，渐不刊战阵，故后来兵役，以招募者为主力，并调土司兵”[6]，“所至效用者，土司兵而”[8]247的背景下发生的。由于天启年间在川滇黔交界区发生了“奢安之乱”，因“滇与蜀、黔壤地相错，故三省之贼纠结披猖……不讨蜀、黔之贼，则滇不得安”[9]。所以，云南积极遣兵援蜀。但云南也是兵穷饷竭，可调之军队主要为滇南土司兵，如阿迷州土知州普名声和安南长官司沙源等之土司兵，即《修攘备考》所云之“时下沙、普二兵最劲，沙可六千，普可五千”，云南巡抚闵洪学也认为“滇兵以沙、普为白眉，普往而分滇之半矣，普兵赴黔，是即滇之援黔耳”[8]774。因此，镇压云南境内的土司叛乱及援黔、蜀之责，主要落到了滇南土司身上。由于普名声“勇于攻战”[8].976、“拳捷过人”[10]633且“狡狯，多诡谲”[11]，多次因功受赏。见于史书者甚多，如天启二年(1622)十月……丙子，普名声因功“加土守备职衔，增赐银币，仍给本品服色衣一袭” 。天启四年正月，奢安烽火再起。四年夏，“即家起宗龙巡按其地(贵州)，兼监军”[12]宗龙受命后，“间道由建昌回滇募兵赴任，知名声勇黠，所部土兵亦强，特请随行”[13]。普名声也想借此机会，承袭祖职，在入黔之前，就和傅宗龙约定“求袭祖职，以此许之，当乐往”，傅宗龙为了利用普名声的军事力量，“许以题袭”。因此，普名声为了能使傅宗龙兑现其所许下之诺言，决定进一步增兵助剿，以求立更大的军功，“遂领饷五千，归而缮甲市马，先遣其头目白岔，去年以千人至，今年名声继以三千人至，冲锋陷阵，所向无不摧破者”[10]653在此期间，可谓战功显赫。在天启五年(1625)六月庚辰，……贵州总督蔡复一题：“云南土司，惟沙源、普名声之兵颇劲，而行间征战，效力最多，乞敕下该部复议，将普名声之子普祚远准袭阿迷州土知州世职，名声愿助镇饷二千金，听令赴云南上纳，成其义举，候再立战功，另与优叙，庶滇、黔两收其用，知勇争奋而平贼有机。”在普名声立功助饷的情况下，又“辇金魏阉”[14]，所以天启五年(1625)七月已末，准“阿迷州守备普名声子普祚远准袭阿迷土知州”。此后崇祯三年(1630)，傅宗龙又以其“功居最，题授名声宣慰，以其子普祚远袭土知州”[15]。至此普氏的阿迷州土知州的世袭地位才被确定，而这一职位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此时也是普名声最为辉煌的时期。
普名声在援黔归来后，看到了朝廷势力衰落，军队已经不堪战阵，日益轻视官府。“昔贼从副总(兵)袁善应调之时，公然对各官窃笑奢、安云'如此亦来造反，尔等看真正豪杰若何手段’，……闻者骇然”。普名声在援黔时，发现以奢、安的实力，官府仍然不能有效的驾驭，并且卫所军队已经衰落不堪，冲锋陷阵的只是土司兵，这样就大大增长其反叛的意图。之后“眼空无敌人，益轻中国”[10].649，普名声的权欲膨胀，也直接威胁到官府统治，正如王伉所言：“照得全滇心腹大患，最剧最迫者惟阿迷土酋普名声而已。”[10]633王伉之所以如此而言，是因为普名声的所作所为已表露出其反叛的意图。如“其众万人，类皆百战余，贼且滇省良马日买无虚，有名交铳踰二千”“结客招亡，日以益广选交近攻，岁无宁日，迄今地几千里，人已踰万矣”,可见已经具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同时又“明据州城，以资兼并，遂俨然虎据一州，招纳叛亡，遍布鹰犬……侵占建水、蒙自、广西、弥勒、广南等处险隘，营建城寨，迂回千里” [10]649，“前年奉调至省，私量省城丈尺及暗数垛口多寡以去，尝言省止需铳二百遂可直入，又言吾马骑止须一日夜遂到省会”，“贼机尽露，处处动摇，满地干戈，道路无敢偶语，百姓纷纷搬移逃窜”。普名声的这种跋扈的行为，已经成为官府的众矢之的，“滇人士游宦臣乡者，莫不蹙额以此酋跋扈为言” [10]639，可见官府已视普名声为最大威胁。
