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的思想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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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古代最早的杰出谋士，非姜太公莫属，姜太公精通韬略，熟知兵法，是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杰出韬略家和著名军事家。姜太公在古代典籍里是倍受赞扬的谋略名家，他的谋略思想和军事韬略影响了先秦的各学派，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和纵横等，皆追认姜太公为本家的思想代表，所以，他有“百家宗师”之美誉。

姜太公是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国的缔造者，齐文化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太公一生，在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建树，其中尤以军事最着，所以司马迁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得上兵家之鼻祖，军事艺术之渊薮。

一、军事思想

姜太公作为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一直受历代统治者崇尚，唐太宗、玄宗曾立“太公庙”，玄宗更追谥其为“武成王”，将其视为“武”圣人，宋神宗要求军事将领必读《太公兵法》。传世的《六韬》记录和传承了太公的军事思想。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吸收了《六韬》的精华，可以说，没有太公理论及其所开创的齐国兵学传统，就不会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谋高超、理论完整、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影响巨大的中国兵学理论学说。

“兵圣”孙武及其《孙子兵法》饮誉中外，堪称兵法之集大成者，其军事思想亦不乏借鉴太公谋略之处。举例说明：如《孙子兵法?虚实篇》有“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之句，而反映姜太公军事思想的《六韬?文韬?兵道》中即有“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之句；《孙子兵法?计篇》中“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与《六韬?龙韬?论将》中“将有五材十过”，“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相近；《孙子兵法》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而《六韬?龙韬?论将》亦言“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等等。

体现姜太公军事思想的着作有《六韬》、《阴符经》、《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等。其军事思想的高明与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是单纯地就军事而论军事，而是以高明政治家的眼光，将政治与军事、治国与理军紧密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加以论述。因此为历代所推重，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六韬》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武学教本，成为武将们必读的兵书。二千多年来，不断有人为其注释、讲解、校勘、阐扬，挖掘其思想的宏旨奥义，吸取其思想精华，经久不衰，至今愈盛，充分展现了其光辉的思想价值和不朽的生命力。

二、爱民思想

爱民之道，就是以仁义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如《六韬》载太公之言：“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六韬?文韬?守土》）就是说，要尊重民意，敬爱民众，聚合宗亲，行仁举义，就会受到民众的拥护和爱戴，这样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国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专任武力，不可横暴百姓，而要以仁义为本，修德禁暴。这就是姜太公和《六韬》重视文韬而不轻武略，把经国与治军作为整体而论的高明之处。他主张治国安民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顺民情。这就充分体现了姜太公治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地都是为了爱民。

三、举贤思想

《六韬?文韬》中《上贤》、《举贤》两篇，集中体现了姜太公的重贤、上贤、选贤、举贤的圣贤治国思想。姜太公认为，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尊崇德才兼备的贤人，抑制无才无德的庸人；任用忠实诚信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严禁暴乱的行为，禁止奢侈的风俗。因此，明君用人应当警惕六种坏事、七种坏人。六种坏事的危害是：“伤王之德”、“伤王之化”、“伤王之权”、“伤王之威”、“伤功劳之臣”、“伤庶人之业”。对七种坏人，绝对不可信用，即“勿使为将”、“勿与谋”、“勿近”、“勿宠”、“勿使”、“禁之”、“止之”。这就堵死了坏人干坏事、危国家、害民众的路径。

姜太公指出，要根据各级官吏的职能分工的要求来选取贤能，再根据各官职应具备的条件来考核官吏，鉴别其才智的高下，考核其能力的强弱，评定其政绩的优劣，使之名实相当。因此必须坚持选用贤才、任用贤才的标准。关于选拔任用贤才的标准，姜太公提出了“六守”，即：仁、义、忠、信、勇、谋，具备这六个标准的则为贤人。姜太公还认为，国君上贤、举贤，旨在任贤、用贤。如果上贤、举贤而不任贤、用贤，亦只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这种停留在名义上的上贤、举贤，是不会获其功而救其乱的，相反则会使世愈乱，以至造成国家的危亡。

