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纯艳 | 从师琐记
初入师门
我成为李埏先生的弟子，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我对中国民族史有特别的兴趣，对经济史或宋史并不了解，后来却跟随先生走入了宋史研究领域。
1989年毕业时，我决意放弃了直升本校研究生的资格，经过反复选择，报考了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江应樑先生的研究生。尚未入学，江先生于该年11月去世，实则未能有幸拜见过江先生，后来在木芹老师和林超民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民族史的硕士学习。硕士毕业时，历史系还没有增补中国民族史博士生导师，一时为能否继续读博士而苦恼。因得遇机缘，最后投到先生门下，改学宋代经济史。
先生是系里最受尊重的长者，我们读硕士的时候，对先生当然是高山仰止，文勋和登高当时在研究生中学业之优秀，如鹤立鸡群，更增加了我们对先生一种神奇般的敬重。我认识先生，先生却不认识我，未敢企望成为先生的学生。
在进入先生师门以前，有两个机缘使我被先生知道，一是文勋和登高两位师兄的推荐，在我为考博士的事苦恼时，文勋建议我报考先生的博士生，并向先生推荐我。我还从文勋那里接受了宋史和经济史的速成教育，通过了考试。登高在先生面前也虚夸了我不少。
另一个机缘就是我为系里写一些老教授的材料，先生看了。后来在和先生聊天中，先生笑言：“登高多次美言你，我说他是关羽夸张飞。”又说：“看了你写的材料，我说是个才女，别人吿诉我，是个长胡子的才女。”先生是说看我的名字，把我当做女的了。
先生说话简练，却总是充满艺术，即便批评的话也如此。我刚入学时，先生让我写一纸毛笔字。我知道先生曾要求文勋给他交练书法的作业。我从来没练过毛笔，写得当然不入门。先生看了，笑着说：“这是全凭聪明写出来的了。”意思是完全没有书法的规矩。
这样，虽然对宋史研究一无所知，我还是幸运地被先生收入了门中。从此，我吿别了民族史，在先生的指导下进入宋史研究领域。
第一节课，我印象很深的，一是先生讲怎样做卡片。拿一张卡片，示范怎样分类和编号，怎样写标题，怎样标示互见，还细致地讲怎样翻转书写，方便阅读。以后学习中，我感受到先生教授的做卡片的方法有无限的好处。现在都用电脑了，但我还是习惯做纸质的卡片，便于很细致的分类。
二就是先生给了一张读书单，除了有关宋史的一些重要典籍，还有理论书。我记得有《资本论》，先生很重视《史记》，所以《史记》是必读书，还有《宋史纪事本末》。后来和韩升老师聊天，说到先生让读《宋史纪事本末》，韩老师说，他早就想要求研究生读《宋史纪事本末》，没见先例，还有所担心，李先生这样的大家已经做了，他就不担心了。
关于那张书单，我至今有两个遗憾，一是没有把它保存下来，那是多好的纪念啊，上面所列的书现在也记不全了。二是我虎头蛇尾，没有把上面的书全部读完。文勋和登高都是超额完成先生交给的任务，文勋读书用功是出了名的，李英华先生爱称他为“星期七”，意思是星期天也用来学习。登高宿舍悬挂着“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虽然这个条幅是用来挡私接的电线的，但他的勤苦也是出了名的，和条幅上说的一样，他们的学问好，是因为完全按照先生的要求做了。我想想，自己不是先生合格的学生。
课堂受业
先生口才好，我未入师门以前就有听闻。当时正是闹所谓“史学危机”的时候，系里请先生给本科生做专业动员，学生们听了都很激动，看到了学历史的希望。听了先生的课，我体会到，先生讲课打动人，一是源自他炉火纯青的历史学修养，二是来源于他对历史学研究深厚的感情。先生曾说过，他一生中有两个爱人，一个是他的老伴、我们的师母，另一个就是历史学研究。
先生给我讲中国经济史。他讲课，没有纸，不用笔，也没有讲稿，内容都在他的脑子里，上究三代，下论唐宋，逻辑严密，语言简练，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所引史料，随口而出，如探囊取物，听的人真是如坐春风，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师兄弟们说，缺了先生的一堂课是莫大的遗憾。