随着普名声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在政治上，普名声不但想进一步加官进爵，而且有取沐氏而代之的意图，从其当时想攻克鲁白城的话语“进图中原，退守鲁白，吾无忧也”就可窥其野心不小。此外，在其父碑记上云：“九龙合宗，大则弥宇，曰以德乘之，永穀厥终。”[10]649也足能看出其意图不止一阿迷州耳。他把自己土司衙门建造的比沐氏的府邸还为壮观，“土官衙舍以沐镇为则而弘敞过之，至于凉台水阁，上施五龙吐水则又沐镇所无也” [10]639，这其实也是一种僭越的行为，显然，普名声眼中已经没有了所谓的朝廷和镇守这一概念，已经表现出一种极强的割据野心，加之普名声与境外交趾势力联系紧密，严重威胁着西南边疆的稳定。所有这些，都促使沐氏极力支持王伉剿灭普名声。
当王伉等积极准备剿普时，巡按御使赵洪范*巡按阿迷，普名声“出见，鸣洪金，擂大鼓，长枪利刃拥列堦墀，显然示我以不可范之势”，“大无礼极矣”[10]639。因此，“洪范恶之，贻书抚军王伉谓其养痈”[13]。赵洪范认为剿灭普名声叛乱是“发早而祸小，置之发，则发迟而祸大，安奢之情其形已见，固非查未蒙也，又谓决痈虽痛，胜于内溃”，而王伉亦认为“顾逆酋气势日张，羽党日盛，年既方强，志复不小，……此时图之其难已属十之七八，况可再养之须臾矣，一旦奢安又作，尚可收拾乎” [10]639。因此，王伉等向朝廷上疏请讨普名声。王伉等紧锣密鼓布置兵力，并檄调阿迷周边土司，以右布政使周士昌监军” [13]，把阿迷团团围困。周士昌所领之官军，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后，把普名声的势力压缩到阿迷州城一带。普名声此时显露出了其老谋深算的战略战术，首先，采取了朝廷最为担心的“婴城固守”[14] ，“久避匿以老我”[10]639的策略，固守不出。其次，应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使部下伪约降”[13]。再次，反间官军的主要将领吾必奎，因在镇压贵州水西叛乱之中 “吾必奎、沙源、龙在田、禄永命、普名声并以屡从征讨有功著名”，普名声和吾必奎早在被调从征时就已有所交往，非常熟识，且他们都具有共同的经历，即依靠军功，加官进爵，为恢复他们已经失去世袭的官职，保存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特权，有着共同的心理。他们在朝廷需要时冲锋陷阵，共同对敌，但此时却落到彼此兵戎相见的结果，心里不可避免地有兔死狐悲的感慨。正如《滇考》在记普名声反间吾必奎时所言“君不闻兔死狐悲之言乎？阿迷平，行及元谋矣”[13]，因此，面对和自己相同背景的昔日故交的请求和“重贿”，吾必奎也担心今日之剿普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毫不犹豫地和普名声结成了联盟。当周士昌等出兵时，普名声“伏发，必奎卖阵先走，全师皆陷” ，“各将惊北奔溃，自相残踏，死者甚众，士昌骂贼死，文武官被害者十八员”[16]。周士昌跑到邓山坡时被杀，所配“礼部造，天启六年二月日”的“临安兵备关防印”也落入草莽之中，直到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阿迷州民白小保在邓山背后耕地土中拾得。[17]