四、理财富民思想

姜太公的理财富国、富民足民的发展经济的思想主张是全面而深刻的。《六韬?文韬?六守》载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宝。”六守：仁、义、忠、信、勇、谋。三宝：大农、大工、大商。这“三宝”在齐立国之后，也是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农工商同时发展，重点又是发展工商业，因而，后来的齐国才发展成为一个民富、国强的大国。

姜太公在“三宝并重”、“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广开财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他制定的“九府圜法”。所谓“九府圜法”，颜师古注云：“《周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可见，“九府”是“掌财币之官”。查《周礼》的“九府”之职能，就在于“通货币，易有无”。

姜太公的财政经济政策和理财富民思想，不仅为周朝的经济管理、经济监督、赋税收纳、货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而且为齐国的强大，为后来齐桓公和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如果没有周公的文韬和姜太公的武略，作为“小邦周”是很难战胜“大国殷”的；即使战胜了，也难以巩固，并创造出那样灿烂辉煌的周代文明。现在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研究姜太公的思想，正确评价姜太公的功业，对于深入研究探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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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约前1156年—约前1017年）姓姜或吕，名望、尚，字子牙，号飞熊，据传，他乃炎帝神农皇帝五十一世孙，伯夷三十六世孙。他是西周老资格的开国元勋，曾为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四代君王之师，被封为齐王。

前半生，姜太公经历曲折，漂浮不定，择主不遇，但他没有消沉和失望，他忍住性子，静心观察，等待时机，后来，终于于渭水之滨遇见西伯侯姬昌，被拜为太师。此后，他辅佐姬昌修德振武，振兴姬周。周武王继位之后，姜太公又辅佐武王伐纣，成为西周的军师，他指挥西周军队在牧野之战等战役中获胜，灭了殷商，逐渐使周朝兴盛。

周初，姜太公被封为齐国君主，在他的治理下，齐国日益强大，其德尚礼俗累世相续，为后来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奠定基础，可以说，齐国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与开国君王姜太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分不开的。

姜太公虽然年纪较大时才走上政坛，但他在文王倾商、武王灭殷时皆是首席谋士，他长期掌兵权，经历过诸多战事，是西周的开国元勋和四朝元老，其文幍武略非一般谋士或战将可比。姜太公有丰富的谋略思想，讲谋略，应该从他开始；姜太公指挥过牧野之战等战役，战场经验丰富，他既有实战经验，又有兵学理论，据传，他著有《六韬》《阴符经》《太公金匮》等书，是古代兵学理论的开创者之一。

史学大家司马迁曾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这就是说，后世讲兵学和谈谋略的，都把姜太公的思想作为理论来源。所以，说姜太公是谋略思想的先驱和兵家之鼻祖，是很有道理的。

第一，爱民、举贤思想是姜太公谋略和军事思想的政治理论基础。

谋略和军事思想一般都以一定的政治理论作为基础，谋略需有道义基础，兵学也要讲道义，而姜太公在讲谋略，讲兵学时，很注重仁义之道，他坚持爱民之道，注重修德惠民，主张采取顺民的政策。

姜太公说：“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六韬•文韬•守土》）这即是说，要尊重民意，敬民爱众，聚合宗亲，这才是仁义之举，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受到民众的爱戴，从而使天下和服。

在姜太公看来，要使天下和服，不必专用武力，不可蛮横对待民众，而是要以仁义为本，修德行，禁暴力，聚合宗亲力量，尊重民众，这才是治政的根本。

姜太公在《六韬》中，既重文韬又不轻武略，把治国与治军统一起来，以德治为主，用武为辅，强调持仁道，施仁政，重教化，顺民情，合宗亲。这即是姜太公以仁义为本，以爱民顺民为基本原则的治政方针，而这也成了姜太公讲谋略、论兵学的政治理论基础。

姜太公的这一基本立场为后世的谋略家们立了一个根本原则，主张讲谋略、论兵法是要守准则有底线的，讲谋略不是不择手段，论兵法不是没有底线，阳谋比阴谋更受推崇和赞扬，擅长于耍阴谋弄诡计的，往往不会有好结果。