学界公认先生在唐宋经济史领域的成就，但先生给我讲课，唐宋史讲得并不多，重点是讲先秦秦汉的社会经济变革，这是先生当时正在研究的重点。先生推崇陈寅恪先生讲课的风格，前人讲过的不说，自己讲过的也不说。他讲课的内容是他正在思考的问题。我在课堂上听到的内容，很多直到我博士毕业后才见先生陆续发表出来。这也就是《三论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和有关《史记·货殖列传》研究的系列论文。
先生很推崇司马迁，赞赏他对待商品经济的态度，称他的《史记·货殖列传》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第一个高峰的写照。先生还特别讲了《史记》两处为子贡立传的特殊意义。《史记·货殖列传》研究的系列论文实际是先生对春秋战国到西汉前期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思考。先生给我讲春秋战国到西汉的社会经济变革，一是围绕土地制度，讲三代到春秋战国的社会经济变革，二是以商品经济兴衰为主线，讲春秋战国到西汉的社会经济演变。先生将春秋战国到西汉的社会经济变革放到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两个高峰中作比较的讲解，使我们能从整体上理解中国经济史的发展状况。
因上课的重点是第一次商品经济发展高峰的变化，我交给先生的课程作业是《西汉商人入仕探析》，而不是我的博士论文所做的宋代经济史。
在受课中，我经历了先生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过程。先生曾让我从图书馆古籍部给他带书，记得有一次先生在思考夏、商、周土地制度时，用上一条资料，即王荆公和刘贡父的对联，王荆公说“三代夏商周”，刘贡父对“四诗风雅颂”，王荆公称“天造地没”。他让我特意为他借《说郛》本的《东皋杂录》。
那时候，文勋协助先生做一些整理和研究工作作，如《宋金楮币史系年》等，我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有时候帮助先生借借书，抄抄稿。抄稿并不多，先生写了新作，有时给我抄写，也是让我学习，同时也让我提意见，多半是提不出像样的意见。
给我讲课时，先生已经年届八旬，他探索不辍的精神深深地鼓励着我。
先生也不时询问我其他课程的学习情况，学校给博士生开设第二外语，学习日语，初学时，先生还曾让我背诵假名。先生很强调外语的学习，但我最终还是没有把日语学到手。
师徒交游
在我跟随先生问学期间，先生深居简出，活动不多。唯一一次随先生外出是1995年到成都参加四川大学承办的宋史研究会年会。我和文勋随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宋史研究的活动，也是先生最后一次出省参加学术会议。会议期间，吴天墀先生在望江楼宴请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我们也跟随先生参加。我们都知道先生与徐规先生的友谊，徐先生也来开会，我问先生，徐先生是哪位，先生笑着说：“像列宁的就是”。先生说话总有智慧的幽默，但从未见他开过玩笑，他说徐先生，尤见他们亲密无间的关系。邢铁师兄也参加那次会议，游览都江堰时，师徒四人结伴而行，还一起留影。那是一次很快乐的行程。
上课之余，与先生见面的主要机会就是每个周末下午到先生家里去见先生，也汇报学习情况，但主要是聊天。这是文勋做的榜样，每周都与先生见面，不上课了，也如此，我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后来到厦门大学师从韩国磐先生做博士后，我也沿袭了这个习惯，每个周末都乘轮渡到鼓浪屿去见韩先生。
与先生聊天，主要是听先生说，听他谈以前求学经历、师友见闻，也讲宋代的典故。见到韩先生以前，也听先生说到韩先生，50年代他们一起受侯外庐先生之聘，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任兼职研究员，那时韩先生一袭长袍，风度翩翩，还说到韩先生善于写古诗，曾经有诗赠送先生。先生说他自己不写诗，无以回赠。