普名声在覆灭了周士昌的军队之后，长期直入，很快攻陷了弥勒、围攻临安，此时朝廷因王伉的屡战屡败而对其丧失信心，产生了另用他人取而代之的意图，于崇祯四年(1631)辛末十月丁末(十月七日)，“升蔡侃为右副督御史，巡抚云南、建昌、毕节、惠('会’之误)川等处，兼督川贵饷”[18]，以姜思睿巡按云南。于十月十六日，以“滇师轻动失事”罪，逮王伉、赵洪范于临安。由此，本文的主角姜思睿开始登上了云南历史的舞台。其后，在云南蔡侃的“塘报稿”，就开始出现了巡按姜思睿的身影。面对普名声的进逼，朝廷令川贵总督朱燮元领贵州、四川军马进驻云南，同时，调四川石柱土司秦良玉军一同协助剿普。面对朱燮元和四川秦良玉土司军队的大兵压境，普名声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因此“巧词乞抚”[13]。此时，全国已是“饷匮兵骄，民穷盗起，东西窥伺未息”，各地请兵请饷之疏如雪片般飞向朝廷，而朝廷对待请兵请饷的政策一则是“东征西讨之际，议兵则必不可去，值四尽三空之日，议饷则必不可多” ，其二则是不能“饥近师而饱远兵，置腹心而疗手足”[10]。此时朝廷的主要目标是东北的后金和中原的农民起义，这是他们的腹心之患，而西南的普名声之乱，只是手足之藓。在这种情况下，云南更是三空四尽，饷穷兵匮，朝廷的接济无疑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剿普战争所需的大量的兵力和军饷。虽然朝廷全力支持朱燮元移镇云南，但贵州也自顾不暇，并没有太多的兵力和物力援滇。因此朱燮元、蔡侃、姜思睿等也希望尽快结束滇省的冲突，而招抚则是结束战争的最好方法。
自王伉被逮之后，主剿的力量已经削弱，主抚势力开始抬头，朝廷曾“委员抚”但“悉被害”。而张继孟的出现，正适合了各方面势力的需求。张继孟字太严，陕西扶风进士，原山东道御史，“以刚方触忌，谪本府(广西府)……抚院司进剿普名声未克，……公挺身至息宰河，贼扬兵恐之，公单骑入陈利益大骂，贼服其能，遂伏降，滇祸得宁，调四川保宁府，郡人立祠肖像以祀”[19]。张继孟招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招抚时，朝廷和普名声都有讲和的意图。普名声担心大兵压境，自己的基业将毁于一旦，朝廷也“司帑告匮”“兵饷不敷” 假如继续剿普则会“兵连不解，餽运不休，古尤忌之，矧今日兵无可连，餽无可运，徒束手自弊何益”，因而“欲图权益计”[16] 。所以朝廷想“以抚了局”[20]。因此，张继孟在力排众议之后，匹马入息宰，于皈依寺招抚普名声。
普名声虽被招抚，但仍然与周边土司相仇杀。其首先攻“沙定海而破小村、龙右，又攻石屏土邑，频与邻司为难”，接着打着报祖、父仇的幌子于崇祯五年七月“趁抚旨未下，……围禄之甸尾城”[16]，“修祖父怨于宁州”[20]744，一举攻破了禄洪的甸尾城。普名声的这种既抚复叛，使得姜思睿等遭到了当头棒喝，为了保住抚局不被破坏，使大家相安无事，唯一的出路只有张继孟再次出使，劝谕普名声，因此就出现了“继孟闻之，远冒风雨，七日至宁，而为呼叱”，此时普名声虽有恃无恐，但仍装出无辜状，“跪泣，以父、叔、侄之仇诉，继孟曰：'人谁无仇，解而乃释，愈结不愈深乎。’乃促之令去，仍责还禄之母及二妾一幼子、两青衿弟，藏获十八人，俱解之当事给洪矣。”[16]而普名声对于其原部下何天衢更是恨之入骨，正是由于其的叛逃，才使普名声进军省城的计划功败垂成。此后，一直“惧制其后，不敢大肆”。虽然在此之前，普名声也曾攻打过何天衢所驻之三乡城，但李嗣泌和何天衢“协力防守，力战却之”[21]。所以，何天衢被滇省认为“滇南半壁长城”。普名声一直思灭何天衢而后快，因此，乘此时机，“名声恨家奴何天衢投汉授以爵，复又求甘心于何”，乃“亲攻天衢，有小卒阿得伏草，铳伤之，名声死”。