除了坚持爱民、顺民之外，姜太公的另一重要的政治主张是十分重视举贤用能。在《六韬•文韬》中，专门设《上贤》和《举贤》两篇来阐述举贤用能的理论。

在治国理政的策略上，姜太公坚持以圣贤治国的政治方针。姜太公认为，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尊重有德有才的贤人，不用无德无才的庸人。在用人原则上，姜太公主张任用有忠心讲诚信的人，清除虚伪奸诈的人；强调要禁止粗暴混乱行为，制止奢侈浪费风气。

姜太公提醒明君在用人时务必要警惕坏人干坏事，他特别指出有六种危害必须避防：一是“伤王之德”，二是“伤王之化”，三是“伤王之权”四是“伤王之威”，五是“伤功劳之臣”，六是“伤庶人之业”。（《六韬·文韬·上贤第九》）

在姜太公看来，大臣中若有大修宫室池榭且喜欢游玩行乐的，就会败坏君主德政；民众中若有不从事农桑，仿效游侠，违犯禁令，不服管教的，就会败坏君主教化；群臣中若有结党营私，排挤贤智，蒙蔽君主的，就会损害君主权威；士宦中若有自高自大，嚣张跋扈，里通外国，不尊重君主的，就会损害君主威严；群臣中若有轻视爵位，藐视上级，并以替君主冒险为耻的，就会打击功臣的积极性；宗族中若有好抢硬夺，欺贫压弱的，就会损害危害民众生计。

此外，姜太公还提醒君主要警惕七种坏人：一是没有智谋的人，为了获取高官厚禄而持勇蛮横，为了一己私利而轻率赴战，想靠侥幸立战功，君主切勿让这种人为将帅；二是有名无实的人，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花言巧语，不讲别人好处，专揭别人短处，投机钻营，君主切勿与他们共谋大事；三是外表朴实，实却是沽名钓誉之人，他们假质朴，真虚伪，旨在图利，对于这种人，君主切勿与之亲近；四是衣着讲究、博文善辩、巧言令色之人，他们实际上是奸佞之徒，君主千万不可宠信他们；五是鲁莽轻率的亡命之徒，他们为了贪图官爵俸禄，不顾大局，不计后果，对于这种人，君主切勿重用他；六是喜欢精雕细刻，执迷于玩弄奢华工艺的人，他们会妨害农业生产，对于这种人，君主必须严令禁止他们的奢侈行为；七是使用巫术、咒语来蛊惑人的人，他们迷惑、欺骗善良民众，君主务必要禁止这类人的行为。（参看《六韬·文韬·上贤第九》）

所以，在姜太公看来，人才必须能各就其位，各尽其责，民众若不尽力劳作就不是好国民，；士人不忠诚守信就不是好士子；朝臣不忠诚直谏就不是好大臣；官吏不公正廉洁就不是好官吏。良相须能富国强兵、维护君权、整肃纲纪，严赏明罚，使民安居乐业；君主必须入神龙之首，能高瞻远瞩，能洞察秋毫，能审慎聆听，能杀伐果断，能深藏不露，让臣民感到深不可测。

最后，姜太公提出了举贤任能的标准，强调贤人必须能“六守”，即能守住：仁、义、忠、信、勇、谋。只有具备这六个标准的人方为贤人。姜太公还认为，君主治国，贵在举贤、用贤，若举贤而不用贤，便是在用人策略上无名无实，这不仅不能治乱，而且有可能使乱更乱，对治国有害而无利。

姜太公的举贤用贤的原则是保证谋略遵循仁义原则和使谋略行之有效的重要政治措施，也是保证将帅忠心、忠诚和守信的基本原则，这是对兵学的内容有了道德的底线。

第二，权谋论和谋略方法是姜太公谋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姜太公有深妙的权谋思想，而且，他的这种权谋思想是与他的爱民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把君主的权谋与修德爱民的德行联系在一起。

