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馥信札中的贵潘往事
□沈慧瑛
2017年下半年，整理顾笃璜先生捐赠的过云楼藏晚清民国手札时，发现大部分是苏州贵潘亲友间的通信，于是产生了单独整理、出版这部分书信的想法。2019年夏天，与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联合启动《贵潘友朋信札》的点校工作，历时一年半，于近期正式出版。《贵潘友朋信札》收录潘世恩、潘祖荫、潘霨、刘瑞芬、钱应溥、钱鼎铭、彭祖贤、杨泗孙等161位作者的795通书信，收信者多为潘馥，主要反映了同光年间的重大事件、官场生态、社会活动、人情往来、家族管理、子女教育等各方面内容。贵潘虽为江南望族，但潘馥为长房蓼怀公之后，他们这支并没有像四房贡湖公的后代潘奕隽与潘奕藻兄弟、潘世恩与潘祖荫祖孙那样显赫，故长期以来寂寂无闻。《贵潘友朋信札》的面世，诚如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茂明博士所言：“这是苏州潘氏研究的一个新宝藏，为全面了解潘氏提供了大量第一手鲜活的资料。”
苏州是江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也是最江南的文化名城，素有崇文重教的传统。潘氏家族于明末清初定居苏州，融入吴地文化，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成为科甲兴盛的名门望族，构建了庞大的社会关系，并“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宗族意识和规范的宗族组织，从而使得潘氏宗族形成了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因此，举人出身的潘馥作为潘氏大家族一员，分享着潘世恩那支的权力网络，拥有着广泛的朋友圈，又因个人活动能力超群，与潘霨一起成为蓼怀公支的核心人物。通读目前所保存的潘馥友朋手札，可知其交游广泛，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丁日昌、广东巡抚刘瑞芬、湖北巡抚彭祖贤、刑部尚书庞钟璐、工部尚书钱应溥、湖南巡抚邵友濂、建昌兵备道陶文潞、大理寺卿赵佑宸等朝廷官员均有交谊，又因不少书信形成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故对政局与时势均有涉及。
江苏被太平军占领后，各地兴办团练自卫，工部尚书、大学士彭蕴章向朝廷推荐潘馥、顾文彬、潘曾玮、杨庆麟等人帮办团练，由团练大臣庞钟璐“委差”。潘馥、潘曾玮、吴云、应宝时等江浙官绅齐集上海租界，因其利益的高度一致，共同为镇压太平军而出谋划策。追随李鸿章的无锡人杨宗濂及时将战况告知潘馥：“昨阅方伯（布政使）致少帅（指李鸿章）函，知华尔攻克高桥，以少胜众，可谓神勇。廷旨叠催少帅东下，不啻十二金牌。皖省粮台无饷可发，少帅盼望沪饷如渴思饮，方伯书中却允筹解，未识此时委解在途否？……少帅东下非特饷不足，子药亦不足。水陆两军须用七八万斤火药，此地仅有二三万斤，尚不敷水军之用。”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历来是清廷征收赋税的富裕之地，因此唯有收复江苏，才能确保财源滚滚，为当局提供经济保障，从而让形势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鉴于当时清兵战斗力薄弱，顾文彬与潘曾玮提出千里借兵的计策，得到众人的首肯，他们派出潘馥、钱鼎铭等人奔赴安庆借兵，向曾国藩详细汇报江苏局势及官绅们的愿望。李鸿章、程学启文武两员大将应命出征，奔赴上海，其中李鸿章之弟李鹤章与程学启“各分统一路”。