普名声死后，“贼妻万氏遂拥众据阿迷州”[22]。万氏乃江右寄籍人，其子普服远*称其“族本中华，舅氏宗族，悉居华夏，母舅万人英见学佛业”[10]651，万氏“率其所部以降”后，仍然率领普名声的余部。其为了缓和与官方的矛盾，暂时避免冲突，万氏乃寻找替罪羊，以开脱其叛逆的罪名。如《国榷》卷九十二载崇祯五年十一月乙末朔乙巳，云南阿迷州故土官普名声妻万氏、子普福远奏：“家奴龙得，者邪构衅称兵，名声虽故，蒙恩曲宥，遂缚二奴，斩叛党百三十二人，函首以献。”此种声东击西的手段只是为了表明其和普名声划清界限，不再心存叛志而已。万氏的这种以下属性命来转嫁危机的做法势必引起部众的不满，在普名声死后，叛投官方之人不可胜数，如《广阳杂记》所云崇祯六年春投降官方之奈何奴和《明清史料》乙编《兵部题行兵科抄出云南巡抚蔡侃题稿》宙十六号和《兵部题行贵州总督朱燮元等合题残稿》中之季问政和李可久，同时“其党与之在城中者，如吴道泰辈，计有十头目共为内应”[10]651，足见此时万氏所统领的普名声余众处于“寡妇孤儿内外离心”[14]，“茕茕孤寡，众叛亲离”[10]的困境中，阿迷州处在“旦暮攸变”的状态之下。官军剿灭万氏正如万友正所言乃“事机之来，间不容发”、“张吾三军，灭此朝食”。但官府还是以兵饷不继，抚、按招抚为辞，相互推委，置之不问。同时仍然遵循以夷攻夷的政策，只希望在万氏和其部目窝里斗中坐收渔利。
而万氏在大军压境之时，乃向交趾请求援助。二月初，交趾军队已经出发，即将抵达阿迷城下，“逻卒遂以交兵大举”，围城之官军害怕而撤退。当万氏发现攻城军队撤退的动向后，“发兵尾后”，进行突然袭击，“邀击铳伤李可久兵五六人，陈培阳兵乱，内有应贼者，李势遂不支，以致官兵行伍错杂，亦有被铳所伤者约有二三十人”。值此一败，虽然死伤人数不多，但“普党嗔目语难狺狺思逞”，四处出兵，使得“临城人心又复摇摇靡定矣”。面对这种局面， 蔡侃等为了收拾这种局面，重新祭起招抚的旗帜，《广阳杂记》卷二云：“按滇姜君星夜札继孟，令入阿迷解其棼，而继孟疾正剧，强起卧于舆，历八日夜而至临安，见姜君议事，即日带疾以入”，张继孟到达阿迷后，万氏泣迎道左曰：'氏以少年嫠妇，守龆龄之儿，闭户安居，不期上之人何苦借人性命要自己功名耶。即署州事何二守亦密令其死于此，则氏之所不解也，向非君侯来，合郡士民当不分玉石矣。’”张继孟乃以温言安慰，令万氏撤兵，“阅三日，氏始不疑，兵乃始撤。继孟旋郡。万氏携其子服远，投见姜案君，泣愬之词极悲切，案君怜其状，且谅其无它，奏之御前，允其抚，而滇南始或宁谧云”。
而蔡侃在塘报稿中也云：“按臣宣布朝廷威信，驾驭绦旋尤为彼所怀畏悦服，当抵滇省时，首即檄行临安，欲亲往赈济难民，行之日适与是报，会驱车入临，万氏闻按臣到，自喜得有生路，遣其头目同州中士民来见呼□，按臣谕令先退回交兵，檄到之日交兵即日回巢，继令广西知府张继孟责诸条款，彼皆唯唯，惟按臣回省日，万氏匍伏南□到左，辩明无他，求始终曲全伊母子性命，与诸兵目搏额乞，哀涕如雨，此则按臣制变之筹略，使杌陧震摇之，地方一指，顾而底定普孽”。