最近读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谈到先生跟他说的刘文典的抽烟土的故事，也曾经听先生说过。先生谈得多些的是张荫麟、钱穆、吴晗三位先生。张荫先生是先生从事宋史研究的领路人，后来又召先生到遵义浙江大学接任宋史课程。先生在遵义陪张先生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道路，所以他对张先生有极深厚的感情，谈张先生就谈得比较多。还谈到在北师大时听钱穆先生的课，说到在北平和西南联大时钱先生的课堂堂爆满的盛况，说到在遵义与钱先生的邂逅。也谈到吴晗先生送《四库提要》给他和对他的鼓励。在听先生的叙述中，我感受到先生对他的师长们无限的尊重和怀念。
我还听先生说到他在北京兼职时，一天与缪钺先生去北大看一位老朋友，正遇见这位老朋友出门，一边走一边匆匆忙忙地扣着衣服，说今天要批斗吴晗，没有时间陪你们了。先生与他的这位朋友都曾经是吴晗的学生，若干年后先生还如此深刻地记得当时的细节，可见他对老朋友那么积极地去批斗自己的老师是很有看法的。我还听先生说到他的一位老师辈的朋友的儿子在“文革”期间批斗自己的父亲。讲到这类事，先生的语气依然平和但却能听出他的不认同。先生有时也讲到“文革”中自己的境遇，语气淡定，没有褒贬。但说到那些对他尊敬的师长的不敬行为时，却可以听出他的态度。
我们与先生聊天，师母也常常在座，一起聊天。师母文史修养很高，特别谙熟宋代史，先生讲宋代典故，师母也说自己的看法。师母慈祥亲和，心怀宽仁，侍我们如同子侄，去见先生和师母，使我们有家的温暖，师兄弟们都发自内心地热爱她。
我们也看到先生和师母相濡以沫的感情。如果先生病了，住了院，师母总是亲自去送饭，每天往返于家和医院，都是乘公共汽车，不辞辛劳。先生执教五十周年，师母作诗祝贺，马曜先生对先生说，师母是诗人，他不是。先生多次给我们讲这件事，这是先生对师母的称许。
周末到先生家，常常见到伯约老师给先生梳头，先生一边坐着让伯约老师梳头，一边跟我们聊天，那是一个很温暧的画面。先生家庭和睦，家道整齐，是有名的，备受外界称赞。后来认识了伯重老师，也感受到他对先生师母的无限孝敬。作为先生的学生，所见听闻，使我们学习到很多为人处世之道。
有时候，我也陪先生在校园里走走，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但直到我离开昆明时，先生的身体状况还不错，走路也轻盈。后来返回昆明都是匆匆忙忙，坐着聊聊天，时间不长，见到先生身体状况确实差了不少，但每当回想，在脑子里留着的印象都还是从侍先生左右时他那干练亲和的神情。
1996年7月我博士毕业时，想到厦门大学跟随韩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征求先生的意见，先生积极支持，并向韩先生作了推荐。我顺利被韩先生接受为博士后。
离别前先生叫文勋、洪升一起到家里吃饭，留下的照片中还有文勋的女儿林青。转眼十余年了，林青现在已经进了大学。小孩子最能体现岁月的增长。先生叮嘱我，好好跟韩先生问学，接下韩先生的衣钵。韩先生是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大家，但我刚入了宋史的门，尚未得其三昧，不敢贸然转向唐史。到厦大后，征得韩先生同意，还是做宋史。没有完成先生的嘱咐，也有愧于韩先生。
去厦门前，先生吩咐我去拜访陈碧笙、傅宗文等先生。我还记得去厦大凌云去拜见陈先生，当时陈先生已不便言语，听力尚好，我作了自我介绍，说到先生名字时，陈先生眼睛里精神一振，给我很深的印象，陈师母在旁边应答。陈先生的身体，我不便打扰，以后没有再去。与傅宗文先生往来比较多，傅先生对先生很尊重，对我很是关心。
我博士后出站，来上海师范大学工作，先生很高兴，说上海师范大学有很好的宋史研究传统，环境也很好。他特别叮嘱我到上海后，向叶世昌先生和董家俊先生请教，董先生是云南人，我去见他，谈得很高兴，但不久董先生就去世了。叶先生给我很多关照，我的书申请出版基金时叶先生热情推荐，出版时又赐了序。
