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金岳霖先生

我和金岳霖先生论交始于1927年。金先生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堂，比我高六班。但我们在清华只是先后的同学。我于1918 年考入清华高等科三年级时，金先生已经去美国四年了。金先生于1925年学成回国，1926年来清华任教。而我则于1927年回国，来清华工作。

　　我来清华工作后，长期和叶企荪先生同住清华北院7号住宅。我们纠集几位单身教员和一两位家住城内的同事，在我们住宅组织一个饭团。金先生是饭团最早成员之一。在抗战以前的十年期间，他一直住在城内，每星期来校三天。在校之日他住在工字厅宿舍，都在我们这个饭团就餐，就是这样开始了我们在清华、西南联合大学和北大三段相处的时间。

　　金先生是一位对工作十分负责的人。他认为，作为一个教师，教书是他的第一个职责。在他当年每星期来校上课三天的日子里，他得一早从城里赶车来清华园。这样，一部分的上午时间已经花在旅途上了。但他又不肯请注册组将他的课程全排在下午，以便腾出三天的一部分上午时间干他自己的治学工作。于是，他实际上每星期只有四个上午可供自己治学使用，因而他更珍惜这四个上午的时间，更严格地遵守他所自立的上午例行不见客和不干其他事务的规矩，而集中精力研读写作。他的习惯是先冥坐思考，有所得才笔之于纸。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这一习惯，绝不在这些日子的上午去走访他，以免吃闭门羹。

　　抗战时期，他把这一习惯带到了昆明。这个习惯有一次几乎为他带来了不幸。1938年8月，西南联大文、法两学院在蒙自上完第一学期课后，奉命搬回昆明。当时，昆明多数本省的专科学校因避免空袭干扰，都已于是年春间陆续疏散下乡开学。于是，西南联大得以借赁这些学校的校舍暂供理学院春季始业做教室和宿舍之用，并以之暂供安顿从蒙自搬来的师生居住之用。金先生被安顿在昆明城西北城厢区的昆华师范学校，我则被安顿在昆华师范学校北面城外二三百米处的昆华农业学校。联大在昆师借赁的宿舍楼有三栋。南北二楼为学生宿舍，二楼中间的中楼住了部分的联大教职员。1938 年9 月28 日，昆明受到敌人飞机在云南的第一次空袭。这次空袭被炸的地区恰为昆师所在的西北城厢区。空袭警报发出后，住在这三个楼的师生都按学校前此已作出的规定，立即出校，向北城外荒山上散开躲避。金先生住在中楼，当时还正在进行他的例行工作，没理会这警报。没想到，昆师正处在这次轰炸的中心，中了好几枚炸弹。联大所借赁的三座楼中，南北两楼均直接中弹。所幸的是两楼中的联大学生已全体躲避，无一伤亡。但不幸的是，有两位寄住在南楼、新从华北来昆明准备参加西南联大入学考试的外省同学，未受过空袭的“洗礼”，当敌机临空时，尚在楼上阳台张望，被炸身亡。中楼没中弹，但前后两楼被炸的声浪把金先生从思考中炸醒，出楼门才见到周围的炸余惨景，用他后来告诉我们的话，他木然不知所措。

　　空袭时，我躲避在农校旁边的山坡上，看到了这次空袭的全过程。我们注意到昆师中弹起火。敌机一离开顶空，我和李继侗、陈福田两位教授急忙奔赴昆师，看到遍地炸痕，见到金先生和另两位没走避的联大同事。金先生还站在中楼的门口，手上还拿着他一直没放下的笔。

　　我们在昆师、农校又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后来，金先生和我们十几个同事租了城内翠湖旁边一民房居住。但住了不长的时间，这一座小院子在另一次空袭中中弹被毁。我们收拾余烬，和另十来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同仁一起迁住清华航空研究所租而未用的北门街唐家花园中的一座戏台，分据包厢，稍加修缮，以为卧室。台下的池座，便成为我们的客厅和饭厅。金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李继侗先生、陈福田先生及我五个人合住在正对戏台的楼上正中大包厢。幸运的是，我们在这戏台宿舍里住了五六年，直至日本投降、联大结束，不再受丧家之苦。在这一长时期中，金先生又恢复了他的旧习惯，除上课外，每日上午仍然是他的雷打不动的研读写作时间——但他答应遇有空袭警报，他一定同我们一起“跑警报”。我们也照顾他的这一习惯，在大包厢最清静的一个角落，划出一块可以容纳他的小床和一小书桌的地方，作为他的“领地”，尽量不去侵乱干扰。他的力作《论道》一书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写出来的。

　　我回忆起来的另一件事，就是在抗战前十年中，每星期六下午在金先生家的茶会。在抗战前，金先生一直住在北京城里，其中有六七年他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一小院里。这座房子有前后两院，前院住的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夫人一家，金先生住的是后院。他经常于星期六下午约请朋友来他家茶叙。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习惯。他在每星期六下午都备些茶点在家恭候朋友的光临，而他的朋友也经常于是日登门作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有时也还有他心血来潮时特约的客人。我是常客之一。常客中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仁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我记得，在我作为常客的一两次，我就遇见了一些燕京大学的女学生。其中有一位就是现在经常来华访问的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学界中也还有外籍的学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六茶会上遇见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Walter B ．Cannon）博士。他是由他的（也是金先生常客）女儿慰梅（Wilma）和女婿费正清（John K.Fairbank）陪同来访的。此外，他的座上客还有当时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有一次，我在他的茶会上遇见了几位当时戏剧界的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另一次，我又遇见了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

　　抗战爆发后，后方颠沛流离的生活不允许有这种的闲情逸致。抗战胜利后，金先生不再离群索居，而从城内搬来郊外校内宿舍居住。他多年的生活习惯不能继续了。我不知道金先生是否会引此为憾事，但我相信这些过去曾为其常客、稀客、生客者倒会感到若有所失的。这雪爪鸿泥也只可成为留下的模棱记忆了。

　　（1993年5月于北京大学燕南园）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金岳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