姜太公强调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六韬·文韬·文师》）这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权谋理念，掌握天下权力的人不是君王的特权，而是“同天下之利者”才有权得之，爱民顺民，有德性，才能掌控天下。姜太公的政治实践就是“阴谋修德以倾商政”，他之所以辅佐西周两代君主灭商兴周获得成功，就是在于能修德爱民，这是姜太公权谋思想的本质，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实践。

推翻商朝，建立周朝，不仅仅是抢夺天下，掌握最高权力，而是建立一种政权能体现爱民、顺民，能让民众获得利益。

在《六韬》的《文师》《发启》《文启》《顺启》等篇章中，姜太公反复阐述了“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深刻道理。能修德爱民，能归利于民，这才是君主统治的根本之道。太公被封齐之后，他以“好德而归利”的原则来治齐，其所推行的治政方针便是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原则来治理国家的。姜太公认为，能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能予人以生利，能施行仁义道德，才能使天下人归服。因而，君主必须能行仁义，与天下人共利害，为天下民众兴利除害，与民同生死，共忧患，才能使万民归心，使天下人欢心。

《六韬》的基本权谋思想是提醒君主要行仁修德，利民惠民，极力反对君主采用暴民、虐民的政策。

姜太公把爱民而非害民，仁政而非暴政等看成是君主施行权谋的根本原则。姜太公在辅佐文王、武王伐商兴周时坚持这一原则，在管理齐国的政治实践中，也坚持这一原则，可以说修德爱民是《六韬》君主权谋论的根本思想。

其次，姜太公阐述了君王必须具备的品德和治政的基本素质。

姜太公对国家的治乱兴衰的原因有过仔细的分析，在他看来，国家治乱兴衰不是由天命决定的，而在于国君的贤明与否，如果国君贤明，那么，便能使国安而民治，自然是国家兴旺，而如果君昏庸，便会使国危而民乱，国家自然就会衰落。姜太公说：“君主不贤，则国家危亡而民众变乱；君主贤明，则国家安定而民众顺服。所以，周家的祸福在于君主的贤与不贤，而不在天命的变化。”（参看《六韬·文韬》）姜太公以帝尧等前世贤明君王为例来阐明君王贤明而国泰民安的道理。

而贤明的君王必须具备必要的品德和基本素质。

当文王问到君王该如何治理好天下时，姜太公回答说：“器量要盖过天下事，才能包容天下事；诚信要盖过天下人，才能约束天下人；仁爱要盖过天下人，才能怀柔天下人；恩惠盖过天下人，才能保护天下；权势盖过天下人，才不会失去天下；遇事要坚决果断而不能犹豫不决，犹如天体运行、四时更替，不过改变。”这就是君王必须具备的气度、修养、品德和心理素质，具备了这些因素才能治理好天下。

此外，君王要治理好天下，必须与人同利，顺应民心。他强调说：“为天下人谋利益的君王，天下人就欢迎他；使天下人受祸害的君王，天下人就反对他；使天下人遭到杀戮的君王，天下人就会仇视他的暴政；顺应天下人意愿的君王，天下人就归依于他；为天下人带来贫困的君王，天下人就憎恶他；能使天下人安居乐业的君王，天下人就会认为他是可以依靠的；给天下人带来危难的君王，天下人就把他视为灾星。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占有治理天下的君主之位。”（参看《六韬·文韬》）

姜太公把这些品德和素质看成是君王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所以，只有贤明君王才能治理好天下，而昏庸的君王是治理不好天下的，不具备贤明君王必备的品德和素质，即便是暂时得到了天下，也会很快失去的。

再次，姜太公论述了战胜了敌人的具体谋略方法。

当文王问到如何用谋略来进攻敌人时，姜太公对使用谋略的具体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述，他首先阐明了使用谋略的基本准则，这就是要严格保守秘密，他说：“用谋略方法战胜对手，至少有十二种方法，但要使谋略发挥实际效用，务必要严格保守秘密，否则，谋略将失效。”（参看《六韬·文韬·文伐》）