从这一塘报稿中可以知道，从崇祯四年十月姜思睿被任命为云南巡按，直到崇祯六年方入滇，刚抵达临安，就碰到招抚万氏之事。对于姜思睿招抚万氏，朝廷大加赞赏，“按臣姜思睿闻警叱驭檄回交兵，万氏母子终受戒索，其间收拾挽回亦已大费筹画，似应少缴宽政，责以善后事宜，用收榆效”，二十七日，朝廷下旨“苏万杰着吏部议处，蔡侃、姜思睿故着策励供职，详筹善后，不效并议”[10]655。而张继孟、姜思睿等人也为招抚万氏之功劳赋诗以言志，刻石以记事，至今所传。如姜思睿在招抚万氏后，在临安城西筑抚蛮台*。雍正《建水州志》卷12《艺文》有《抚蛮台》(为万氏作)诗，云：“平生耻读和戎议，今日
町见百蛮。泸水滩头谈旧事，南人不反乞生还。”
海门界鱼石公园里的这块崇祯年间立的“题界鱼石”碑，正是在明季乱世之际，身为一方大员的姜思睿在上任伊始，就以招抚的方式暂时平息了这场影响明朝数省的云南土司叛乱后回师昆明途径江川海门桥时见景生情而题下的诗句。由于姜思睿目睹了在当时明朝内外受敌，兵穷饷竭之时，其前任巡抚、巡按为一时痛快，力主武力征剿普名声，而致使身陷囹圄。为此，姜思睿在对待诸如普名声之类的少数民族叛乱时心有余悸，完全放弃传统的处理少数民族的剿抚兼用的政策，只是力图以抚了局，不再多生事端。姜思睿切实付诸行动并取得了其认为非常满意的结果。在路过海门见到“石怪鱼惊”的界鱼石时，他才发出了“燎原已扑殃池焰，解网应消在沼忧。分咐鲛人传鲤信，河清从此得相投”的感慨，在他看来，爆发土司叛乱的临安府地区仍然是化外之地的“
町”，其地乃林深箐密，鸟道悬空之地，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试图凭借其地理因素及民族状况割据一方。在姜思睿看来，“界鱼石”的现象是一种区分“汉”与“非汉”两种文明的界限，也是一种抗拒统一，偏安一方的地方割据自雄现象。而其对“普名声之乱”的抚定，就是扑灭即将殃及云南全省的燎原烈焰，扫除了各民族之间交往的障碍。此时，割据自雄的势力已经清理，阻隔文化传播的障碍业已消除，由此“河清从此得相投”，界鱼石的效应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就是姜思睿诗句中蕴含的深厚的政治蕴意。所以，在《民国江川县志稿·诗文征志》中，有邑人林梦庭担心后人不能理解姜诗之意思，在其后加了按语云：“当时临安江外夷民叛乱，姜公出游江外安抚蛮夷，归过界鱼石，故此诗第三韵借鱼寄兴，语非泛涉，读者须知。”
此外，抚定万氏后，姜思睿在临安城西筑抚蛮台，并赋诗以记其事云：“平生耻读和戎议，今日
町见百蛮。泸水滩头谈旧事，南人不反乞生还”。抚蛮台诗和其在界鱼时的题诗完全是一个思路。在姜思睿看来，以堂堂华夏威严，汉室礼仪，屈尊“和戎”，这是一个大明封疆大吏所不耻之事。但当大明王朝摇摇欲坠之际，看到“
町”地区“百蛮”叛乱使得西南一片狼藉之后，姜思睿对诸葛武侯南征之时听取马谡提出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后能够抚定南中，致使“南人不复反”的做法大为赞赏。姜思睿认为自己招抚万氏，也使得“南人不反乞生还”，这和诸葛武侯当年的抚定南中可一较高下。他借此一方面表明其为维护大明王朝的领土完整所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则对其抚夷思路沾沾自喜，认为这是消弭鸿沟，增进民族间交流与融合的一大举措。
