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诞辰129周年:《罗生门》“真相的迷失”与现实困境

3月1日是作家芥川龙之介诞辰129周年,这位作家在35年盛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让人唏嘘。

芥川死的时候枕边搁置有圣经、遗书与遗稿。他死于“精神绝望”,无法通过艺术完成个人灵魂的救赎,这是很多作家、艺术家的困境,这正如哲学家、神学家祁克果所说,无法完成信心的跳跃。芥川想寻找超验的价值,却最终被理性挡在了门外,这也是我身边很多艺术家朋友的疑惑:事实证明信仰能带来心灵安顿之所,但问题是它怎么能让人信有神呢?我们从小已经被植入了“无神”、一切靠自己的观念?

这中间就隔着“信心的跳跃”,走进那一道“窄门”,或许把人推进去真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有一股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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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不少作家死于自杀,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太宰治,还有芥川龙之介,这些作家的自杀犹如西方“诗人之死”,被赋予一种哲学上的美学,那就是“精神的绝望”。它与普通人生存上的困境、物质匮乏带来的绝望不同,这种绝望是一种“虚无”,不管他们人生取得多大的成功,但一种内在的“无根”会伴随着幻灭感,就像《传道书》所说:虚空的还是虚空,生命就像早晨的晨雾,到了晚上就消散,人生即或是“荣华富贵”也就短短70、80十年,最后肉体就像朽烂的枯木,有什么意义,这就是时间给人的困境,我们的存在会受时间和欲望的辖制,川端康成把日本禅宗文化“物哀”推向极致,用力表现“美之绚烂”,这种瞬间的永恒感受还是会随着感觉的消逝而去,它无法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

芥川龙之介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他生活在日本现代性与旧的文化观念交织的变革时代,而时常生发“美之嫌恶”,1927年7月24日,他在其寓所因服用过量安眠药而自杀。

《绝笔——致某旧友的手札》,把他当时的生活迷思呈现了出来,让我们得以窥视一个天才作家的决绝和他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洞见,当时的日本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变革之中,中国在百年前也经历了社会转型,但国家现代性至今还没有完成,近年来突然停止,这同样给人“模糊的不安”,甚至让人感到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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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龙之介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洞见,黑泽明把他的小说《竹林中》改编成电影《罗生门》,让我们看到在缺失了上帝在场,个人视角下的“真相迷失”。这也是现代社会的困境,同样的事实,但每个人都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来阐述事情的经过,从而把“罪责”推给其他人或者环境,这很容易就逃脱了对个人灵魂的追问,这也是现代小说只注重展示人性细节,不承担道德结果带来的问题。

“罗生门”可以看做是地狱之门,它是一座废弃的寺院,因战争、瘟疫,里面布满蛛网、蝙蝠、臭虫与死尸,一位被辞退的家将到罗生门避雨,遇到一位老妪正在从死尸头上拔头发,“他人即地狱”,陷入困境的两人,只因为一人比一人更不义,本想做盗贼的家将升起了制服老妪的勇气,老妇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反而为自己的生存辩护,由此激起家将的杀机,杀人后,家将隐入到昏暗的夜色中。

偷盗、抢劫、制造有毒食品,从僧人到乡野樵夫,还是《竹林中》受到盗贼凌辱的夫妻,他们不是走向同情、遮盖、爱,而是憎恶,每个人都从自利的动机寻找理由,这就是“善恶”掌握在个人手中带来的人的倾轧,杀人与自义,运行在每个人身上的是“力量的法则”,最后,杀人成了显示个人意志的终极方案。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任何事?

《罗生门》剧照

在《袈裟与盛远》中,芥川龙之介根据史实故事,写了高僧盛远在出家前如何没有任何恶念动机地杀人,故事很短,只几千字,但把一个好人的“情杀故事”写得冷冽清澈,堪比《卡拉马卓夫兄弟》,一个没有任何动机与杀人表情的谋杀可能更让人恐怖,因为他们直接把人当作了物。

不,盛远还说不上情杀,也不存在嫉妒,他在袈裟出嫁前爱过袈裟,但只是肉体欲念,几年后当他们重逢时,他已经从她褪色的容颜里生发出“嫌恶之心”,这或许是龙之芥川介对“美之易逝”、感觉之不可靠而产生的一种幻灭感。