接着，文王仔细分析了使用谋略的十二中方法，他说：

“第一，要根据敌人的喜好，满足其欲求，使他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那么，邪恶的事就会跟随着他发生，我方如能巧妙利用地方的这一弱点，并采取措施促使他更邪恶，将来就能消灭他。”

“第二，要拉拢敌方君王所宠爱的人，减轻其对我方的敌对情绪，进而争取让他为我方说话，这便可达到分化敌人的目的。若能让敌方君王所宠爱的人怀有二心，那么，便可削弱地方的国力和军力，若敌方朝中没有明眼人看出，敌方必陷入危亡险境。”

“第三，要舍得用很多银子去贿赂敌国君王的左右近臣，与他建立深沉的友情，使他虽身在敌国朝中，却能受我方感情方面的牵制，长期下去，敌方必遭受祸害。”

“第四，要促使敌国君王更骄奢淫欲，使他更荒唐更奢侈，送大量珠宝、美女供他娱乐，用有诱惑的言辞来打动他，顺从和迎合他，让敌国君王不会警惕我方，我方实施计谋便能更易成功。”

“第五，要尊敬敌国的忠臣，但只能送给他们微薄礼物。这能使敌方忠臣在来与我方交涉时能故意拖延时间，不那么快答复。若此举已引起敌国君主怀疑，甚至要换人来交涉，便应随机应变，表示友好，以修好两国友情。此举能使敌国君主疏远他的忠臣，而我方便能继续用计谋来获胜。”

“第六，收买敌国朝中权臣，离间其朝外大臣，使敌方有智谋的大臣背着他的君主与我方联络，造成敌国内部相互倾轧，使敌方衰亡。”

“第七，要加重贿赂，阻止敌国君主对他国图谋，要暗中收买国君王的左右大臣，使敌国君臣忽视农耕生产等，使敌国缺乏粮食，没有军粮。”

“第八，先用贵金重银贿赂敌国的大臣，进而与其共谋，许给予利益，让其明白很有好处，使其因贪利而为我方所用。敌国大臣成了为我方效力的大臣，敌国焉能不败？”

“第九，表面上要崇敬敌国君王，不要给他予难题，要吹捧他的威权，促使他自我膨胀，让他妄自尊大，使他轻视他国，这自然能使他的国家走向衰败。”

“第十，要卑谦地对待敌国君主，取得他的信任，进而获取真实状况；要顺着他的意志，满足他的要求，表现得如兄弟般的亲密，这样才能等待时机，以上天的名义灭了他。”

“第十一，要在国内做好征战的充分准备，却在表面上则假装贫弱；要秘密招纳敌国的智谋之士，使其能和我方共谋大计；要招收敌方军中勇士，而表面上让他们保持原来的样子，把敌国智士、勇士争取过来，为我方所用，如此一来，敌国君王耳目也就蔽塞了，敌国还能长久吗？

“第十二，要扶植敌国的乱臣，以扰乱敌国君王的统治秩序；要以美女淫声来惑乱敌方君王，使其意志弱化；要送给他骏马良犬，使其身体疲惫；要以大好形势来诱惑他，使他骄傲狂妄，如此一来，便可等待有利时机，携手他国来围攻他的国家。”（参看《六韬·武韬·文伐》）

姜太公认为，若能用上面的十二种谋略方法来对待敌国，并将这些方法运用妥当，那么，便可以放心地用兵进攻敌国，获胜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姜太公的名气太大了，流传的故事很多，他的名称也比其他的历史人物多，比如，他亦被称为太公望、师尚父、太公、吕尚、吕望、姜尚、姜太公、姜子牙等，撇开神话故事中所渲染的神一般的人物不说，姜太公被公认是古代谋略的鼻祖，他的谋略思想对于后世有重要影响，同时，他也是早期比较系统兵学理论的阐述者，有人称他为“兵家之父”，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说过：“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司马迁还说，周朝灭纣前，天下三分，其二归于周朝，“太公之计谋居多”（同上）。姜太公钓鱼的故事家喻户晓，姜太公年轻时在殷商朝廷做过官，他屡谏帝纣而不被采纳，遭纣王忌恨，便离朝躲在东海之滨，在乱世中一直在寻找明主，直到于尚湖垂钓，遇到了明君周文王，七十多岁时的姜太公才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政治军事生涯。