再次，乾隆《广西府志》和康熙《弥勒州志》在记载张继孟招抚普名声时都提到了其单骑赴息宰河抚普名声，《广西府志》认为招抚的地点为“皈依寺”，但康熙《弥勒州志》则记为“归依寺”。而《广阳杂记》记张继孟于息宰河招抚普名声后，普名声“即传兵目搜采贞珉以纪其事，乞留一言，继孟援笔题之于壁，见檐扁书皈依寺，继孟曰：'汝既归顺于兹，当易去匾上反字，改曰归依’，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广西府志》和《弥勒州志》上“归依”和“皈依”的不同。而在康熙《弥勒州志》卷二十七《艺文·七律诗》中有《息宰河抚普名声》、乾隆《广西府志》卷二十六《艺文》有《皈依寺抚普名声》。其诗云：“天南妄自现饞枪，微彗焉能对大明。一纸不烦诸葛阵，片言何事亚夫营。昔凭岭柱削熢燧，今借河涛洗甲马。息宰从兹千载后，今人传是受降城。”张继孟改“皈”为“归”，其意图就是去掉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从此百蛮不再反，归依中原，实现国家一统。其把招抚地点选在弥勒普淜的“息宰河”这一地方，也是别具政治意图。当朝廷试图招抚普名声时，普名声乃“请于息宰河投见”，张继孟云“息者，止也。宰者，杀也，息宰字，有止杀意，即诗所云遏刘也”。普名声请于息宰河投诚，说明被视为“蛮貃”“句町”的少数民族，也试图“止杀”，而代表朝廷的张继孟也认为兵家最忌讳的是“兵连不解，餽运不休”，但当时的情况是“兵无可连，餽无可运”，假如此时不招抚的话只能是“束手自弊”[16]，也于时局无补，因此，也力主止戈招抚。说明在明末特定的背景下“汉”与“非汉”都试图止戈，从此告别之间相互杀戮，消除西南反侧之源，由此“息宰从兹千载后，今人传是受降城”，“息宰”也成为了一个象征少数民族不再反叛，皈依一统的代名词。所以“息宰河招抚普名声”诗和姜思睿的“题界鱼石”诗有异曲同工之处。
虽然姜思睿和张继孟对于他们招抚普名声和万氏的功绩大加吹捧，并勒石以记其事，表达一种冀图国家一统、“汉”与“非汉”之间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的美好愿望。但事实上，在明末乱世之际，大明王朝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处处受敌，处处挫败，几乎没有一件战事可以值得大肆宣扬。而招抚普名声和万氏，可以说是他们在西南军事行动的一次短暂的成功之举，虽然没有斩首报捷，但也暂时恢复西南的平静，维护了国家的一统。这对大明王朝而言，可以说是乱世中的一次佳音了，这种佳音，可能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针强心剂，但这剂强心剂，对于四面楚歌、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已经回天乏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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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16BMZ021)。
作者简介：付 春(1978—)，男，云南江川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云南地方史、晚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