离开昆明后，只能通过书信和电话与先生联系，除了问候先生师母，也在电话和信中向先生汇报研究情况。先生是礼数很周的人，每次除了问我的研究计划，都会一一询问家人的情况，在昆明时，也是如此，我每次假期回家前向先生告别，先生都一一向家人带好，返回学校去见先生，先生又一一询问家人的情况。
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纪念张先生的文集，我买了寄给先生，先生很高兴。我知道先生对张先生的深厚感情，能让先生高兴，我感到很欣慰。
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成立时，先生很高兴，我给他打电话，说：“这个研究所成立、经历了很多波折啊。”先生看着自己开创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心里是十分喜悦的，我当然也很高兴，先生从成立封建经济史研究室，筚路蓝缕，辛苦经营，培养人才，锲而不舍，本着爷爷栽树，孙子乘凉的精神，终于在年近九十时，看到自己亲手栽培的树苗长大成材，开花结果。
毕业后，回过昆明几次。有一次回昆明，先生让我看他抄写的陆游《自勉》：“学诗当学陶，学书当学颜。正复不能到，趣乡已可观。养气要使完，处身要使端。勿谓在屋漏，人见汝肺肝。节义实大闲，忠孝后代看。汝虽老将死，更勉未死间。”先生借以自勉，这让我见到先生乐观的精神状态。
后来先生装了心脏起搏器，在电话中先生还说到起搏器的效果很好，没有异样的感觉。他很乐观地说，可以再坚持几年。我说，您一定超过百岁。
最后一次见先生是2005年，当时我和戴建国老师等出差到昆明，前后有三天。先生住在医院，我每天都去看他，聊一聊，当时我写了一本闲书《细说唐太宗》，很忐忑地寄给先生，本担心先生批评我不务正业，但见面时，先生却说起翻了这本书后的看法。临走的时候，先生说：“希望再见到你。”
终天之痛
2008年7月云南大学承办宋史研究会年会，本想可以再见到先生，在电话中也早早说起这次见面。未想，5月初却传来不好的消息，晓亮师姐发信息，告知先生病危，我说过去看望，晓亮师姐让我不要过去，说先生也许过不了这一关，把时间留给先生的家人吧。7号晓亮师姐告知伯杰老师回到昆明。8号说先生全身肿得发亮，病情十分危重。我心里祈祷先生能像前两次一样转危为安。先生病危，我担心师母急坏身体，晓亮师姐回短信说：“师母尚无大碍，只是先生很可怜。我很难过。”9号伯重老师从美国经上海转机，赶回来。晓亮师姐多次来信询问伯重老师的行程，9号上午短信中说先生现在是倒计时，祈求上天保佑他能支撑住。可见当时先生的病情已经十分危险。
12日上午传来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消息：“先生今早8点15分离我们而去。”我们赶到昆明送别先生。在休息室里，师母见到我，眼泪夺眶而出，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告别时，看着昔日干练亲和的先生静静地躺在鲜花环绕的玻璃棺里，眼泪禁不住流淌。
先生走了，最可怜的是师母。大家最担心的也是师母。离开昆明时，我和登高去向师母告别，师母见到我们，眼泪又流出来。见到我们，师母不由得回想过去，情绪激动，我们不敢久留。为了不使师母过度悲痛，稍坐片刻，就匆匆告别。
后来，晓亮师姐把先生病中和送别时的一些照片发给我们。我匆匆浏览，不忍再看。邢铁师兄说，他愿意心里留存的永远是先生当年干练亲和的形象。我的感受也一样。我愿意留在脑子里的先生永远是我们当年住校园里一起留下的照片中那神采奕奕的形象，是《不自小斋文存》扉页上干练亲和的笑容。
我们很担心的是，师母久久地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在电话中，师母会伤感地说起先生，我说，先生师母虽然经历了不少艰难，但是你们是幸福的人生。有一次，电话中师母说，她去参加一个婚礼，婚礼上她年龄最大了。我说，年龄最大很幸福啊，当老祖，当老佛爷啊。看来师母的情绪已经渐渐稳定了。我们衷心祝愿师母健康长寿。
摘自：武建国，林文勋，吴晓亮主编：《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图片来源：李埏著：《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