姜太公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谋略早期的典型代表，流传中的故事表明姜太公遇到了文王便表现出非凡的谋略。

据传，周文王见姜太公在钓鱼，便问：“老先生乐于钓鱼吗？”姜太公回答：“臣闻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今我垂竿而钓，与此十分相似，并非乐于钓鱼。”文王又问：“钓鱼与志趣有什么相似之处？”姜太公答道：“钓有三权：禄等以权，死等以权，官等以权。夫钓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观大矣。”（《六韬*文师》）这就是说，钓竿在手，有三种权力可以选择，要么以厚禄来激励和掌控人才；要么以威胁的办法来约束和掌控人才；要么以高官显位来降服能人才。

文王谦虚地恭听着，姜太公见他在聆听，便继续说：“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参看《六韬·文韬·文师》）这就是说，用鱼饵来钓鱼，鱼便可以捕杀来烹食；用爵禄来网罗人才，便可以让人才竭尽全力；以家为根基取国，国可夺取；以国为根基取天下，天下会被征服。这便是《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记载的故事。《史记》称：“吕尚……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

姜太公钓鱼

传说认为，正是姜太公的话打动了文王，让文王了解了很多治政谋略，文王与姜尚经过促膝谈心之后，都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于是，姜太公开始辅佐文王，为明君奉献韬略，同时也施展其宏大的抱负。

其实，姜太公在兵学方面的贡献，与他在政治谋略方面的贡献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中国古代兵书的许多重要的理论原则大都可以在姜太公的兵学中找到理论萌芽，后世的军事家们，都很注重对姜太公军事理论的继承和发挥。比如，被传是记录了姜太公兵学思想的《六韬》，是历代军事家们所积极借鉴的兵学著作。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如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和吸收过《六韬》的思想精华。

《六韬》记载着姜太公的主要军事理论应该是真实的，《隋书·经籍志》在记载《六韬》时，题为“周文王师姜望撰”。1972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发掘出了《六韬》残简，有专家学者将其与存世的各种《六韬》版本进行校勘，这基本上能否定《六韬》的伪作之说，因为在汉武帝以前，《六韬》便已流行，该书中所记录的应该是姜太公的军事理论。

可以说，由姜太公所开创的齐国兵学理论传统，是孕育后来中国博大精深的兵学理论和学说的早起文化土壤，太公兵法开启了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兵家学说，使古代兵学成了中华民族非常靓丽的文化智慧。

首先，姜太公留下了深刻的军事思想，历来传播着，《六韬》《阴符经》《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等便是体现姜太公军事思想的著作，这些军事著作不仅讲兵法，而且还把兵法与政治谋略、国家政策和外交问题等联系起来进行阐述。

姜太公画像

姜太公的兵学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仅就军事而论军事，而是从政治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讨论军事问题，这种兵学研究的开阔视野或许影响了孙武对于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探索，孙武曾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这便是吸取了姜太公关于把军事与国家联系在一起阐述的观点。

姜太公的兵学著作历来受军事家们的重视，这表明了他的兵学思想的深刻性和富有启发价值，比如，《六韬》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成了官方颁布的武学教科书之一，成为当时武将们必读的兵书，这足见《六韬》在兵学理论中的分量。

其次，虽然孙武被称为“兵圣”，但他关于军事战略和战术的一些观点，显然是对于姜太公的兵学理论有承继关系的。

比如，在《孙子兵法·计篇》中，孙武论述了将帅军的“五材”问题，认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是孙武论将帅的非常重要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其实在姜太公的《六韬·龙韬·论将》中早有论述，姜太公在《论将》中说：“将有五材十过”，而其中的“五材”即指“勇、智、仁、信、忠也”。不难看出，孙武的观点与姜太公的观点有相近之处。