十余年后，李鹤章因旧伤复发而过世，彭蕴章之子彭祖贤致信潘馥等人，要求联名上书，为建立李鹤章专祠呼吁，并将其史迹“宣付史馆”。彭祖贤在信中陈述往事：“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当同治二三年间，经合肥爵相（指李鸿章）次第攻克，固由爵相调度有方，尤赖季荃方伯（指李鹤章）勠力同心，不避艰险，身先士卒，所向无前，故得连拔坚城，肤功迅奏，俾三吴人士重睹升平，东南财赋之邦复为我有。事平论定，其战绩固昭昭在人耳目间，追思捦渠扫穴之勋，宜伸崇德报功之义。现与恽莘农、松云两观察酌商，拟由我吴五府州绅士备具公呈，吁请大府据情入告，于各府州捐建专祠，并将事迹宣付史馆……”彭祖贤的建议得到潘馥等人的响应，又得到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支持，最终光绪皇帝同意“于立功地建专祠”。先于李鹤章过世的钱鼎铭在潘馥的关心下，也获得建专祠的荣耀，其子钱溯耆向潘馥表达感激之情：“先严一生得以表彰不朽，九原定当衔感……此事全仗老伯大人主持，玉成美举，淋漓椽笔，感动天地。”然立祠并非易事，钱溯耆在另一通信中向潘馥诉苦：“先敏肃公专祠以去岁赔累匪轻，诸形竭蹶，至今未能兴办。”钱溯耆家族并非小门小户，他的祖父钱宝琛曾担任湖南、江西巡抚，父亲钱鼎铭任过河南巡抚，但战争严重影响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生活，以致钱氏无力兴办专祠。
钱溯耆这样的官家子弟尚且如此，遑论普通民众。苏城典当业发达，但战后一蹶不振，潘馥的堂弟潘钟瑞说，“乱后凡在苏地典业赋闲者，约三万人，除去死亡几分，他徙几分，改业几分，现在尚约三四千人，而只开两店，极多不及百人，故有举子科场之喻。”就业难，生活难，潘馥的亲友们也遇到同样的难题。战事结束，他们即将搬回苏州，但家中房屋破败，修屋要钱，此时他们有的连搬家费用都没有着落，“何论修屋？”潘钟瑞在信中如实报告家中情形，除了正屋要维修外，老账房楼屋欹侧，外面墙垣尽倾，“门房朱成衣不能住宿”，不得已请匠人砌好门房内墙并牌楼，然后清理夹弄、天井，但已无力更换即将烂坏的椽柱。一通通书信，与潘馥讨论共用房屋的修葺事宜，核算费用“共须四百千，尚有余零，修理不在其内。”最终潘馥与潘嘉穗兄弟主动承担“三百千之多”，不足部分由堂兄弟潘茂先、潘钟瑞垫付，这些书信透露了世家子弟的悲凉。
潘馥的族兄潘霨因医术起家，被朝廷破格录用，官至湖北、贵州巡抚，他与潘馥关系亲密，经常在信中推心置腹，长篇大论讨论家事国事。同治元年十一月，潘霨出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这是山东首个开埠口岸烟台的东海关监督一职，属于肥差，故他的日子过得十分滋润。他重情重义，宗族观念强，长期慷慨资助族人，如本该由各房支付的修坟植树费用，因族人困难而由他一人支付。但他有所为有所不为，曾向潘馥表明态度，说自己“万不敢居赡族之名，以误人误己”“如近支中有实在穷苦而安分者，自应从优酌给”。但对那些不求上进、沉溺烟花的子弟，则不愿提供资助。他聘用数十位包括族内兄弟在内的苏州人，从事关务工作，摈弃品行不端、能力不足之辈，但对那些熟悉关务、通晓洋文的人才，则开出每月束脩二十四两银子的高薪。
《贵潘友朋信札》传递着晚清政坛和潘氏家族的众多信息，尤其让我们了解潘馥帮办团练、千里借兵、办理布捐、为人排忧解难、擅长篆刻等经历和才艺，以及他与朋友圈的交往，他的生平不再是族谱中的寥寥几笔，而是鲜活生动起来。往事悠悠，贵潘亲友们书写的一个个文字犹如一朵朵浪花，在历史长河中泛起阵阵涟漪。