而仅仅是因为自负、征服欲,盛远引诱了袈裟,在其欲望满足的一瞬后,盛远对袈裟没有生发爱恋之心,却是对女人毫无羞耻之心有了新的厌恶,为了摆脱这种厌恶,他于是对她说,把她丈夫杀了吧,女人在欲望驱使下,却一步步滑向犯罪深渊,结果要杀丈夫的盛远却误杀了袈裟,因其欲望的满足却愿意被欲望所虐杀,这是双重叙事,盛远后来皈依佛门超度袈裟亡魂。

这是芥川龙之介对“肉身成道”的质疑,所谓的“梵人合一”,不过是夸大人性,或者把人性拉到神性的高度,所谓的不死不灭,如果罪恶没有最终的解决,生命只是循环,最后这一切还是无解,因为欲望不会自动消失。

在《鼻子》中,他写了一位禅智内供,一心渴望往生净土,却因鼻子过长,带来不少烦恼,鼻子太长,这是一个事实,不仅带来生活上的不便,也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小说充满反讽,一个往生净土的智者,却陷入心理上的智障中,用了最可笑的方法,结果鼻子还是鼻子,长而不去,即或念经供佛,还是消除不了“渴望正常”的欲念。所以,龙之芥川介说“所有神的属性中,我最同情的是神不能自杀。”他言下之意是,只有死亡能消除人的欲望,欲望是趋向自利或者毁灭他人的力量,但都不可能是趋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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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他否定了靠“行为称义”的修行之路,在《绝笔》中,他也提到他的小说为何都是放在旧时代的背景下,而对于当下时代的社会背景,却故意不写,这是因为他不安于日本封建时代的影响力还在,甚至还作为日本现代性背后的精神结构性存在。

我们可以从《南京基督》,看到他的彷徨,比之芥川龙之介其他冷冽的作品,这篇小说却充满温情,一位苍白的中国少女宋金花,因生活所迫走上娼妓的道路,因她对基督的爱,其暗淡的生活有了亮光。

不料,金华却感染上恶性梅毒,她从此不接客,只专心静养、敬虔度日。金华其他的姐妹告诉她一个秘方,说只要带病接客,就可把梅毒传染给客人从而治愈自己,金华却不愿意把病传染给客人,只是更虔诚地向神祈祷。

一天深夜,一位外国客人走进了金华的屋子,客人似乎是喝醉了,金华害怕把病传染给客人,死活不顺从,把客人推出了屋子,在恍惚中,她看到了桌上的灯光,客人像是回到了屋子,继而变成了基督的模样,然后又像是畅游在天堂,让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爱的震颤。第二天,她醒来发现是梦,但病却好了,它确信自己被医治了,这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但芥川龙之介又对这种超自然产生了怀疑,他在在小说的结尾加上一个嘲讽的尾巴,这也是芥川龙之介最终没有成为基督徒的原因,尽管他看《圣经》,学习西方小说技巧,但他要的是西方文明成果,却难以走进塑造西方文明的信仰中,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遇到的问题。

所以,在《绝笔》里,芥川最终否定了“外力的救赎”,也否定了为生存而生存之路,“我是一匹人间兽,但是照我已经厌倦食色看来,大约我的动物力已经渐渐消失。我现在所住的,是冰一般清澄的神经的世界。”这就是人作为“动物生存性”的一面被满足后,人要往何处去的老问题?

从《鼻子》到选集附录《中国游记》,东方佛教、哲学不仅没有给他提供精神上的超脱,反而让他陷入到更深的绝望中,最后连基督信仰的微火也熄灭在个人的理性的审视中,而他对中国现实与文化人精神的批判,即使是放在100年后的今天,也让人惊叹!

其实影响中国人精神结构的是同样的灵,他从南京、芜湖、北京,一路上看到的是中国的苦力,国民不问老幼,只是唱着太平曲,文化遗老们热衷政治、整天讨论中国何处去,但并不关心中国人。

他的话很刺耳,但的确是基于现实观察,也说得诚恳,他说“如果目击了ZG国民的腐败,还能爱ZG,这不是颓唐已极的肉欲主义者,即是浅薄的ZG趣味的迷信者。”

不论是日本现实,还是中国现实,都让他看到了文化上的压制与物质的“虚无”,向上,是“宗教道德的自义”,向下是对肉欲主义的沉溺,于他,已没有意义,而中国人却从物质的迷恋找到现实变革的动力,肉身成道或者期待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昏君一人之天下”变成“豪杰一人之天下”,不得不说,他的观察极具时代性,思考也很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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