再如，《孙子兵法·虚实篇》中阐述了“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观点，而姜太公的《六韬·文韬·兵道》早就有类似的论述，姜太公曰：“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这同样是强调“出其不意”，两者的论述是相通的。

还有，上面所举的关于“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一段话，是《孙子兵法》中的重要论述，是关于兵学和兵法的基本理论之一；《孙子兵法》还提出关于“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的观点，而姜太公的《六韬·龙韬·论将》中，读者可以看到过很相似的阐述：“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

此外，《孙子兵法》的《势篇》讲奇正之道，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而《六韬》的《军势》中记载：“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定见也。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不制者，兵也。’”显然，两者有相通之处，都讲奇正结合，都强调用兵要出奇制胜，用兵要有灵活性。

若仔细对比，《孙子兵法》的兵学观点中，还有不少与《六韬》有思想渊源的关系的，孙武借鉴过姜太公的兵学理论，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再次，中国古代兵法中有一根本观点是非常有价值的，那就是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柔武”兵略，而这种观点是由姜太公明确提出来而后被后世军事家所继承的。

姜太公认为：“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六韬·军势》）这种“上战无与战”的主张是非常可贵的，强调战争的指挥者要尽量做到兵不血刃而获得全胜。而关于如何才能做到“上战无与战”呢？

姜太公提出了种种策略，比如，对敌要“亲其所爱，以分其威”，说白了就是要拉拢亲近敌方将帅身边的亲信，以削弱他的权威。再如，对敌要“收其内，间其外”，即收买敌方朝中的大臣，离间敌方在外作战的将帅。又如，要示敌以假象，“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欲其西，袭其东……。”这些策略即便是在现代，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军事观点。

这些属于姜太公所主张的“文伐”的策略，在《文伐》中，姜太公列出了十二中策略，比如投其所好，让敌人产生骄傲情绪；分化拉拢敌人的亲信，让敌方将领失去权威；贿赂敌方将领的左右亲信，让其身在敌营心在外；用珠玉、美人来腐蚀敌人，使其失去战斗意志；挑拨敌方忠臣与君主，制造矛盾；收买敌人的内臣，离间敌人在外的将领；用计使敌人轻视生产，使其没有蓄积；假意与敌人缔结友谊，以此来麻痹敌人；故意尊崇敌人，示之以卑微，促其骄怠等等。这其中的一些策略，成了后来《三十六计》中所阐述的兵家谋略，《六韬》很早就有奇妙的军事韬略了。

还有，在姜太公看来，王者之道是要善于韬光养晦的，他说：“夫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文韬》）所以，为将者当是“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隐而不露才是高明的，“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博，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只有善于隐藏不露，才能让敌人感到神秘莫测，才是妙招。

后世对姜太公的评价是很高的，甚至渲染得很“神”，很早的玄幻《封神演义》对姜太公的描绘是很神奇的，姜子牙的神话形象家喻户晓，他三次魂游昆仑，总能起死回生；他屡破敌阵，总有妙招；他登台封神，威武无比。

其实，不仅民间对姜子牙赞誉传播得很广，而且，有些朝代的最高统治者也对姜太公推崇有加，赞誉多多。比如，唐太宗即位之后，面对着内患未除，外敌未服的局面，需要有“神人”来助，于是，他极力推崇姜太公，在磻溪大建太公庙，并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而且，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要专门到太公庙祭祀，出师仪式开始前，文武举人应诏时，都要先去太公庙拜谒。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太宗追谥姜太公为“武成王”，姜太公也成了闻名历史的“武”圣人。

清代封疆大吏和湘军名帅胡林翼曾评价说：传为姜太公所作的《三略》中，阐述了深刻的重用贤才的思想，即“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罗其英雄，则敌国穷”，“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

近代著名将领蔡鄂说：《三略》重视运用奖赏和惩罚两手，强调“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

这些都表明，姜太公的兵学思想在中国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对军事家们有重要影响，太公兵法至当代，仍是有可借鉴之处的，值得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