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要义
在隋唐时期，人们都去追求佛教或道教，对儒家的思想反而淡漠了。宋代的理学家因此受到触动，认为这都是因为儒家只讲具体的道德和行为规范，而没有一个很深奥的理论体系造成的。因此他们就要为儒家寻找一个复杂的理论依据，四书的地位因此而确立。
如何达到至善之境——《大学》
到了宋代，又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呢？这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就是在隋唐时期，人们都去追求佛教或道教，对儒家的思想反而淡漠了。宋代的理学家因此受到触动，认为这都是因为儒家只讲具体的道德和行为规范，而没有一个很深奥的理论体系造成的，因此他们就要为儒家寻找一个复杂的理论依据。
很快，他们发现，《礼记》里面的《大学》、《中庸》两章，包含了许多深奥的道理，也可以用来阐明儒家所遵循的这些道德规范的根据。所以他们把《大学》、《中庸》单独拿出来，和《论语》、《孟子》一起并列为儒家的根本经典。
理学家通过考证，认为《大学》是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他同时也是曾参的弟子，而《孟子》又是子思弟子的弟子孟子所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儒家完整的传承系统。从时间上来讲，《论语》第一，是孔子作的，《大学》第二，是曾参作的，《中庸》第三，是子思作的，《孟子》第四，是孟子作的，他们将之统称为四子书。
但是从内容上来讲，理学家又觉得，《大学》是入门书，因为《大学》还是讲具体的道德规范的。《大学》讲什么，三纲领八条目。
所谓三纲领就是《大学》里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是人的三个最根本的追求目标，所以称为三纲领。
那么八条目呢？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现在常常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八条目的后半段。修身之前要做准备，准备什么呢？八条目的前半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整个《大学》就是围绕这三纲领八条目来展开的。最高理想是止于至善，通过明明德，明自己的德性，然后不断地新民（原作“亲”，通“新”），就是说让民众都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最后一起达到至善。
八条目中，核心的条目就是修身，前面的四个步骤，是为了修身，后面这三个是修身以后所要实现的目标。所以《大学》里面讲，“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不管天子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都要以修身为根本。修身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一个道德层面的自觉自愿。因为如果是被动的，就不能够称之为道德了，那就是在法律制裁威胁下遵守法律的问题，道德一定是出于自觉自愿，只有这样，才可能达到至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修身当然是最根本的。
为人之道——《论语》
《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入门，然后具体的又该怎样去做呢？这就有《论语》中提出来的那些具体的道德规范作为参考。
《论语》的核心，其实就是仁。因为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按他自己的话来讲，是“礼崩乐坏”了。那么怎样来挽救这个礼崩乐坏的危局呢？孔子就强调要通过人的自我修养来恢复对于礼这种规范的遵循。
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即主动地克制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这就是仁的意义。所以孔子提出来的仁是倡导一种道德的自觉。同时，仁如果具体来讲，又是分散在各个方面的。所以孔子回答什么叫仁，答案是多得很。他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来告诉对方，什么叫做仁，通过仁来规范这个人的各种行为。
完美政治——《孟子》
到了孟子那儿，又把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推演，成为了“仁政”。仁，不仅仅是每个人自我修养时应当自觉遵守的规则，同时也成了一个治理国家的根本理念。
孟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以礼乐教化，而不能够用强制的、暴力的手段，要实行王道，而不是霸道。实行王道主要的措施就是要置民恒产。孟子认为老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而且有保障的财产，就不会有恒心，即“无恒产者无恒心”。没有恒心，国家就不会稳定。
置民恒产在当时讲就是给人民一定的土地，让他们都拥有自己固定的财产。所以孟子常常想象着这个仁政的结果是百亩之田、五口之家，小孩子有人抚养，老年人也有肉吃，并且不必担心强权的剥夺。这样当然就是一个比较美好安定的社会了。
最高的德——《中庸》
道德自觉了，政治安定了，就有了达到至善之境的基础。什么是至善呢？就是中庸。从孔子开始，儒家就认为中庸这个品德是最高的。孔子讲过，“中庸之为德，至矣，民鲜久已”。中庸这种品德是最高的，老百姓能够这样去做的已经很少了。
《中庸》这本书就着重探讨了中庸这个品德的内涵。中庸这个德是什么样的德呢？它有两个根本的意义，一个就是中，即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恰如其分，也就是要掌握一个度。中庸的庸是通常的意思，也是用的意思。所以中庸也可以反过来讲“用中”，即我们要“用”这个“中”，“中”可以说是一个常道。
在这个意义上儒家还讲一个概念，叫做和。跟“中”一样，“和”也是恰如其分的意思。所以中庸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我的喜怒哀乐表达出来了，而且是恰如其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就对了。儒家还有句话，“礼之用和为贵”，这个“和为贵”并不是说和和气气，这个“和”就是指用得恰如其分。所以礼之用也要恰如其分，过头了就虚假了；不足了，心意没到不够诚心，所以一定要恰如其分。这个分寸是很难掌握的，所以《论语》里面借孔子的弟子有子之口讲道，“礼之用和为贵，大小由之”，只要能够掌握这样一个原则，掌握这个分寸，那不管大小事情，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所以中庸这个品德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个实践原则。
《中庸》的另一个根本意义就是“诚”。我们现在都在讲诚信，《中庸》就把“诚”这个概念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诚”是什么？天之道！“诚者天之道”。天是最讲诚信的，“四时不忒”，四季不会错位，不会不来。春天过去一定是夏天，夏天过去一定是秋天，秋天过去一定是冬天，这个规律是不会变的，这是天道，天道就是这样的诚。那么人呢？人就应该效法天的诚道，所以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句话在《孟子》里也讲过，孟子讲“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说法不太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
中国人非常强调以德配天，德侔天地，这是最高的。我们去看孔庙，孔庙里面写的就是德侔天地。因为孔子了不得，他的德行可以跟天相配，什么地方相配？这个中间就是这个诚字。所以天人合一，其实讲的就是这种德的天人之间的合一，也可以说是一种德行上面的天人感应。你的德行跟天一样了，天就保佑你，你德行达不到天的要求，天就不保佑你，所以人的品行跟天的品行是互相感应的。人道应该向天道学习，天之道讲诚，人之道也要讲诚，以人道的诚之德去配天道的诚。《中庸》里这个诚的思想的提出，可以说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气质。
到了宋代，我想就完全形成了中国的这样一些根本性的典籍，三玄、四书、五经。可以说从中国本土的经典里面来看，在以后的发展中，都没有离开过这些经典。不管是讲科学的也好，讲医药的也好，讲农业的也好，引经据典都离不开三玄、四书、五经。所以我前面就讲了，别看中国有那么多的典籍，但是汇总起来，都是有源可循的，这个源就是这些根本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